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戰後「白色恐怖」的整體規模
本書所稱的「白色恐怖」，泛指1949 年到1990 年代初期，在臺澎金馬以「叛亂」、「匪嫌」、「奸嫌」等名義，逮捕各行業人士並送交軍法審判的事件。這些案件大多經過偵保防、逮捕、訊問、起訴、判決、執行（死刑或送入監牢）等階段，有別於「二二八」中某些未經審判就地處決或秘密制裁、刺殺的案例。因此，今日學界又經常將這些事件稱為「政治案件」。
（一）眾說紛紜的「白色恐怖」受害規模與組成
在大約40 年的時間裡面，捲入「政治案件」的人數到底有多少？過去存在著各種說法。回頭望去，過往的輿論似乎有挑選「數字更大越正確」的傾向，導致對於相關人數的推估不斷擴張。不過，伴隨越來越多的檔案與調查出土，對於相關規模的評估，也可以用更「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評斷。
早期，許多數字都是用「推估」，但有些推估的證據基礎不明，有些情況則把同樣接受軍法審判的「一般軍事案件」（例如逾假未歸、盜賣軍用品）跟「政治案件」一併計算，例如在1988 年11 月5 日，當時的法務部主任檢察官陳守煌在接受立院質詢時表示：「軍事機關的判決案件相當多，依照目前實務上有29,407 件。」此後，許多人便援引「29,407」這個數字，當成白色恐怖中的案件數。例如政治犯李敖便直接援用此數字並視為全屬政治案件，聲稱戒嚴時期共29,407起政治案件，涉及14 萬人。21950 年代政治犯廖天欣又長年引用李敖說法，詮釋「白色恐怖」嚴重程度更甚「二二八」：「白色恐怖時間之長、受難人之多十倍於二二八事件。」甚至，廖天欣稍後將14萬人由原本李敖指涉的總受害人數，轉化為他身歷其境且格外關注的1950 年代受害人數—這意味整體受害人數將大於14 萬人。
陳守煌提出的數字至今廣為流傳，如2024 年由客委會舉辦的「我們記得：客庄在地記憶的紀念形式徵件」官方網頁仍沿用這樣的數字，聲稱「軍事法庭受理29,407 件政治案件、受難人數約14 萬人」。後來，14 萬人進一步擴張為20 萬人。總統府網頁至今記載前總統陳水扁在2007 年的活動致詞：「在38 年的戒嚴期間，軍事法庭所受理的政治案件總共有2 萬9407 件，受迫害的受難者超過14 萬人，這是官方最保守的估計，相關學者的研究政治受難者的人數應該超過20 萬人。」該場活動兩天前，新聞局長謝志偉在「解嚴二十周年專案報告」提到：「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達到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無辜受難者約達十四萬人。??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達六、七萬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在二十萬人以上。」可知是按照「一案三人」的假設推估。
這些說法不斷膨脹，例如1950 年代政治犯劉建修出書時便引述20 萬人之說，主張「白色恐怖」受害者規模是「二二八」的十倍。此說看似同於廖天欣「十倍說」，但兩人估算的規模早已不同。
關於「白色恐怖」的量刑也眾說紛紜。以最嚴苛的處置「死刑」來說，同樣引用李敖14 萬人說，廖天欣主張死刑比例「超過」30％：「白色恐怖的審判官奉蔣的命令已經夠嚴厲，判死刑的比率平均高達30％，但蔣某常把已判無期徒刑的改為死刑。蔣也常把死刑判得不夠多的法官加以處分。」換算即超過42,000 人。學者侯坤宏引用李敖14 萬人說，死亡人數卻為3,000-4,000 人；不過侯坤宏卻在同一篇文章的註腳，又引用日本學者橫地剛的說法，稱光馬場町刑場就槍決4,500 至4,800 人，導致單一刑場槍決人數高於所有刑場槍決人數總和的奇怪狀況。
是因為政治立場差異導致觀點差異嗎？未必。同屬「統一」陣營的成員，對於死亡人數也是各執一詞：
（1） 藍博洲認為1950 年至1954 年至少監禁8,000 人，槍決3,000 人—死刑比例為37.5％；
（2） 立委林正杰1994 年在立院質詢指出1949 至1952 年被逮捕判刑者約8,000 至10,000 人，槍決人數則有4,000人。加上據稱是「引述」自保密局谷正文的私下說法，推估秘密監禁與處決人數達15,000 人；
（3） 政治犯陳明忠2005 年在國民黨黨部發表演說〈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轉引」據稱是王昇告訴某記者的說法，表示1949 到1954 年逮捕30,000 多人，處死4,500 人，死刑比例約15％；
（4） 前述廖天欣認為1950 年代逮捕140,000 人，槍決超過42,000 人，槍決超過30％。相近立場者的說法大相逕庭，卻未曾對此彼此爭論。
