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大腦側效應：秀左臉，向右轉？左右我們行為偏好的祕密

後記（節錄）

　　我們總是認為副作用（side effect，與本書討論的側效應為相同的英文詞組）是個壞事。抑制打噴嚏和鼻塞的抗過敏藥物，可能會讓我們昏昏欲睡。除非我們在睡前服用，否則這種副作用沒有什麼好處，甚至可能讓我們根本不願意服用。在一些罕見和特殊情況下，副作用也可能有好處。舉例來說，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藥防止意外懷孕，但這些藥物可以避免長粉刺。阿斯匹靈通常當作止痛藥，但它還有助於預防心臟病和中風，甚至可以提高結腸癌或攝護腺癌的存活率。敏諾西代（Minoxidil）最初是為了治療高血壓而開發，但現在可以局部塗抹治療雄性禿。??

　　這本書顯然不是在討論藥物的利弊，但某些原則同樣適用於我們功能失衡的大腦所產生的側效應。這些影響很容易觀察到，但其意義不僅是用來滿足人們對科學的好奇心，或者只是瑣事一件，無足掛齒。當我們逐漸了解這些側效應，反而應該藉此改善自己用於社群媒體的圖片、約會軟體的個人檔案、挑選座位的想法，甚至廣告活動的圖像設計。

　　我每一章只討論一種側效應，將其條理封裝在專屬章節內，但這樣的安排內容會有一個缺點──讀者可能覺得本書探討的側偏好完全是相互獨立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慣用手是最明顯的側偏好，它會影響但通常不會導致其他側偏好，例如抱姿側偏好或者慣用眼、慣用耳或慣用腳。然而，某些側偏好偶爾可能導致另一種側偏好。例如，體育運動中的許多側偏好都是由選手的慣用手所造成。此外，其他側偏好也會相互作用。我們的右轉偏好可能會與情人接吻時偏好向右歪頭。我們擺姿勢時傾向露出左臉頰，可能與我們對左側照明的偏好相互作用。換句話說，我深入描述的十幾種側效應大多是獨立陳述的，但它們並非總是單獨呈現。

　　人類最明顯的失衡行為是用手習慣。我們分析過洞穴壁畫等古代藝術，從中得知在五十多個世紀以來，90％的人類都是右撇子，並且不存在左撇子主導的文化。慣用右手似乎也是人類獨有的特徵。如果大猩猩和猴子也有側偏好的話，牠們似乎偏愛使用左手，而貓和狗等動物不像偏愛右手的人類，會表現出物種層面的「用爪偏好」。此外，我們也會頌揚「右」（在英語中，「右」和「正確」是同一詞right），卻用險惡（sinister）或粗俗（gauche）等話語妖魔化「左」。左撇子會在家族中遺傳，並且會談及許多美好的事物（如左撇子智商很高、有藝術和音樂天賦、非常擅長數學）。然而，左撇子也與許多不好的事情有關（好比自體免疫疾病、出生壓力、思覺失調症、閱讀障礙）。當今社會中年輕人的左撇子比例較高，而老年人的左撇子占比較低，因此人們很容易得出以下結論：左撇子沒有右撇子活得長。然而，社會壓力等因素至少是讓這兩批人壽命有所差異的原因。

　　除了慣用手，我們對腳、耳朵和眼睛也有強烈的側偏好。與慣用手不同，我們其他側偏好對於不經意的旁人來說不太明顯，這也使得這些側偏好不易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許多文化都有嚴格的規定，哪隻手應該用來準備和抓取食物（右手），哪隻手應該用來清潔自己（左手）。然而，慣用腳、慣用眼和慣用耳可以在更少的社會干擾下發展，因此我們更能以它們當作線索，從中了解某個人獨特的大腦偏側化。儘管文化對我們慣用腳、慣用眼和慣用耳的影響不太普遍，但多數物品仍然是為「右側主導」的世界所製造，包括步槍準心或顯微鏡的瞄準鏡。

　　有些人很難區分左右，一旦犯錯，後果可大可小，輕微的只是讓人惱怒，嚴重的卻足以致命。例如，開車時轉錯方向可能會出人命，動手術時搞錯左右邊也可能出大事。當我們使用同一組簡單的語詞描述左右時，就會出現這些錯誤。然而，一旦考慮到用於描述左和右的各種語詞時，事情可能會變得更加混亂。在這些字語中，許多都帶有價值判斷，與「右」相關的詞常蘊含正面意涵（正直、正確、準確、真實、乾淨），而「左」則被貶低，牽涉更多的負面聯想（彎曲、錯誤、笨拙、虛假、骯髒）。我們用來區分左右的字詞也被納入政治語言，這些源於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國民制憲議會的席位安排。

