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鍍金的鳥籠：中國的科技、發展與國家資本主義

中文版序（摘錄）

　　科技、社會、權力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都是學者們關注的議題。早在1960至1970年代，隨著工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後工業社會，社會學者開始探討這種轉型對社會結構及不同群體的影響。1973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提出，後工業社會的「設計」將會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賽局」，這種賽局以資訊、數據、計算、演算法和程式設計等智慧技術為基礎，並與工業社會的機械技術共存。貝爾認為，在後工業社會中，科技作為一種工具對人類的控制力量將會增強，但他對科技仍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強調科技將促進社會進步，不同的社會群體都會從中受益，他堅信這種進步還將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貝爾在退休前曾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我也在哈佛任教，藉此地利之便，曾經好奇地在學校圖書館的檔案室翻閱貝爾未發表的文件，試圖進一步了解他對科技的樂觀態度。在他的手記中，我看到他對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如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持的批評態度，因為貝爾不接受這些學者對科技的批判立場。然而，1990年代後期，貝爾在反思自己在1960至1970年代對未來的預測時，承認他忽略了在科技發展的進程中，會產生一群被遺忘和淘汰的人群。

　　對科技的反思也出現在近年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著作中。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提醒，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著科技公司看似免費的服務，這些服務卻建立在對我們各種數據的蒐集之上。科技公司利用這些數據發展許多可以預測及影響我們各種行為的模型，從網路購物到投票。當技術進步以數據監控為核心時，科技不再僅是提供便利的工具，而是成為削弱個人自由、隱私和自主性的機制。

　　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賽門．強森（Simon Johnson）在《權力與進步》（Power and Progress）中強調，科技進步往往鞏固了少數精英的權力和利益。歷史上，科技雖然推動了經濟增長，但其帶來的紅利分配並不平等，通常集中於少數掌控資源的群體手中。他們指出，不同社會的制度、對科技的認知以及集體行動的能力各不相同，而這些差異會影響科技所帶來的利益和挑戰在社會中的分配。確實，每個社會可能擁有不同的科技發展文化和制度。

　　《鍍金的鳥籠》正是在這些理論背景下展開，並以中國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的發展作為一個案例。我從2011年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觀察到在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這個以「世界工廠」著稱的國家快速轉向高科技發展，迅速成為數位經濟大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網路公司，只有美國的數位經濟和科技公司能與之相比。2013年以後，儘管中國的政治管控日益嚴格，公共領域逐漸縮小，但人們普遍認為經濟欣欣向榮，科技高速發展，中國毫無疑問地崛起成為科技強國。我在中國研究時，朋友及受訪者經常自豪地向我提起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速鐵路、網購、行動支付、共享單車。這些科技確實讓生活變得極為便利，象徵著科技與經濟的快速發展。

　　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我發現這個表面光鮮的「科技奇蹟」背後，還有一個複雜的故事。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工具理性逐漸成為支配發展的至高原則，這個故事牽涉到中國鳥籠經濟的轉型。鳥籠經濟是一個形象化的比喻，用來描述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旨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維持國家的經濟控制。鳥籠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中國應該釋放經濟活力，就像讓「鳥」在籠子裡自由飛翔一樣，但要確保這隻「鳥」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活動，避免飛出「籠子」而失控。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政府對「鳥」的種類並沒有太多區分，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然而，為了解決資源稀缺的問題，特別是沿海省份的土地稀缺問題，地方政府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提出「騰籠換鳥」的策略，積極推動淘汰落後過時的「舊鳥」，以便引入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的「新鳥」。

　　在鳥籠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國家依賴技術工具來解決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許多官員對科技抱有崇高的信仰，儘管他們可能不完全了解技術本身及其限制。他們認為，量化指標、數據科學、大數據、平台系統等各種技術可以幫助政府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協調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從而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遴選出優質的「新鳥」，並透過法律手段懲罰市場中落後的「舊鳥」。因此，政府極力透過技術手段來科學化引導和管理鳥籠經濟。

