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

作者序

第一章? 古代武器和社會

第二章? 中國稱霸時代，1000年至1500年

第三章? 歐洲的戰爭業務，1000年至1600年

第四章? 歐洲戰爭藝術的發展，1600年至1750年

第五章? 歐洲暴力官僚化帶來的拉力，1700年至1789年

第六章? 法國政治和英國工業革命的軍事衝擊，1789年至1840年

第七章? 戰爭工業化的開端，1840年至1884年

第八章? 軍事─工業互動的強化，1884年至1914年

第九章?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第十章? 1945年以來的軍備競賽與指令經濟

結論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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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摘錄）

翁稷安，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長期致力於推廣資訊科技，被譽為「數位願景家」（Digital Visionary）的作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於二○一○年時出版了《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一書，乍看似乎又是一本常見的趨勢書籍，但內容卻引起不小的爭議。光是書名便點出了核心問題──「科技」（Technology）不再只是統稱那些被人類發明、使用的器物或技術，而是由無生命的集合名詞變成如同生物一般的存在，能夠主動「想要」什麼，渴望自我進化與成長。凱利創造了「科技體」（technium）一詞，形容這樣具有自主趨力的系統。這並非他首次提出將科技視為生物體的主張，在他寫於上世紀的數位趨勢經典《釋控：從中央思想到群體思維，看懂科技的生物趨勢》（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裡，就已經初步闡述此觀點。這是為何日後《釋控》會成為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編導團隊的參考讀物之一，電影裡人工智慧統治人類的科幻場景，無疑是對凱利「科技生物觀」的極致演繹。



　　相較於《釋控》略帶危言聳聽的抽象思考，《科技想要什麼》更務實地回歸歷史，從演化角度剖析人類與科技的共生關係。凱利指出，人類文明的進程，始終源自於科技的發明與應用密不可分，有著各種工具或技術的相伴，人類才能克服自然界的挑戰，成為主宰地球的物種。這些工具或技術最初源於人類的需求，但隨著技術變得日益複雜，它們很快就像生物學中的菌類、植物和動物一樣，具有自主擴張的能力。科技體源自於人性的需求，所以和人類文明發展相依相生。如凱利所形容的：「科技體是想法組成的生物，演化的過程也模仿有基因的生物……兩個系統的演化都由簡而繁，從籠統而具體，從單調到多樣化，從個人主義到共生主義，從浪費能源到高效率，也從緩慢的變化轉成更強的演化能力。隨著時間流動，科技物種不斷變化，模式非常類似物種演化的譜系。但科技來自於想法，而不是基因。」



　　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科技體的演化都將與人類的命運緊密交織。為了證明這一論點，凱利重新梳理人類歷史，他強調人類歷史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都反映著一次科技的突破，兩者相輔相成。姑且不論《科技想要什麼》的主張是否完全正確，凱利確實點出人們審視歷史時常見的盲點──過度凸顯個人或集體的主動性，關注人們主觀的意願或想法，忽略了外在的物質條件，如科技可能才是決定歷史成敗走向的關鍵。



　　未來學vs.歷史學



　　這種未來學的推論看似前衛，但歷史學早已有類似的洞見，不同之處在於，歷史不會預言未來，歷史學家更習於埋首於複雜紛陳的人事之間，分析過去的理解。美國史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寫於上世紀八○年代的《富國強兵：西元1000年後的技術、軍隊、社會》，表面上看似和《科技想要什麼》無涉，但這兩部同樣聚焦於科技的著作，讀來卻又不時互相呼應，令這本出版逾四十年的史學專著，至今依舊充滿啟發。



　　以《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著作聞名的麥克尼爾，在《富國強兵》中，以他一貫擅長的大歷史分析，探討西元一千年至二十世紀，科技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於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凱文．凱利不同，出生於一九一七年的麥克尼爾，雖然未曾親赴兩次大戰的前線，但也目睹了歐洲乃至全球的戰爭狂潮。本書寫作時又正值美蘇冷戰的對峙，因此他對科技與軍事的探討，不僅限於技術發展，更關注軍事戰略的現實考量。相較於凱利對科技的樂觀態度，麥克尼爾則保持冷靜的歷史視角。《富國強兵》一書的問題意識，與其一九六三年的成名作《西方的興起》一脈相承，在那個全球化仍然方興未艾，史家還在摸索「全球史」概念的階段，麥克尼爾敏銳地將焦點放在不同文明間的交互影響，雖然仍帶有西方中心的傾向，但更著重不同文明的技術與思想，在流動與競爭的作用下，決定了文明興衰的軌跡。