　　接吻在流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關於接吻的科學研究卻非常罕見。然而，近期的研究開始揭露不同類型的親吻（與情人的接吻、親子之吻、社交場合問候式親吻）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情侶接吻時傾向於向右歪頭。然而，當父母親吻孩子時，這種側偏好就消失了。同理，如果兩個完全陌生的人接吻，因為雙方都不熟悉彼此，這種陌生感便會消除右傾偏好。在社交問候式親吻中（這在歐洲很常見），多數地區表現出右傾偏好，但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卻表現出左傾偏好。總體而言，這項研究指出，人們和情人接吻時，通常會將頭轉向右側，但親吻父母或孩子時，會將頭擺正、甚至轉向左側親吻的情況很常見。當你前往歐洲旅行時，應該查查資料，看看第一次與某人見面時應該親吻多少次，以及該親吻哪一側的臉頰。??

　　轉頭是另一個顯示側效應的日常動作。把頭向右轉的傾向是人類最早的一種失衡行為。母體懷孕38週後，我們便可從胎兒身上清楚看見這點，而這比文化或社會學習對孩子的影響要早得多。這種側偏好會貫穿人的一生。如果我們叫某個成人走過空蕩蕩的走廊，再轉身返回原路，這個人很可能會向右轉。當人們開車、進入商店、運動，甚至跳舞時，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右側偏好的證據。多數古代舞蹈都有轉圈動作，無不傾向於順時針（向右）旋轉。

　　當人們進入房間並選擇座位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轉向偏好，但這個現象比較複雜，不僅是決定轉向哪個方向的問題。什麼會影響人們走進教室或電影院時如何挑選座位？人們選擇大型音樂會或越洋航班的座位時又會如何？我們選擇坐在哪一側，取決於自己期望的體驗類型以及大腦的側偏好。由於右腦主導情感處理，而從左側載入訊息主要由右腦處理，因此我們預期人們更喜歡從左側感知情感內容。看看電影院的座位偏好，就會發現這一點。相反地，左腦通常在語言處理方面占主導地位，所以我們傾向於從空間右側感知語言。看看教室的座位偏好，就會發現這一點。人們喜歡坐在電影院的右側和教室的左側。我們從座位選擇看到的側偏好取決於人們期望看到什麼。

　　從其他形式的娛樂活動（例如觀看體育比賽）也很容易觀察到側效應。側偏好（例如打棒球時的慣用手），顯然在業餘和職業運動選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透露側偏好的最佳紀錄來自運動界。然而，人的側偏好甚至會影響看運動比賽的觀眾，決定足球進球漂不漂亮，或者拳擊比賽中某一拳的力道強不強。從左到右閱讀者，往往更喜歡觀看從左到右的動作。我們會誤判速度和距離，這點也會影響選手在賽場上的表現。人們傾向認為空間左側的物體比右側物體更近、更大。

　　這本書的誕生（或至少是構想）可以追溯到2004年，我從蒙特婁（Montreal）參加完一場研討會、搭機返家途中。我當時剛開始探索光照側偏好，並向研究抱姿和擺姿側偏好的同事展示了些許成果。離開蒙特婁時，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側偏好可能如何相互作用且彼此影響，隨即在9,000公尺的高空為本書勾勒出粗略的輪廓。也許當時機上空氣稀薄，或者我剛結束一場精彩的會議，所以睡眠不足，因此在那次回程中寫下的章節大綱只有部分可行。話雖如此，即使我當時全心撰寫大綱，我也不認為能夠寫出完全可用的內容。從那時起，許多探討側效應的新文章在後續數年裡陸續浮上檯面。從那時起，甚至出現了專注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團隊，而這個領域令人興奮和具有影響力的嶄新研究，也比以往更快問世。到了最後，這類研究文獻數量充足、品質上乘和內容一致連貫，讓我得以紮紮實實寫出本書。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既讓我興奮，也令我恐懼，因為我知道筆頭的墨水一乾，又會出現另一項需要納入本書的偉大新研究。在我撰寫本書時，不得不忍痛擱置一些章節（像是〈交通運輸的側效應：汽車、飛機、船隻和火車〉﹝Side Effects in Transportation: Cars, Planes, Boats, and Trains﹞，以及〈從右翼到左翼：政壇的側偏好〉﹝Right Wings to the Left: Side Biases in Politics﹞），因為這些領域的研究才剛開始起步。如果運氣好的話，本書的續集和（或）更新版，將在18年內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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