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史前史主要的構成原料，在地下不在地上，在田野不在書齋，在鋤頭不在筆底，在實物不在文獻。
史前史和普通歷史的關係，乃以文字有無為界碑；和地質學的關係，乃以人類有無為分野；和考古學的關係，乃以人類活動有無實物徵驗文獻紀錄為範疇。
史前史的領域是廣大的，廣大到一切正統學者所漠視的神話的荒唐，一切現代文明所唾棄的野性的呼喚，一切科學、哲學、美學、文學、神學所累積的輝煌或黯淡的陳?，都是史前史的莊嚴殿堂所由構成的木屑竹頭。
中國史前史的領域尤其是廣大的；廣大到必須從世界還沒有中國、中國還沒有人類說起；必須從中新統（Miocene series）印度古猿移殖中國，建立森林王國說起（自然這時也並無印度等名詞；下仿此）；必須從上新統（Pliocene series）喜馬拉雅山出世，森林王國崩潰，亦即神話聖地「崑崙之虛」塔里木盆地，成為由猿變人的搖籃說起；必須從洪積統（Diluvium series）塔克拉瑪干沙漠長成，人類第一次大遷徙，鑿破洪荒世界說起。易言之，人種樹在中國；伊甸園在中國；世界人類的故鄉在中國。如果上帝創造人類一前提可以成立，則地質學、古生物學告訴我們，其工作場所亦必在中國。一句話，中國史前史領域的所以大廣大，就是因為她乃世界史前史之史前史的緣故。
然而不幸！中國被若干世界人士所誤解，最少有一百年；中國被若干中國人士所誤解，更最少有一千年。
若干世界人士解釋中國是：中國根本沒有石器時代的人類存在：中國文化只能追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紀；中國的人種是外來的；中國的文化是西來或北來的；中國的黃帝即是土耳其斯坦（Turkistan）的奈亨臺（Nakhunte）；時代越早，中國越沒有好東西。
若干中國人士解釋中國是：中國三王不及五帝，五帝不及三皇；漢唐之盛，不及三代之隆；時代越早，中國越有好東西。
中國史前史?示我們的?異於是。
中國史前史啟示我們：世界人類根本就是起源發脈於中國；人類遺留在中國地下的東西，雖未必比世界若干古國更好，?比世界任何古國更早。史國史前史曾虛心而謹慎地接受了下述鋤頭科學（The Science Spade）的發現：中國人懂得控制火種，懂得製造骨器和盤形石器，就現階段考古學發掘（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成績比較，最少比歐洲早三、四十萬年。中國已有自己的細石器文化（Microli hic Culture），自己的彩陶文化（Painted Pottery Culture）。中國的大石文化（Magalithic Culture）曾東經朝鮮以入日本，西經印緬以入歐洲。中國殷虛式的靴形石斧曾遍佈東南亞；馬來大龜板則被刻上卜辭安臥於殷虛。尤其世界任何古文化所無而史前中國所獨的「骨卜」文化，遠在新石器時代便盛行於山東歷城縣的城子崖；而直到歷史時期，小亞細亞和歐洲北非，才始有這種文化。中國的絲蠶事業，遠東在彩陶時代便存在於山西夏鄉的西陰村，遠在殷商時代便反映為文字構造；而直到西漢初期，西方國家才始受著這種影響，才始也有這種事業。事實勝於雄辯，中國史前史把中國的歷史視野擴大了。
中國史前?示我們；中國人文的進步，乃以漸而不驟，由低而躋於高；乃由人猿（Anthropoides）進為猿人（Pithecanthropus），猿人演成真人（Homo sapiens），常人拔出聖人；《淮南子》所謂「聖人生常人」的人類起源觀（〈墜形訓〉）；徐整所謂「首生盤古」，「神於天，靈於地」的天地開闢說（《五運歷年紀》及《三五歷記》），是不科學的，靠不住的。而中國史前史所接受的地下史科，諸如兩萬年前的「山頂洞文化」，較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文化」進步；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較「山頂洞文化」進步；殷商的青銅文化，又較虞夏的石陶文化進步；?是科學的，靠得住的。亦即中國文化也如世界文化，好的東西都是經過時間捶煉的東西；都是後來居上的進化結果。地下證據確鑿，中國史前史把中國的歷史演程合理化了。
