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善惡朦朧的邊界：夏濟安精選集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現代大學」的興起與建制，是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它不只引進現代國家的各種觀念與知識，更牽動此後知識體系的重構，教育理念的調整，文學書寫的新變，以及整體文化素養的提升，影響國家社會未來的走向甚鉅。1931年，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曾表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則又清楚地揭示出：能夠開創學風，陶染學子的「大師」，正是「大學」所以形構的重要骨幹。

　　對於「人文」學科而言，「大師」其實還另有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傳統素來講求「尊師重道」；所尊之「師」，往往不僅止於傳授知識與技藝的「經師」，更是兼具風範，能以其理念襟抱感召學子的「人師」。特別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裡，有心的知識分子身處艱難，卻仍然戮力於斯文。無論課堂教學、研究著述，抑或是文學書寫，在在體現出各自的時代承擔與文化追求，為社會厚植人文根基，也引領國家未來走向。尊之為「大師」，亦屬實至而名歸。

　　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第一所現代大學，自成立以來，即有人文學科之設置。1949年以後，更因兼納來自中國大陸與原本在地的學者，成為戰後臺灣高等教育的重鎮，多年以來，深耕於臺灣的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成果斐然。其間，前輩師長們的開拓導引，自是厥功甚偉。飲水思源，在臺大即將迎來百齡校慶之前，爰有「人文大師精選集」系列叢書之編選。

　　此一「人文大師」系列，係由臺大出版中心與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進行。2022年間，校方即已啟動百齡校慶的各項活動規劃，其中之一，即是由各學院分別推選若干位「光榮人物」，以供編入臺大「百年榮光」專輯。為此，文學院兩度邀集系所代表召開會議，最後共同推選出27位師長。這些師長們的學科領域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可謂各從不同面向，為近百年來臺灣的人文研究與書寫做出重大貢獻。「人文大師」系列以此為據，精選師長們的個人代表作，彙為專集，選文大致依循以下四項準則：

　　一、能體現其人學術貢獻或文學成就之篇章；

　　二、未曾收錄於相關文集中之重要篇章；

　　三、能呈現其人風骨與時代精神之篇章；

　　四、具有開啟未來研究潛能之篇章。

　　此外，各集主編亦為該集撰寫「導讀」，深論全集之要旨。於是，各冊「精選集」便也並不僅止於「精選」各「大師」的著述而已。選集中或蒐羅佚文，或將原本的外文著述譯為中文，實多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雖然囿於版權及編者等因素，未必能為每位師長編選專集，仍希望藉此彰顯「大師」之成就、貢獻及時代意義，更為後續的相關研究開啟端緒。

　　「人文大師系列」因此是回顧的，它以感念之心，向惠我良多的前輩師長致敬；也是前瞻的，試圖召喚新一代的學子繼往開來，共同迎向下一輪人文發展的盛世。

導讀

光暗之間的文學思考（摘錄）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光與暗一類的對比恐怕永遠也道不全那個時代的真意，因為光暗之間還有無數深淺的灰。好比暮色裡藏匿著鬼影、私語、異象與幻影，稍不注意，它們便消逝在等待黎明的焦躁中。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

　　關於夏濟安先生，時下臺灣對之的記憶大致不脫於兩大形象：一是臺灣現代主義作家的引路人，如白先勇在〈驀然回首〉中提及的回憶文字：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或是如葉慶炳提到的臺大外文系學生，「就是後來寫《尹縣長》的陳若曦，她那時有一篇作文我覺得不錯，便拿給夏先生過目。雖然夏先生認為作者的文字還不夠成熟，但是頗具潛力，於是將作品刪修後便刊載於他主編的《文學雜誌》上，這是陳若曦初試鶯啼之作。」連不是外文系的學生，夏濟安亦不吝提攜。林海音便自承，小說集《燭芯》裡有三篇最初都發表在《文學雜誌》上，「如果它們還有一點點的可讀之處，就該感謝夏濟安先生，因為它們的原稿都有著夏先生鑿刻彌補的痕跡！」的確，在主編《文學雜誌》期間，夏濟安確實在臺大外文系內外發掘了不少的青年作家，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文學雜誌》與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之間的承繼關係，也成為冷戰時期臺灣文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夏濟安的另一個形象則與胞弟，北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重鎮，夏志清，緊緊相繫。尤其五卷本的《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2015年在兩岸三地陸續出版後，重新將夏濟安儒雅、風趣、略帶靦腆的身影推回了世人的面前；讀者得以透過極為私密的書信一窺夏氏兄弟當年的手足情深、用功勤勉，乃至個人的喜怒愛憎和情感挫折，以及華人學者在北美學院裡奮鬥的艱辛與盤算。透過夏氏兄弟交織出來的跨太平洋學術網絡，我們可以看到，外文學人和現代中國文學及研究的發展之間有著層疊交錯的冷戰軌跡，在兩岸分斷的政治現實中，文學所具有的政治意涵亦獲得了具體而微的呈現。