受害者省籍比例也眾說紛紜。一些說法強調「二二八」死者多本省籍，「白色恐怖」多外省籍。但「多」的標準是甚麼？是絕對多數還是相對多數？這也缺乏具體論證。廖天欣認為政治犯約60％為本省籍，40％為外省籍；石佳音認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尤其是1950-60 年代時）外省人偏多。」師桐說：「找李敖編的《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匪諜案件編彙》看看，你如就省籍和人口比例統計一下，外省人佔的比例比本省人還大。」師桐沒有提供統計結果，所以我拿他講的文本具體統計後，可以發現本省籍約74.53％，仍多於外省籍—師桐很可能只憑感覺發言，而非具體估算的結果。王曉波說：「50 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臺灣人佔到總數的58%。」也就是外省籍佔42％；戚嘉林提出類似的數字，但他是以1970 年代關在泰源監獄的政治犯為母體來計算：「1970 年政治犯李敖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MaRtin EnnaLS 公諸於世的『國防部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共計511 名政治犯，其中臺灣人佔42.6%、外省人佔57.4%，然而當時外省人僅佔全臺灣人口的13.6%。也就是說，外省政治犯的比例遠高於外省人在臺灣的人口比例，白色恐怖時代外省人所受的迫害遠勝於本省人。」—這些敘述母體不一、引述資料不明，亦未具體說明「多」或「少」定義為何。也就是說，相關的說法依舊是眾說紛紜。
關於被捕者職業，民間也經常流傳「知識分子」比較容易被抓的印象。有些文章則以「國民政府喜歡殺老師！」作為標題。倘若1949 至1955 年為鎮壓高峰為真，以大專院校來說，1949 年只有5間大專院校22，師生數量只佔整體人口的鳳毛麟角。加上中小學教師與學生，與動輒聲稱1950 年代受害者上萬、甚至14 萬的規模相比，也令人懷疑師生是否真是政治犯中最主要的遇害職業。下文將引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最新統計成果，指出最常被捕的職業，絕非廣義的知識分子，反而是經常被忽略的農民、漁民或小商人。
美國政治學者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在比較臺、韓、菲三國戰後國家暴力的Dictators and Their Secret Police: Coercive Institutions and State Violence 一書中就曾經感嘆道：臺灣民間與學界經常過度誇大「白色恐怖」或「政治案件」的鎮壓規模，且缺乏清晰的史料依據。
不過，其實在2007 年，上述的缺憾就已經在方法上出現「典範轉移」的跡象了。開始有民間與學界研究者，基於各種預設或推估，轉而從陸續出土的檔案中將「有名有姓」的受審判者一一計算，進而估計白色恐怖的受難規模。在該年出版的《臺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承攬團隊就通過當時徵集數量尚稱有限的檔案，統計出一份相對細緻的死亡人數統計：（1）1949 年12 月至韓戰以前槍決20 人（均為外省籍）；（2）1950 年6 月至年底，槍決145 人；（3）1951 年148 人；（4）1952 年208 人；（5）1953 年147 人；（6）1954 年108 人；（7）1955 年106 人；（6）1956 年47 人；（7）1957 年20人；（8）1958 年10 人；（9）1959 年13 人；（10）1960 年7 人；（11）1961 至1972 年槍決12 人（其中1971 至72 年槍決的18 人均為外省籍）；此後不再有槍決紀錄，總計一千餘人。
雖然，這本手冊並未說明為何計算的時距並非等距？也沒有進一步說明上述趨勢呈現的意義是甚麼？不過，這本手冊根據當時公開的政治檔案逐一計算，每一位被統計進去的遇難者都有清楚的姓名�省籍�身分�槍決時間，在方法上跨出了重要一步，超越先前只有概略的「數字」搭配少數個案進行估算的方式，因此迴避了版本歧異，甚至是不斷將規模「通貨膨脹」的缺憾，有重要的開創意義。
簡言之，歷年來對於白色恐怖的規模與組成，曾經流傳著各式各樣的說法。但仔細追溯每一種說法的根據，未必有明確的史料依據。這背後的動力，更多基於對傷痛歷史的關懷，以及在國家公開史料有限下的「摸著石頭過河」所造成的觀察偏差。論其根本，用意仍在於呈現當事者與其親屬受到國家暴力侵害、排擠、汙名化的痛苦歷史。
不過，歷史研究的目標終究在「求真」，因此我們仍必須冷靜地估算統計基於甚麼史料根據？方式的信度跟效度為何？所幸，經過許多學界與民間研究者的努力，有越來越多檔案出土，在研究方法上也日益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