然而、中國史前史啟示我們的尚不止此。
第一、她啟示我們：中國有若干神話傳說，由於地下史料印證，往往本質上是歷史而非神話。這且舉有名的西母王故事為例：根據《大荒西經》、《河圖玉版》、西王母乃穴居崑崙之丘「戴勝、虎齒、有豹尾」的非洲剛果型裝扮的酋長人物。根據《世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尚書大傳》、《賈子新書》（修改篇）、《淮南子》（〈覽冥訓〉）、《大戴禮》（〈讓少閒篇〉）、《風俗通》（〈聲音篇〉）、《漢書》、《晉書》（〈律歷志〉）、《宋書》（〈符瑞志〉）、《漢武內傳》以及若干緯書等，則由公元前二十七世紀到前一世紀，由新石器時代到鐵器代，西王母和中國聖帝名王差不多都有過關係。黃帝堯舜曾受過西王母白環玉琯的貢獻；羿曾向西王母討過不死之藥；漢武帝曾請西王母傳過不死之方；周穆王更曾和西王母大宴瑤池，賦過「白雲在天」、「將子無死」的詩句。其實，這本質上都是歷史而非神話；或披了神話外衣的歷史，蘊藏歷史真實的神話。因為所謂西王母乃族名、國名而非人名；其前身乃洪積統塔里木盆地人類大遷徙時?死勿去的一群；其地位乃彷彿原氏族（Phratry）的地位；其地望乃人類大故鄉的地望；所以《荀子》稱之為「西王國」（〈大略篇〉），《爾雅》以之和觚竹、北戶、日下同列「四荒」（〈釋地〉）。既然是族是國，活躍若干世紀，是不足奇怪的；和同源異流的國族發生一點關係，保持相當聯繫，本質上是歷史而非神話的。即就獻玉而論，崑崙之丘「四維多玉」，見於《河圖括地象》（〈古微書引〉）；于闐水中多玉石，見於《史記•大宛列傳》；西王母地位既彷彿原氏族，地望復位於入類大故鄉的崑崙之丘，「玉」正是他們的土產；拿點土產聯絡其他同源異流的國族，因而東方和黃帝等留些優美的掌故，西方復在地中海東岸印些迷離的芳蹤；本質上也是歷史而非神話的。再拿出土實物說，殷虛曾出土過類玉的璧瑗；城子崖上文化層曾出土過玉環玉玦；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曾出土過白玉琯（〈風俗通〉）。另方面，則新疆阿克蘇曾出土過城子崖型的黑陶；傳說中受過西王母白玉琯的舜（《尚書•大傳》），韓非子?肯定他乃黑陶的發明人。這類實物，目前雖然還不夠和神話或歷史的「走向」天衣無縫交叉；然而只要將來循這走向作有計劃的發掘，交叉實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本質究是歷史而非神話的。
第二、她啟示我們：中國有若干地下史料，由於神話傳說印證，往往事實上可收互相證實之功。這且舉東方沿海地帶一系列的石陶文化為例：東方乃鳥圖騰式族翩然翱翔的所謂東夷領域。《詩•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這即是說殷商乃東方的鳥圖騰。《史記•秦本紀》說：「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而大業乃秦的祖先，女脩乃邑於空桑（曲阜）的顓頊的苗裔；這即是說，秦乃東方的鳥圖騰。《河圖•括地象》說：「東方棘林曰桑野」；而《楚詞•天問》則有「繁鳥萃棘」，「有易不寧」的記載；這即是說，東方的鳥圖騰曾團結進攻過北方的牛圖騰。此外，如成湯受命，則有黑鳥白鳩之瑞；（《詩•商頌》譜引《中候•雒予命》及《繹史商紀》引〈禮含文嘉〉）高宗中興，則呈「越有呴雉」之祥（《尚書•高宗彤日》）殷紂將亡，則赤鳥銜珪入周；（《墨子•非攻下》）宋國大火，則有鳥先鳴亳社；（《左•襄三十年傳》）乃至徐宮歸卵而誕嗣君；北夷神雞而原侍婢；孔子傷道窮，則致歎於「鳳鳥不至」；（《論語•子罕》）接輿譏尼父，則目之為鳳德之衰；（《論語•微子》）甚至直到漢代，新羅高句麗的領袖，創業垂統，仍必自託「卵生」，才始能迎合傳統的東方意識，掌握當時的朝鮮民心，取得最後的政治勝利（事詳拙著《中韓關係史話》）。這一切，也即是說：影響古代東方既深且烈的是形形色色的鳥圖騰。圖騰同則信印同，信仰同則文化同；而史前的東方，由朝鮮到中國，由遼東到山東豫東淮東，石陶文化的所以小異大同，正是因為這區域乃形形色色鳥圖騰氏族分佈區域的緣故。