　　就此而言，夏濟安於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及重要性，絕不僅止於臺大外文系教授與《文學雜誌》的主編而已，更在於其橫跨海峽及太平洋兩岸形成的學術網絡，及其學術研究、文學創作與思想如何應對冷戰文化與政治的制約。他一力提倡「樸素、清醒、理智」的文藝風格，主張同情理解舊文化，同時勇於創造新的白話文學，以及期待文學理應深入現實、反映時代；這些想法不僅為冷戰時期的臺灣文壇注入一股不同於反共八股，也不同於革命文藝的清流，亦反映出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應對時代變局時的企圖心和創造力。就此而言，集編輯、教學、研究、翻譯與創作於一身的濟安先生，被選入臺大出版中心與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之「人文大師系列」，自然是實至名歸，但其時代意義，仍須於此間鉤沉。這也是編選這本精選集時的重要考慮。

　　一、冷戰的痕跡

　　現代文學為內向與外向之各自發展，向內者儘向內心發掘，成了James Joyce（喬哀思），向外者拼命喊口號鬧革命，成了左派作家，兩種傾向不得平衡，各趨極端，故現代文壇之缺之真正偉大作品也。──夏濟安，《夏濟安日記》

　　夏濟安先生，本名澍元，濟安是其字，於1916年8月12日生於江蘇吳縣（即今之蘇州）。讀中學時，他即對西方思想產生興趣，尤其喜好尼采的超人哲學。1934年自蘇州中學畢業後，進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讀了兩年後因肺病休學。康復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就讀，受教於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學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弟子張歆海。1940年夏天畢業，隨後即留校任助教，再而任講師。1943年11月，抗日戰爭正酣，上海已成孤島，他轉往內地，先在西安王曲的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任中校語文教官，再至雲南呈貢的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擔任講師；1945年秋，再轉入昆明的西南聯大外語系擔任教員，與後來留在大陸的學者錢學熙和詩人卞之琳為同事。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師生復員，他隨之到北京大學外語系任講員，弟弟志清亦於其時入該系任教，兩人成為同事。但志清1947年獲得獎學金赴美留學，濟安則留在北大教書，兄弟自此兩地分隔，直至1950年代才在美國再次聚首。1949年4月，國共內戰告急，濟安先生轉赴香港經商，亦短暫在新亞書院教書。1950年在北大崔書琴先生的推薦下，他來到臺大外文系任教，從講師而教授，在臺灣展開他的學術生涯。1955年春，他在美國新聞處的安排下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英文系研習小說習作，一個學期後返臺。四年後，在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資助下再次赴美，先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客座，再至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專任講員而任副研究員，參與由陳世驤先生主持的「中共詞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t Terminology）計畫。1965年2月，濟安先生腦溢血突發，在辦公室內倒地不醒，發現後，送醫急救無效，於2月23日病逝加州柏克萊。

