香港二樓書店 > 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

序文

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是高嘉謙教授繼《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2016）推出的新作。高嘉謙專治晚清及民國古典詩詞、現當代台灣與馬華文學，由此探討一系列問題：現代文學的「古典性」辯證；華語與中文文學的競合關係；「文」學作為知識生產及情動資源的可承應性（affordance）；以及其「世界中」的呈現。這些問題多以南洋——東南亞——華人社群或地景為焦點。

　　在近現代文學領域中，高嘉謙的研究範疇並非主流，但他卻樂在其中，而且頗有所得。近年有關文學越界的話題不斷推陳出新，他反而得風氣之先。《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一書的關鍵詞，「海洋」、「航道」、「風土」、尤其「南洋」等，無不已是學界新寵。在此之上，高嘉謙叩問，為什們古典漢「詩」可以涵蓋這些課題？在「海上絲路」成為老生常談的今天，什麼又是「海國詩路」？

　　《海國詩路》探討十七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東亞到南洋漢字文化圈的行旅，使節、商貿、移民、征伐的海上經驗，以及著陸的地方風土特色。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從琉球到印尼海域；就地理維度而言，從北緯27度到南緯11度。這片廣大的水域參與了全球大航海時代的動盪，成為亞洲進入現代的核心現場之一。海洋的流動特性開啟了域外交通多元面向，也沖積或侵蝕國家、族群、文明的邊界。明清以來的地理標記，不論是帝國或異邦，人種或物種，都必須重新審視。「海國」視界於焉興起。

　　高嘉謙選擇漢詩作為進入這一場域的方法，不僅緣於在中國及海外漢字文化圈內，傳統的「詩」一向被視為營造知識，鏈接情感，投射史觀的基礎，更因為詩所代表的符號力量——「文」的力量——形塑了華夏文明的核心。在「想像的共同體」成為當代流行論述之前，詩已經召喚出古典的想像共同體。藉著由格律典故和無盡展衍的吟哦應和，詩的傳遞使今古連成一氣，天涯有若比鄰。然而過去三百年東西海路大開，古典詩的行旅果真能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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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國與詩路之間所產生的適切性與緊張性，正是本書的關心所在。高嘉謙一方面觀察古典詩詞如何因應域外時空環境、新奇事物，延伸傳統的合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見證詩本身所象徵的（華夏文明想像）共同體正經歷空前挑戰。擺盪在兩極之間，詩作為傳統的「超穩定結構」顯露處處裂縫。以往視為當然的觀念或價值，像是內與外，華與夷，文與野，天下與國家等，都因此投向新的座標。

　　本書討論的案例包括康熙末年徐葆光奉使琉球的見聞錄，十九世紀興起的新加坡民間「粵謳」風情；十八世紀末移居印尼的閩人王大海的風土敘事，十九世紀末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如左秉隆、黃遵憲等的雜事詩、竹枝詞。還有二十世紀初華校傳承詩教的血淚記錄。這些研究歸納為三個方面——技術、聲音、與華夷風土；使節、地方感與地緣政治；華教的詩與史，創傷與記憶。

　　高嘉謙的《遺民、疆界與現代性》也處理漢詩與海外漢字圈內，國族或文化現代性消長的問題。《海國詩路》延續了類似關懷，但視野陡然放開。兩書對讀，我們立刻明白他這些年治學的新意。《遺民、疆界與現代性》專注十九世紀中葉後，漢詩如何成為離散海外者的精神載體，表達不同情境裡的「遺民」意識。案例包括臺灣文人丘逢甲、王松、洪棄生等人乙未割台後，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悼念；戊戌政變後，康有?遠走新、馬的始末；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南洋以及神秘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印尼的悲劇。

　　相較《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海國詩路》恰恰點出，來往東亞、南洋海域上的不只是遺民，還有商旅、使節、移民，以及成千上萬的勞工。他們縱然懷抱家國之思，但眼前的汪洋大海、還有登陸後的所見所聞，才更攫取他們的注意力。不論暫駐或久居，他們必須思考未來。或安身立命，或另謀出路；即使民族大義也必須置於新的時空框架重新定位。徐葆光出使琉球，以詩為測繪海景、描摹器物的方法；南洋粵謳、竹枝詞的盛行意味到了海外，漢詩也得「走向民間」，融合世俗生活與異國情調。另一方面，太平洋戰爭期間，已經逐漸式微的漢詩突然「再政治化」，銘記華教薪火傳承的血淚。

　　高嘉謙指出，如果遺民借由傳統詩歌形式表達與文明或宗法的密切關聯，《海國詩路》裡的案例指向其對話面：即詩歌如何走出「詩國」疆域，循著多方航道，發現「海國」天地。換句話說，如果遺民詩學藉由詩——以及詩所賴以安頓的符號系統，「文」——證成華夏文明即使花果飄零，也必能靈根自植，高嘉謙主張在華夏的遠方，海國詩學湧動著豐富的華夷關係。相對傳統藉由詩、文所具象化的「華夷之辨」，他更著眼「華夷之變」。