第三、她啟示我們：無論從地下史料、神話史料分析，中國先民在政治上都有著良好的開頭。這表現，首先是「綜合圖騰」的形成，其次是「綜合圖騰」的統一；而「龍」、「鳳」的圖騰形成與統一的過程，恰代表著這一政治史實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國式的「龍」、「鳳」，乃圖騰圖案的綜合，而不存在於生物界、經驗界的。所以，《韓詩外傳》描寫的「鳳」，只是「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啄」的非禽非獸、亦禽亦獸的怪物；這決非生物界、經驗界所能接觸的真實動物；而只是綜合鴻，麟，蛇，魚，龍，龜，燕，雞圖騰圖案部份特徵而成的圖騰神物；猶之《管子》所描寫的「龍」，「欲小則化為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高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水地篇〉），也只能使人想像到「圖騰神」才有此神通一般。所以，郭璞說，鳳乃「八象其體」（《山海經•圖讚》）；許慎說，鳳乃「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的「神鳥」；「鳳飛群鳥從以萬數」，古文「鳳」，可假為「朋黨」的「朋」。（《說文•鳥部•鳳下》）郯子也說，他高祖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左•昭十七年傳》）都無非反映「鳳」乃古代東方的綜合圖騰，和東方石陶文化所以由小異而趨大同的基本因素。綜合圖騰的形成，即氏族的統一或部族的形成，即氏族民主的實現；亦即說明中國遠在新石器時代的少皞之世，便已過著氏族民主的政治生活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良好的開頭。由綜合圖騰的形成到綜合圖騰的統一，史前社會又更邁進了一大步；這由「龍」、「鳳」圖騰的合建政治中心，可以概見。「龍」乃西方的綜合圖騰，夏族的代表圖騰；等於「鳳」乃東方的綜合圖騰，東夷的代表圖騰。而夷夏合作，「龍」、「鳳」同盟，統一東西，打擊南北，正是中國新石器時的歷史構成的中心。所以，阪泉一戰，炎帝的北族只能遁歸朔野；涿鹿之敗，蚩尤的南師唯有退出中原；（參閱《史記•五帝本紀》）而少昊（同皞）以東方鳥圖騰之雄，當黃帝戰勝攻克之後，獨能胙土受封進為「司馬鳥師」。（《周書•嘗麥篇》）所以，傳說中的五帝，東夷竟佔其二。顓頊以黃帝之族，即位之前，不妨先處空桑；虞舜以東夷之人，（《孟子•離婁下》）一經選舉，即可入主中土；而契益?陶輩東夷酋長，更可從容揖讓賡歌於唐虞之廷，（《尚書•堯典》）造成後世嚮往無窮的政治黃金時代。所以，北方的細石器文化，無法越過長城天塹，直到紅陶時代，才始南與彩陶文化融合；才始鑄成後來諸戎自稱四嶽後裔，姬姜成為婚姻世族的史詩。所以，南方的刻紋陶和爪形石斧，只能流佈東南沿海和西南山區；直到春秋時代，楚越等「斷髮文身」之族，「南蠻鴃舌之人」，才始能參與中原盟會，一?上國衣冠；而直到三國時代，陸遜仍不免有「珠?絕險，民猶禽獸」的隔膜；（《三國志•本傳》）便都是由這「龍鳳呈祥」的歷史中心所決定的歷史命運。龍鳳圖騰的統一，即是夷夏部族的統一；即是中國民族構成的基幹，部族民主實施的典型；亦即是說明：中國遠在新石器時代的黃帝少昊之世，便已過著部族民主的政治生活，奠定中國民族的構成基石了。這不能不說又是一種良好的開頭。易言之：人類政治的崇高理想，以及我們歷史時期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內諸夏，外夷狄」的民族觀，尤其是「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淪於夷狄則夷狄之」的偉大無私的聲教觀，這種子，遠在中國史前便已經播下了。