　　從《瘟疫與人》到《富國強兵》



　　一九七六年的《瘟疫與人》延續相同的宏觀視角，書中決定不同文明命運的關鍵，從科技或思想，轉變成肉眼看不見的疾病，細菌和病毒經由人們的移動而傳染散布，見證著文明的互動，也左右文明的盛衰。相較於《西方的興起》，《瘟疫與人》的觀察更加細緻，並試著不再局限於西方，試著將中國、中南美洲置於歷史舞台的中央。作者敏銳地觀察到，疾病的散播常伴隨著軍事行動，細菌和病毒成為變相的攻擊手段，決定了戰場最終的勝敗。《瘟疫與人》可視為《西方的興起》更深入的探究與論證，聚焦於不同文明間交流機制的描繪，並從人類整體角度逐步取代早期的西方中心觀點。



　　《瘟疫與人》所觸及的戰爭，成為了《富國強兵》的核心，可追溯至《西方的興起》中對軍事科技和政治模式互動的討論。《富國強兵》綜合了軍事史、科技史和社會史的視野，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瘟疫與人》探討病菌這類微生物的「微寄生」（micro-parasitism）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富國強兵》則專注在他所謂的「巨寄生」（macro-parasitism）──即不直接參與生產，而是以暴力為專業，獲取名利與財富的社會群體。具體而言，即是在討論歷史裡武裝力量的組織發展。作者大膽地將武器變革，類比於微生物的基因突變，有時會成為開疆拓土的動能，有時則會破壞了社會內部的既有秩序，是一把禍福難料的雙面刃。如同宿主和體內微生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可以共生互利，也可能同歸於盡，武裝集團在人類社會扮演著類似的角色，共同抵禦外侮一向是凝聚共同體的最佳助力，軍事的能力也決定了共同體的韌性與強度。然而，暴力易於失控的特性，無論是對外征伐還是對內鎮壓，都不時挑戰著人性的底線。研究戰爭和軍事科技，不僅是在研究不同的文明社會，如何於內外刀光劍影的權力遊戲中，謀求生存或繁盛，更重要的是探索人們在面對更強大、更便捷的暴力誘惑時，努力找到平衡，不向原始慾望屈服，讓文明走向開化的決心。



　　「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出現



　　麥克尼爾依軍事運作的模式，將社會分成兩類：一是由指揮體系主導的社會（command societies），古代各大帝國皆屬此類，這類社會由少數政治菁英掌控，軍事力量主要用來維持內部秩序的穩定，對任何可能危及靜態穩定的變動，諸如對外的接觸或對內的創新，都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另一類則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market societies），即近代西歐文明所代表的社會，允許商人與發明家擁有更多的自由，並在各國競爭的壓力下，透過稅收支持軍備，使商業和軍事緊密結合，促進軍事科技的快速成長，讓西歐的勢力得以向外快速的擴張，形成正向的循環。



　　這也是為什麼作者特別標舉出西元一千年這個時間點，在他看來，此前是指揮體系社會的時代，此後則是市場體系的軍事商業化運作時期，隨著時間的演進，不只造成西方的強盛，也構成了強力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然而，隨著西歐各國勢力不斷的向外擴張，市場逐漸飽和進而凝滯，帝國勢力彼此角力，指揮體系捲土重來。不同於古代，這次的回歸伴隨著先進的武器裝備，導致的結果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並且還使用毀滅性的核武器，開啟冷戰時期「互相保證毀滅」的意識形態對峙。……



　　人類如何走出下一步？



　　以二○一○年《科技想要什麼》出版時的科技，凱利的立論難免有些危言聳聽，但放在AI技術日趨成熟的今日，科技體的概念可說是真知灼見了。麥克尼爾構思、寫作《富國強兵》時，正值冷戰不斷升溫的關口，到了一九八○年代正式出版，又是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的顛峰期，這位保守派的自由陣營領袖積極大張旗鼓要推翻蘇聯，造成美蘇雙方開啟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大體上，《富國強兵》依然具備史學研究應有的嚴謹，但那淑世的熱情和憂慮可說溢於言表。



　　也因為《富國強兵》談論的是大勢所趨，即使冷戰結束多年，只要軍事—工業複合體仍然存在，由上而下的指揮體系藉由民主的漏洞不斷強化，麥克尼爾四十年前的擔憂仍是我們當前的現實。他的解方自然有其時代的限制，但他的期盼卻是超越世代的隔閡：「無論活在前途難以預測的狀況中有多可怕，未來將如同過去一般，取決於人類建立和重建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能力，而其所將受到的限制主要就是，我們取得大家同意集體行動目標的能耐。」



　　倘若科技體來自於人類的想法，那麼軍事—工業複合體則來自人類的慾望，它們都帶領人類文明的前進，至於走向何種終點，則將由人類集體的智慧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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