　　「辨」是畛域的區分，「變」指向時空進程的推衍，以及文與文明的彰顯或渙散、轉型或重組。無可諱言，當漢詩從華夷之「辨」的判准轉?華夷之「變」的平台，它的潛能必然遭受考驗。但與其說華夷之變是有關非此即彼的「差異」，不如說是一種你來我往的「間距」（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的?法）。間距並非產生一刀兩斷的差異，而有移形換位的脈絡，那是「詩」——「文」或其符號結晶——的從有到無、或從無到有的痕跡。

　　在漢詩編碼和解碼的語境裏，高嘉謙觀察「潛夷」和「默華」如何回應中國。清代中葉王大海旅居印尼海域十年，甚至入贅土著家族，他的記錄每以華與夷、番、蠻、鬼等作?界定自身種族、文明優越性的方式。殊不知身在異地，易地而處，華人自身已經淪?（在地人眼中）他者、外人、異族——夷。太平洋戰爭時期，鍾靈中學師生捍衛華教，死而後已。管震民以漢詩詮釋古典的氣節與風骨，竟然體現在域外華人身上。

　　《海國詩路》關注政治、文化隨時空流轉而生的華夷之變，也關注時空座落所在的環境與自然的徵候。左秉隆、黃遵憲等清代使節駐蹕南洋時雖然寫下大量酬唱詩文，也每每對周遭事物投以有情眼光。海上和島嶼自然生態如季風、土地、氣候、水草，還有地方風俗民情紛紛入詩。從山風海雨到到物種聚落，從草木蟲魚到習俗傳說，各類篇章所形成的博物世界與生活形態，構成所謂「華夷風土」。

　　儘管自然亙古存在，在漫長的歷史軌跡裡，人與環境互為因應，所構成的生存模式和價值、信仰體系形塑了風土的特色。這一特色有其生成的邏輯，但卻不是必該如此的命定。同樣的天氣，在不同人種文化詮釋下，有了不同的感受和對應方式。南洋海域的貿易風冬夏風向相反，影響島嶼生計，造就特殊航運文化，就是一例。高嘉謙引用法國地理學者邊留久（Augustine Burque）和日本思想家?哲郎的觀點，指出風土即是人立身於天地之間的「結構時刻」。由此生發生命-技術-象徵（bio-techno-symbolic）三者的聯動關係，缺一不可。

　　此處的技術當不止於器械發明的統稱，更指向邊留久所借鏡的海德格（Martin Heiddger）觀點：技術（techne）源自想像發明，而詩就是一種人間應物、造物的發明之始。高嘉謙就此認為域外漢詩不僅描述山川風物，民情習俗，更是一種生命-技術-象徵符號相互關涉的中介物。《海國詩路》第一編即聚焦「島嶼視界：技術，聲音，風土」，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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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詩學是近年中西學界的熱門話題。回顧中國詩歌傳統，也可以理出脈絡。《詩經·小雅·沔水》有言，「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莊子·秋水篇》謂「天下之水，莫大於海」，想像北冥的鯤化為南冥大鵬。以具體經驗而言，魏晉曹操的〈觀滄海〉最為詩家樂道。六朝到唐宋有關海洋的描述不在少數，從謝靈運到李白、陸游都有詩為證。晚唐施肩吾（780-861）的〈島夷行〉是否指涉澎湖每每引起爭議，卻仍足以顯現中古時代詩歌描寫海域的興趣。

　　明清時代見證大宗海洋詩文的興起。儘管兩朝海禁時鬆時緊，都無從抵擋大航海時代的衝擊。東亞與南洋海上，貿易、軍事、殖民、移民的來往此起彼落。學者如廖肇亨即以海洋為現場，討論明清詩歌中投射的世界秩序，以「治世」、「亂世」、「末世」作為時空指涉。海不揚波、長島怪沫、忠義淵藪……都是詩人營造的海上視界。

　　高嘉謙的研究承襲此一主題，卻別有所見。如上所述，他的著力點不再限於國朝「觀海」、「航海」的譜系，而是從海洋視角回看漢詩的多線流動。一旦海洋航道啟動華夷之變，影響所及的不僅是詩歌的內容和傳遞的多樣化，更是詩作為華夏文明本體的位移。藉著兩部專書研究，他對漢詩的海洋思考不再停留模擬/反映論的層次，而更是本體論的介入。

　　我們想到正統儒家對「詩學」與「學詩」的教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在高嘉謙的海國裡，既然遠離了「君父的城邦」所代表的政治、倫理秩序，興觀群怨的情感符碼，鳥獸草木的知識體系，也連帶鬆動。