第四、她啟示我們：無論從地下史料、文獻史料分析，中國先民在文化上都有偉大的成就。這表現，首先是大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的橫貫，其次是細石器文化（Microlithic Culture）的倒流。大石文化乃夏族的文化，乃發源中國而橫貫亞歐的文化，乃中國史前社會由母系到父系轉型期的文化。亦唯如此，到了歷史時期，本來面目漸逐時間的長流而消失，而使我們前人對這文化，只能意識到乃中國最古的遺產，乃神工鬼斧聖跡仙蹤，乃「啟母石」、「玉女房」、「石室」、「石鼓」、「石帆」、、「石樹」、「始皇望石」乃至諸葛亮的「八陣圖」；而不能意識到季扎「能夏則大」的頌詞，（《左•襄二十九年》）夏族代表者的禹啟都生於石的神話，（《隨巢子》）「禹績」、「禹域」在中國傳說中所以偉大，以及夏禹之被稱為「神禹」、「大禹」而「夏」亦成為「大」與「壯美」的代名詞，都直接間接和這文化的傳播有關。至於若干西方學者如帕爾利（W. J. Perry）斯密茲（G. E. Smith）輩竟謂這種文化乃公元前八世紀末五世紀初，亦即春秋戰國時代，始由腓尼基（Phoenicia）商人間接從埃及傳來中國；竟把這文化活生生從中國史前拉向春秋戰國，活生生抹殺這文化和石器陶器共存的事實，其強不知以為知，更不待論。再談細石器文化；細石器文化乃胎息於西伯利亞（Siberia）的文化，乃洪積統塔里木盆地人類大遷徙時，東北一支的後裔所創造的文化。這種文化，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曾分向東南西南兩?傳播；其西南之?，由中東以入歐洲，遂成長了亞洲西部和歐洲中北部的細石器文化。其東南之?，由扎賚諾爾東南下，遂成長了中國東北的細石器文化，並為後來東夷的祖先；由扎賚諾爾南下西進，遂成長了中國長城迤北的細石器文化，並為後來北狄西羌的祖先。所以，新石器時代貝加爾湖（L. Baikal）畔石製男根殉葬的習俗，可承襲於殷虛；而禹頁的「織皮」，實即商代的「姺邳」，（《左•昭元年》）漢魏之世封畛遠及西北利亞的「鮮卑」；（《朔方備乘》）「西北利亞」一名，實即「鮮卑利亞」的誤譯。而新石器時代，西北利亞的細石器文化向中國倒流；漢魏之時，中國的鮮卑文化?向西伯利亞倒流。所以，我們不能再上秦始皇的當，把眼光永遠局促於長城以南了；因為事實上天蒼蒼、野茫茫的史前中國，並沒有這勞什子的長城。我們不能再拾若干先聖先賢的唾餘，把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狹隘而自私地，從中國民族大家庭中清算出去了；因為事實上我們史前的列祖列宗，絕對不是這樣狹隘與自私。所以，「天地我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才真是中國的哲學；「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才真是中國人應有的抱負與胸襟。而這決不是我們故作神秘，大言欺人；這乃絕無神秘、絕不誇大的事實；遠在兩萬年前，我們的「山頂洞老人」，已在周口店的「洞府」，和愛斯基摩（Eskimo）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兩位女性締結美滿良緣，便是這類事實的地下證據。
以上所說，雖極簡略，而中國史前史所曾正面給我們的啟示，實可於此窺見一斑。但無論就主觀客觀說，我本人?並非適宜的中國史前史的編纂者。我並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的發掘工作；我並沒有足夠的世界語文知識素養；我對若干種的學術閫奧只是粗涉淺嘗。我只能運用我所能運用的材料，而不能運用我所不能運用的材料。我只是震羨於我們先民的潛德幽光，兼之身受國破家亡、流離瑣尾之痛，而情不自禁聊以忘憂地做了這一樁冒險工作，或者說做了這一次美麗的夢而已。至於正式中國史前史的撰著，自當有待於能者賢者。跂予望之！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徐亮之序於亮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