　　在五十年的短暫生命中，夏濟安主要以西洋文學的研究者和《文學雜誌》主編的面貌出現。夏志清就提到，濟安先生在光華大學時期，就參與過宋淇和張芝聯主編的雜誌《西洋文學》，不僅擔任編輯委員，還時常為之撰稿，並在此前即以「夏楚」為筆名在《西風》雜誌上發表過不少譯述文章，顯見他在大學時代即已展露出編輯與譯述的才華。《西風》是模仿美國《讀者文摘》的通俗刊物，張愛玲的處女作〈天才夢〉最初亦刊印於此，之後又有小說和譯稿發表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張愛玲堪稱冷戰時期現代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其重要性也是在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予以高度評價後，才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可。而堪稱張愛玲「知己」及其寫作生涯重要推手的宋淇（筆名林以亮）即是夏濟安的光華大學的同學。1950年代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擔任書籍翻譯項目主編的宋淇，是冷戰時期推動臺港兩地美國文學中譯的核心人物，也因著他們三人的關係，夏和張也成為了美新處透過文學翻譯、推動文化冷戰的譯者，並且在港臺兩地招募了一批重要的譯者（如余光中、梁實秋等），參與美國文學的翻譯計畫。張愛玲更因為在美新處的支持下寫出《秧歌》與《赤地之戀》，而被視為「反共作家」。夏志清便指出，「故友宋淇、先兄濟安都曾為美國新聞處編譯了不少書，但他們覺得揭露共產國家的暴政，譯介美國文學之精品，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從不因為擔任此項工作而有愧於心。」這個源自上海、經臺北與香港而抵柏克萊和紐約的跨太平洋人際與文學網絡，幾乎與冷戰同構，反共意識形態因而也就成為理解夏濟安學思與著述的重要線索。

　　夏濟安在臺大外文系的同事兼好友，侯健就指出，夏濟安1959年二度訪美不歸，雖然引起許多人的不諒解，但他認為，夏濟安自認留在美國工作更有助於反共大業的說法是真誠的「肺腑之言」；作為一位「默默的愛國者」，他其實「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以孤臣孽子的心情，離開祖國的」，並且因為勤奮工作而客死異鄉。他的學生賈廷詩也說，「濟安師雖然不是個激昂慷慨的愛國志士，但作為一個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讀書人，他是無法完全忘記自己的國家」。侯健和賈廷詩的說法固然有為師友辯護的意味，但更為重要地是折射了冷戰政治如何在夏濟安這樣的外文學人身上留下了印記。的確，夏濟安的「反共愛國」在寫於1946年的《夏濟安日記》裡已現端倪，如1月14日談及國共政治協商會議的這一則：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國共雙方下令停止衡突，一般人很樂觀，我悲觀。如果現在打下去，共產黨可以消滅，可是徼〔僥〕倖得很，共產黨同前兩次一樣，又逃過了消滅的厄運。

　　又或是2月25日這一則：

　　謠傳發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維藩等曾領到三百萬賞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問；若無此事，則左派分子造謠手段之惡劣，實在可怕。他們就想盡辦法，使人不敢愛國，以便遂其覆亡中國之陰謀。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謠中傷的真心愛國人。

　　1949年，濟安先生離開大陸，十年後留在美國所做的研究，確如夏志清所言，「篇篇是堅決反共的文章」，儘管他對「每個被中共利用或磨折過的作家都寄予同情」。反共確實是濟安先生的政治信念，但在他的反共信念裡卻有著深刻的文學底蘊。

　　作為理解濟安先生人生與思想的線索，《夏濟安日記》中更為重要的內容並不在於這些政治上的批評，而在於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對他的啟發以及他對以英文創作文學所抱持的巨大熱情。他不只一次提到要成為「全國英文寫作的第一人」以及透過英文書寫揚名立萬的野心。雖然日記的內容更多聚焦於友朋關係，尤其是他與R. E.那段未遂的戀情，而可能給讀者帶來像閱讀中國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感受，但這些曖昧的情愫與他閱讀西方經典之後所記錄下來的文學觀察交纏在一起，一方面呈現了文學青年夏濟安受困、憂鬱，又力求突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預示了他日後文學思想的造形。日記開始不久即有一則紀錄，那是他在讀完卡津（Alfred Kazin）書後留下的感想，對現代文學向左向右各趨極端發展的趨勢表露憂心，而9月29日最後一則譯寫自艾略特的文字─「我給你們選擇的能力，可是你們的生活交替於無耽的沉思和鹵?的行動之間」─則反映出他對左右極端趨向的不滿，渴求突破，以及對於人性游移、交替，乃至沉溺於無聊與鹵?之間的同情理解。換言之，此時的夏濟安已然體會到，浪漫主義文學發展的社會效應往往是由同情走向激情，進而形成極端的革命思潮，而純然內省的現代主義則暗含著過度個人主義的危險，忽略了更為廣大的人性與人情。他認為，對文學及其發展的理解必須與社會狀況相結合，並且他相信與期待，惟創作與思想得以自主而獨立，不受黨派政治的影響；不淪為宣傳，文學方可發揮震動人心，改造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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