　　在我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基層地方官員、企業主、經理人和各類勞動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圍繞這些技術和法律工具展開，試圖在貝爾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賽局」中爭取最佳結果，甚至鑽這些技術規則的漏洞，導致許多數據和指標失真。然而，多數人對於這個「鳥籠」的工具設計缺乏控制，也難以提出改進建議。那些被體系評估為「舊鳥」而遭受懲罰的企業和勞動者，幾乎沒有任何救濟途徑。更令人不安的是，技術和法律工具的標準和規則可能隨時變動，難以預測。許多傳統產業的企業和工人在這個過程中被邊緣化和汙名化，被視為低價值的勞動者，不僅地位低於工廠引進的機器人（機器人甚至受到推崇！），他們的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也受到影響。在科學化的鳥籠經濟中，這些被認為落後和過時的勞動者和企業，幾乎被視為不值得享有資源。

　　除了政府之外，大型網路科技公司也是科學化鳥籠經濟中「鳥籠」的建構者。從金融危機過後到2020年政府決定打壓這些公司之前，這些科技公司一直是政府眼中珍貴的「新鳥」。與其他「鳥」相比，政府給予它們高度的自由，允許它們自由發展。與政府類似，這些公司也是技術工具的愛好者。正如祖博夫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中所描述的美國科技公司，中國的大型網路科技公司也在建造自己的王國。我們可以想像它們在一個相對自由的「鳥籠」中打造數位經濟的「鳥籠」，利用大數據、演算法、雲端計算和契約條款等技術和法律工具來規範數位經濟中的消費者、勞動者和其他參與者。由於政府對它們的監管相對寬鬆，這些公司獲得了極大的權力，能夠在其構建的「鳥籠」王國中影響數以萬計的人，例如，那些被困在演算法中的外賣騎手，以及因996工時而過勞的網路精英從業人員。在我的訪談中，少數網路精英開始反思個人和家庭在這種「科技奇蹟」與國家快速發展中所付出的犧牲，並質疑這樣的犧牲是否值得。

　　但這些大型網路科技公司沒有預料到，有一天他們也會成為被政府嚴懲的「鳥」。雖然它們擁有技術、資源和權力，依然是國家的籠中鳥。在鳥籠經濟的轉型中，政府並未預見科技公司作為「新鳥」竟然在短時間內擁有足以威脅政府和國家的能力，因此政府開始建造更堅固的「鳥籠」，以避免失去對這些「新鳥」的控制。

　　總結來說，《鍍金的鳥籠》揭示了中國在科技驅動型發展光環下所掩蓋的矛盾：一方面是炫目的數位創新與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則是在技術和法律工具構建的「鳥籠」中，我看到了表象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政府與資本的矛盾、政府對部分公民的不平等對待，以及科技資本與勞工之間的衝突。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認為，發展與人類福祉應以公共論證為基礎。然而，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為達到特定目標而選擇最有效方法的思維方式—不斷擴張，而哲學家兼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所提出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透過討論和相互理解來達成共識的理性思維，則在日益緊縮的政治環境和萎縮的公共領域中逐漸消失。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被工具理性支配，缺乏反思對技術崇拜的機會，也無法檢討技術及法律工具的負面影響。人本關懷被埋沒在冷漠的數據、指標、演算法以及不確定且難以救濟的法律制度之下。在這些矛盾之中，中國的鳥籠經濟逐漸演變為一種高度控制的體系，部分群體被排除在成長與繁榮的機會之外，而在這個「鳥籠」中，沒有人擁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感，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韋伯所描述的「鐵籠」（iron cage）。

　　《鍍金的鳥籠》雖然聚焦於中國，但類似的挑戰也在全球各地發生。隨著科技日益滲透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每個社會都需要反思其技術發展的方向，重新審視科技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如何在追求效率和增長的同時，確保人本關懷和社會正義不被忽視，是每個社會都應謹慎考量的問題。我們應該警惕工具理性是否在無意間成為社會發展的唯一指導原則，並確保技術進步真正造福廣大民眾，而非僅僅服務於少數權力集團的利益。本書希望能為理解這些全球性的議題有些許貢獻，引發更多人對科技發展與社會價值之間平衡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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