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學武(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前段時間和李璐同學微信聊天,她告訴我,她的碩士論文即將在台灣出版。作為她曾經的導師,我在為她高興的同時也暗暗吃驚,畢竟在今天很多學者都在感慨出書難的時代,她還在求學期間就把自己的學術著作附諸出版,比起同輩人,這無疑是一個很高的學術起點。
李璐同學本科就讀於西安交通大學,然後通過推免的方式進入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期間,李璐同學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學習非常自覺、刻苦,除了上課,她的時間基本是在圖書館度過的。當別的同學還在沈迷於遊戲、嬉鬧的時候,她總是把精力用於閱讀和思考,這種沈浸於知識的恬靜與從容讓人羨慕,也讓人佩服。正因為這樣,她在整個碩士學習過程中學業成績十分突出,不止一位老師曾在我面前稱讚過她。正是靠這樣的勤奮自律,她碩士論文寫出了十幾萬字的精彩文稿,這在我校碩士論文歷史上極為罕見,得到了各位答辯委員的很高評價。
李璐即將出版的《「張看」現代──張愛玲的「新文學」(1917∼1949)閱讀史研究》,是一部頗見學術功力、見解獨到、構思縝密的著作。眾所周知,張愛玲的研究是當今華語文學中的一門顯學,許多知名學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這也決定了張愛玲研究又是一種挑戰,擺在研究者面前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如何運用新的手段和方法,避免張愛玲研究中的陳陳相因。對此,李璐有清醒的認識,也深知自己研究的難度。為了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李璐綜合運用了西方閱讀史和中國文獻學的方法。在談到這種方法的優點時,作者說:「選取新方法,即西方『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和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中西合璧。參照研究魯迅、周作人等中國現代作家閱讀史的步驟,將張愛玲個體的閱讀行為、閱讀過程、閱讀經驗、閱讀習慣、閱讀觀念以及閱讀對她本人產生的影響等作為研究對象,追尋張愛玲閱讀書目的同時,涉及對這些書籍的來源、時代傳播,以及現代中國讀者群體閱讀活動的探討,有助於推動『張學』領域的進一步擴大。」大量事實證明,有生命力的學術就在於新方法的運用。如當年的斯達爾夫人(Madame de Stael)對社會學方法的運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精神分析學方法的運用、弗萊(Northrop Frye)的原型批評、瑞恰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和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為代表的新批評、拉康(Jacques Lacan)的結構主義批評等等都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而興起於西方的閱讀史研究方法這些年在大陸也越來越得到關注,因為閱讀史研究具有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多種屬性,屬於交叉學科,因而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一些學者借助這種方法研究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作家,得到較好的效果。李璐的著作詳細呈現了張愛玲人生中三個不同階段閱讀的全貌,分析了各個階段的特點和不同階段的變化,這樣就在讀者面前打開了一幅張愛玲的閱讀版圖,清晰而又細緻。這種方法在張愛玲的研究中還是很少見的,應該說本書有開拓之功和方法論的價值,推進了張愛玲的研究。
由於張愛玲在現代文壇獨特的地位和傳奇的人生經歷,這就要求作者放大自己的視野,跳出單純的張愛玲的個人經驗,而把研究脈絡延伸到更為廣闊的天地。批評家勃蘭兌斯(Gerog Brandes)說,「一本書,如果單純從美學的觀點看,只看做是一件藝術品,那麼它就是一個獨自存在的完備的整體,和周圍的世界沒有任何聯繫。但是如果從歷史的觀點看,儘管一本書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藝術品,它卻只是從無邊無際的一張網上剪下來的一小塊。」(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1分冊,第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既然是網狀結構,張愛玲必然與中國其他的作家、媒介、讀者等發生聯繫。為此,李璐的著作專門闢出了一章,分析作為批評家的張愛玲對中國現代眾多作家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張愛玲的藝術鑑賞能力和閱讀偏好。在分析張愛玲的作品時,作者濃墨重彩地論述了她對張恨水、丁玲、魯迅等作家的借鑑和吸收,這充分說明李璐對中國新文學版圖的瞭然於胸。不僅如此,作者對當今盛行的各種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也頗為關注,幫助她生發出一些有趣的張愛玲解讀觀點。
近些年來,隨著大陸一度十分盛行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被拋棄,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強調史料在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地位。李璐的這本著作在史料的考證和發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這正是一個學者嚴謹治學精神的體現。在緒論中,作者廣泛搜集、幾乎窮盡了前人所有的張愛玲研究資料,正是透過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李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突圍方向。作者在書稿中對前人不輕易盲從,也不輕易否定,體現出良好的學術素養。可貴之處還在於,在自己使用材料的時候,從來都是小心翼翼加以考證,保證第一手資料的可靠,這樣就避免了空泛之論,也最大程度保證了該書稿的學術質量。特別是作者在考證張愛玲赴溫州見胡蘭成的部分,很有說服力,可以說解決了張愛玲研究學術史上不少人所忽視的盲點。
該書稿還有不少優點,如對新材料的發現、對學術權威的質疑、新觀點的提出等,在此不一一贅述。當然,在我看來,書稿也還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只從三個角度分析張愛玲的閱讀史,篇幅稍顯單薄;對張愛玲閱讀的局限性反思較少。但無論如何,李璐作為一個十分年輕的學者,她的著作為張愛玲研究又增添了一塊厚重的基石,也預示著一個更加遠大前程的到來。
當年,我的導師為我的書寫序,鼓勵有加;光陰荏苒,而今我又為我曾經的學生著作寫序。為此我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算是盡了作為導師的一點小小義務和責任,這也可以看作學術的一種薪火相傳吧。有李璐這樣癡迷學術的青年在,中國的學術未來可期。預祝她的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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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