　　當代巴貝多著名詩人及學者巴拉思維特（Edward Brathwaite, 1930-2020）為加勒比海地區文化發言不遺餘力。相對於西方文學、知識大傳統，他提出潮汐論（tidalectics）作為因應。一反所謂陸地（歐陸及北美）文明的二元辯證（dialectics）法則，巴拉思維特從浪潮起伏、氣候變遷找到靈感；他結合「tide」和「dialectics」二字，形成「tidalectics」。洋流、風向、往復多端的自然生態，啟發了多元、衍生、變動不拘的思維和文化模式。「海洋影響陸地景觀；海洋影響詩歌本質——詩歌字句的頓挫，一如海水潮汐起落。」

　　相較西方學院高來高去的理論，潮汐論兼容生態經驗與抽象思維，的確別有所見。巴拉思維特巧為利用身處加勒比海的「第三空間」，也呼應了應時當令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論述。對此，高嘉謙也許可以依樣畫葫蘆，提醒我們南洋就是「全球南方」的部分；潮汐論似乎可以解構種種（北方陸地？）一元或二元的執念。但仔細閱讀《海國詩路》，我們卻又發現不盡如此。畢竟，面對超過三千年的詩國傳統，潮來潮往的海洋隱喻不足以詮釋漢詩從東亞到南洋的流變。我們不能忽視穿梭其間的航道水路。

　　更何況傳統詩學對節奏、韻律、意象的起伏、複沓，自有其淵源。鄭毓瑜教授就提醒我們，陳世驤先生詩論的「姿」、「詩」、「興」，乃至於「時」，都企圖透過「之」所蘊含的複合意義的身體力動，如「之�止」、「停�動」、「蓄�發」、「斷�連」等，來「喚醒字裡行間相反相成的游旋姿態」。而正是以此能動的身心姿態，詩人展開創作，或疾或徐，不但形成抒情傳統的身體動力學，也凸顯漢語融入世界的「可體現性」。

　　並列陳世驤和巴拉思維特的詩論，與其說是分疏中外、海陸，不如說是藉此喻彼，強調詩學尋求密度與深度的發展，無論海洋或陸地都可以提供喻象資源。兩者之間或離或合的動線才更有探究的意義。錢鍾書曾有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後現代、後殖民、後人類的語境裡，錢先生的立場似乎不合時宜。所可強調的是，從事海洋詩學的研究者豈只能追風逐浪，總是浮沉在潮起潮落的洋流裡？又豈能不考慮大浪淘沙，海上陸上俱分進化的種種可能？

　　這正是我們對高嘉謙「海國詩學」的期待。他以詩路，航道，風土作為立論所在，點明海洋至大至深，然而航行其上，需要方向定位，更需要航程視界。準此，他心目中的「海國」引導我們思考如下意義。在生態環境的層次上，「海國」泛指海洋和星羅其間的島嶼大觀；在「望文生義」的層次上，海國的「國」令讀者聯想主權疆域界定；在地理圖景測繪的層次上，「海國」包含海疆內外的廣袤世界，如清末《海國圖志》這類輿圖書籍所示；更重要的，在詩學喻象層次上，「海國」意味磅?無垠的（漢）文字汪洋。在那裡，詩潮湧動，浮想聯翩。那是記錄華夷嬗變的現場，是見證滄海桑田的閎域，也是物我交融，鯤化為鵬的文學臨界點。

　　高嘉謙以南洋為座標，實驗海國詩學。他所處理的海洋從東海、南海一路來到班達海、爪哇海、安達曼海；他的「海國」裡，商旅和海盜，使節流亡者、華人和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歐洲人和無數南島族群你來我往；貿易風、坦博拉火山、卡布雅斯江，蘭芳共和國，海峽殖民地……共在；詩人徐葆光到管震民，邱菽園到王大海，黃遵憲到楊雲史等發現有情或無情天地，以為安頓自我或再次啟程的準備。

　　《海國詩路》在台灣出版，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發？這個島嶼號稱海洋立國，其實對陸地的執念無比堅實。影響所及，海洋文學的研究基本局限於對大海或紀實、或模擬的浮面操作，話題不離南島族群，唐山過番、遠洋行旅等，要皆以台灣為輻輳點。這些話題當然重要，也攸關台灣過去與未來的命運。但如上所述，海洋詩學如果希望成其大，就必須從方法學和本體論上「液態化」，正視海洋無限變化、衍生的生態，以及深不可測的潛能。更重要的，既然海洋面積廣到包圍大陸，海洋詩學又何須堅壁清野，畫地自限？

　　高嘉謙來自馬來西亞，定居台灣，自身就是東亞到南洋航道上的旅客。從琉球到爪哇，從東亞使節到馬華僑教，從荷屬東印度到烽火彼南，他隨洋流所至，串聯島嶼、社群、風土的方方面面。而他所選擇的文學載體——漢詩——投射了「海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華夷之變。他不株守一座島嶼、一片土地或海洋，而向華夏今古敞開，才能體會漢字圈各地的變化消長。

　　《海國詩路》並不直接觸及台灣，但所論個案南來北往，想必也途經台灣海峽？華與夷，海與岸，潮起與潮落，何所「之」，何所「止」？海洋能包容一切，也能吞噬一切。台灣海洋詩學研究何去何從，一位「新住民」學者提供了一條來自域外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