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迷航的父母



　　現代父母投入比以往多，孩子的身心健康狀態反而走下坡，像是注意力不集中、焦慮、肥胖等。核心問題在於：整體文化不再尊敬父母，而父母也逐漸放棄管教。解決之道是重建行事規範，父母必須明確引導與溝通，幫助孩子建立韌性與正確價值觀。



　　要讓我驚訝其實並不容易。但那天，我的下巴真的快要掉下來了。



　　瑪麗（除特別注明外，都是化名）帶六歲的瑪戈來看診。孩子發燒到 38.9 度，臉紅、煩躁，媽媽說她喉嚨很痛。我說：「好，我檢查一下。」我請瑪戈張嘴說「啊」，但她搖頭拒絕，嘴巴緊閉。我轉頭對她母親說：「請妳讓她張開嘴，好讓我看喉嚨。」她母親只是抬了抬眉毛，淡淡地說：「她的身體，就讓她自己決定。」



　　那一刻，我愣住了。這句話，「我的身體，我自己決定」，最初來自倡議墮胎合法化的運動，後來被反疫苗團體沿用。但這位媽媽，居然拿來為六歲正在發燒的女兒拒絕喉嚨檢查辯護。



　　父母權威的模糊?



　　但這並不只是某個媽媽的特例。那天她希望我，在完全沒看過孩子喉嚨的情況下做出診斷。這顯然哪裡出了問題。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與金錢，比過去任何一代都多得多。結果呢？孩子們的狀況卻更糟。憂鬱、焦慮、過動的比例攀升。體能下降，肥胖比例增加。



　　整體來看，美國的孩子比上一代更「脆弱」。這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某個社經族群的問題。從社區到家庭，從城市到郊區，每個層級都能看到這樣的趨勢。造成這些改變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兩個：



　　第一，文化的轉變。我們從重視父母權威的文化，變成一個「不尊敬的文化」：同儕的影響凌駕於父母之上，孩子對父母的尊敬正在流失中。

　　第二，父母不再相信自己有權威。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訂立規則，更不擅長堅持原則。他們以為「好父母」就是讓孩子自己做決定，哪怕是那些過去屬於父母職責的事。



　　瑪麗和瑪戈，只是這股潮流中的一個例子。大多數父母其實知道自己該設立界線，但不知道該怎麼做。



　　孩子在學什麼？



　　還有一位媽媽，帶著四歲男孩來看皮疹。皮疹的可能性很多：濕疹、疥瘡等，甚至可能是腦膜炎初期。診斷錯了，後果可能在幾小時內致命。



　　「疹子在哪？」我問。她說：「肚子最明顯，胸口和背上也有。」我說：「我們來看看吧。」孩子不願配合。但這位媽媽和瑪麗不同，她真心在幫忙。她邊試著脫孩子的衣服，邊拿出手機邊放《海綿寶寶》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她把音量開到最大，遞給孩子。但孩子直接把手機摔在地上，開始尖叫、踢人。



　　「你真的好棒！」媽媽說。孩子越抗拒，她越努力。喧鬧的卡通繼續播放，孩子甚至還想打她一巴掌，她身子一閃才沒被打到。



　　「你做得很好！」她再說一次。我不確定她是誇自己反應快，還是孩子出拳精準。但這一切實在讓人困惑。當孩子揮拳打人時，適當的反應是：「不可以打人。」或者：「你再打我，就禁足一個月。」孩子不是天生就懂規矩的，他們得學習。而這孩子正在學的，是「我打媽媽，她就誇我」。這樣的學習過程，會讓他變得有禮貌、懂得尊重嗎？



　　誰來替孩子做決定?



　　吉姆和泰咪·巴杜斯夫婦有個八歲的女兒金柏莉。他們很認真研究了附近幾所公立學校，發現那些學校雖然強調閱讀和寫作能力，但音樂、美術等「增益課程」卻因預算不足被取消了。於是他們決定轉念私立學校，雖然經濟壓力更大。



　　泰咪帶金柏莉參觀了四所私校。她和丈夫都喜歡 X 學校，學校氣氛溫暖，老師熱情，學生畢業後的去向清楚明朗。但金柏莉卻喜歡 Y 學校。參觀時，她和一位九歲導覽學生瑪迪遜聊得很開心，兩人都愛貝薇莉•克萊瑞的書，也喜歡「美國女孩」玩偶。父母不太喜歡 Y 校：校舍老舊，師生氣氛冷淡，學校也不願透露畢業生都去了哪些高中。



　　他們希望金柏莉選擇 X 校。但她堅持要去 Y 校。最後，父母讓她做了主。我問泰咪，為什麼讓八歲的孩子決定這件事。她說：「我認為教孩子獨立，就是讓她自己做選擇。她不會從順從中學會判斷，如果我逼她念不喜歡的學校，她日後有怨言，我該怎麼辦？」



　　四十年前，送孩子去私立學校的父母不太會這麼問孩子「你喜不喜歡」。那時父母是決策者，就算孩子反對，也常常沒得商量。我讀醫學院的年代，幾乎沒有哪對父母會讓八歲小孩自己選學校。而今天，這樣的做法已不再稀奇。我並不是說八○、九○年代比較好。每個年代都有它的問題。但我不認為，我們正視了眼前這個時代的問題。



　　守住界線，界線就是自由的起點?



