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序
作為豐盛的論文指導老師,我理所當然是本書原稿的第一個讀者,在它的形成過程中有相當的參與。但從神碩到哲博,與豐盛同行多年,我很清楚我不是本書創發階段的參與者。豐盛在成為我的學生以前,已是一位歷史的愛好者,積極蒐集溫州教會的歷史材料,做口述訪問,並且已撰寫和出版了好些著述,從數量言不少於許多已拿博士學位的同行。所以,在與他偕行的這些年間,我一直提醒自己不過在做「來料加工」的角色,不是從無到有,毋須引起動機,更不是牽著他的手邁入一個全新領域;卻是幫助他更好掌握學術研究的遊戲規則,涉獵西方世界的研究成果;並強迫他抽離所已熟悉的溫州教會歷史的領域,更寬廣地認識一個宣教歷史乃至基督教會史的世界,在大圖畫裡尋定自己所站位置的座標。而我更知道,豐盛的研究所依據的,並非僅是他一人所曾做過的努力,更是有許多同行者,或說是一個流動的信仰和學術群體,所曾建立的一個尚在塑型的「道統�學統」。
從上世紀八、九○年代中國基督教的高速發展以來,溫州教會的種種突出表現,吸引了全球的中國觀察者和福音關懷者的注意,好些過去因不知內情而推定的歷史解說給推翻了。舉例說,即或政權壓迫兇猛,信徒得付出高昂的信仰成本,中國從未進入「無宗教時期」;在文革中後期的溫州,且曾經歷過數度教會的復興!這些給揭曉的事實刷新了我們的認知,讓我們不斷修訂既有的史本。海外的觀察者棄舊揚新,為他們所看到的新事實冠以新名稱,這便是本書的書名:「從滅教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的來由。
不過,海外觀察者對中國的認知總不免有地理乃至文化距離的阻隔,並且跟觀察者的關懷甚或個人利益難以分割,他們下的結論常常是過於倉猝、籠統甚至偏頗。譬如說,在不到十年前,海外不少論者尚在高談中國教會將成為全球宣教最主要的力量、中國將成為下世紀的基督教王國;但在拆十字架事件發生,大量外來事工參與者被迫離華後,海外輿情便來個大翻轉,變得徹底悲觀、絕望,宣稱嚴冬已屆、文革重臨。這些論斷當然不乏事實佐證,但更多其實是論者對所參與的在華事工的命運的描述,過於對中國教會的命運的審斷。至少在筆者所接觸的國內牧者群體裡,他們雖有悲觀情緒,卻遠較海外觀察者積極。可以確定,中國教會仍在艱苦奮進中。
正是由於海外觀察者難以全面掌握真相,一些在溫州教會成長的本土信徒便毅然站出來,承擔考察風俗、採集傳說的田野史學工作者的職任,持定不虛美、不掩惡的治史立場,努力復原這個遺佚了的時代篇章,將眾多零碎的口述故事拼貼成較完整的文字記述。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立志治史者都是溫州教會的成員,甚多是認信者 (confessors) 的後代,也因此是這個仍然在延繼發展的活的傳統 (living tradition) 的部分;他們得以從局內者的角度,剔除神話,鑒定事實;重建現場,重尋初心;為溫州基督教會做名乎其實的「歷史沿革」。這不僅是對歷史真相的復原,不僅是對傳統的梳理俾能繼往開來,也是對上帝的心意和作為的神學詮釋。畢竟,作為信者,我們都認定中國基督教會的保存和復興是二十世紀上帝在人類歷史的一大神蹟作為。
豐盛是這個本土的「信者」和「學者」群體的其中一員,其他成員要非他的前輩便是朋輩,他在書中序言已有提到這些名字。他們沒有正式組織或緊密的關係,卻是流動的信仰(強調信仰是必須的)和學術群體。筆者認識他們中間泰半成員,對他們除了欽佩還是欽佩,期待他們以溫州教會為切入點,為我們揭開這個「從外來宗教到本土宗教」的激烈轉化的一頁歷史。在其中,「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 與「還原主義」(Reductionism) 這兩個筆者在討論本色化的課題時常用的詞彙,變得不再是高談闊論的虛詞,而是有血有肉的呈現。當然,要全面復原中國當代基督教的面貌,除了溫州外,還得對河南、安徽、福建??等地進行相同規模的考察和採集。任重道遠,豐盛與各位年輕的治史者,要走的路仍長。
我自己也是以「信者」和「學者」這雙重身分,與豐盛偕行。這兩個身分肯定是互相補益的,但間中不免有抵觸處。無論如何,指導研究生於我不單是一個學術活動,更是信心行動和信仰實踐。因此,目睹豐盛的論文付梓,見證他一步步顯露德、才、學、識;我得盡力壓抑心中難禁的驕傲自豪,懇摯地表達對上帝的敬畏和尊奉。祂不僅在現場塑造歷史,也在所興起的年輕治史者中豁現祂的「天命」(pro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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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麟 敬序
香港建道神學院榮休院長,義大利華人神學院院長
202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