　　我的朋友珍妮特·菲利浦斯（Janet Phillips）和她已故的丈夫比爾·菲利浦斯（Bill Phillips）（他們是真名）有四個兒子。當孩子們還在念高中時，他們開始關心青少年的酗酒問題。他們不是聽來的，而是親眼看到有學生喝醉後還開車上路。他們做了一個決定：買一個酒測器。



　　下一次開派對時，一位男孩看起來神志不清。比爾走過去，把酒測器遞給他。測出來，果然喝醉了。珍妮特打電話請那位男孩的父母來接孩子。結果對方媽媽雖然來了，卻連一句謝謝都沒說，還顯得有些不悅。其他父母的反應也類似。有位史托爾茨太太甚至說：「現在的小孩都會喝酒，我們該做的，是教他們怎麼負責任地喝。」



　　珍妮特問她：「十五歲也算嗎？」她說：「無論幾歲。我寧可他在家裡喝，也不想他偷偷去別的地方喝。」幾天後，珍妮特在學校接送區看到史托爾茨太太來接她十二歲的兒子。孩子上車後說：「閉嘴，開車。」母親只是看了珍妮特一眼，沒說話，然後開走了。



　　珍妮特回憶，他們家其實只用過兩次酒測器。但只要孩子辦派對，他們就會把機器擺出來，讓大家看到。慢慢地，他們家變成了「會用酒測器的怪爸媽」之家。但這個標籤，反而成了一種保護。



　　其實並不是所有青少年都想喝酒，但他們需要理由來拒絕。他們會說：「我也想喝啦，但我等一下要去菲利浦斯家。他爸是那種會拿酒測器測你的瘋子。」這就成了一個既體面又安全的藉口。



　　我是誰，為何寫這本書?



　　你也許會問：這位叫里昂納德•薩克斯（Leonard Sax）的人，到底是誰？他憑什麼說這些話？這問題問得好。我是一位家庭科醫生，持有完整的家庭醫學認證，目前在費城郊區執業。我同時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我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郊區長大，從幼兒園一直念到高三都在公立學校就讀。大學時我到麻省理工學院（MIT）主修生物，之後在賓州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與醫學博士學位。完成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後，我在馬里蘭州行醫十九年，後來搬到賓州，至今仍以兼職方式看診。



　　這本書的許多觀察與故事，都來自我自1989年以來親自處理的十二萬多次門診經驗。這些孩子與家庭來自各種背景，讓我能從「家庭醫生」這個既親密又客觀的位置，觀察到美國社會這幾十年來的深刻轉變。我親眼目睹了美國家庭教育的變化和沉淪。



　　從2001年開始，我開始到學校和社區做演講。一開始只在美國境內，後來逐漸擴展到國外。我曾到澳洲、加拿大、英國、德國、義大利、墨西哥、紐西蘭、蘇格蘭、西班牙和瑞士，與當地的老師、家長、學生及研究者面對面交流。2008年7月到2013年6月，我暫停行醫，全職投入訪問工作。至今，我已拜訪全球超過500所學校。



　　寫給想做得更好的父母?



　　這本書，寫給那些想把事情做得更好的父母。和每一位負責任的醫師一樣，我會先說明證據，再下診斷，最後才提出處方。書中的建議，都是你可以立刻在家實踐的做法，不需額外花費，但能有效幫助孩子發展得更健康。



　　我也會分享一些成功的故事，比如珍妮特與比爾•菲利浦斯一家的經驗以及其他類似的家庭。他們走的是逆風之路，但養出了穩健、快樂的孩子。這些故事，加上最新的科學研究，構成本書建議的基礎。我深信：在這個世界裡，讓孩子健康成長是可能的——雖然不簡單，但我們做得到。



　　我所觀察到的家庭教育困境，不只出現在美國。在蘇格蘭與紐西蘭，我同樣見到許多父母困惑於自己的角色。他們會問：「我是不是應該當孩子最好的朋友？但如果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又怎麼能跟他說，半夜不能打電動？」



　　澳洲雪梨一所私校「Shore中學」的校長蒂莫西·賴特（Timothy Wright）博士曾跟我分享一通電話。一位母親打來問他：「賴特博士，您可以幫我兒子決定哪些電玩能玩、哪些不能嗎？還有玩多久算太久？」他的回答很直接：「不行。那不是校長的責任。」他解釋，這些事應該由父母來決定，而不是轉嫁給學校。



　　確實，有些父母角色的迷失，在世界各地都能看見。但也有些問題，是美國特有的，而且尤其嚴重。其中之一，就是接下來我們要深入探討的核心問題：不尊敬文化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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