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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日兩國，是所謂一衣帶水的鄰邦，彼此關係密切，特別是文化上的交流，已有超過二千多年的歷史，而揭開中日關係的應該是秦始皇時的徐福，關於其人其事，最早出現於司馬遷的《史記》，其中如〈秦始皇本紀〉、〈淮南衡山列傳〉和〈封禪書〉等好幾個地方都有提及跟徐福有關的故事。日本人也深信不疑，並且認為他登陸的地方就是日本本州和歌山縣的新宮市，甚至地方上也有徐福墓、徐福祠之類的紀念設施。但在我國歷史上，卻沒有確切地說明，徐福所到之處就是日本。要是徐福果真到了日本的話，那麼，漢字在秦初便已登陸日本了。

　　不過，即使徐福沒有真正到達日本，但秦漢之際，遺民卻不少，相信仍有很多中國移民，從中國大陸移居日本的。他們有的經朝鮮半島，有的則直接前往，隨?他們的移居，漢字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已經登陸日本，應該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只是當時應用的範圍並不太廣而已。

　　直到公元八世紀時，日本才出現正式使用漢字記述自己歷史的書籍。第一本是公元七一二年寫成的《古事記》，第二本是公元七二零年寫成的《日本書紀》。這兩本最早的日本史書，都用漢字來書寫。這時的日本，仍然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既然整本書籍都用漢字來書寫，那亦可反映當時對漢字的運用已相當成熟，也漸漸得到普及。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應神天皇（公元二七零年至三一零年）期間，朝?半島的百濟王曾派遣名叫阿直歧（Achiki）的人來日本，史書上說他「能談經典」，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Ujinowakiiratsuko）曾拜他為師，其後阿直歧推薦學問比自己好的王仁（Wani）到日本，菟道稚郎子又拜他為師：「學習諸經典，莫不通達」。至於比《日本書紀》還早八年完成的《古事記》，說得更為具體，說王仁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這是有記錄說明漢籍傳入日本之始。隨?漢籍的傳入，漢字自然也至遲在公元三、四世紀便已東傳日本了。

　　以上所?的，都是些書面的記錄或傳說，一個更具體的證據則是清初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在九州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的一顆「金印」，可以作為兩國早在我國後漢時即有相互交往的一項實物佐證。因為「金印」上面刻上「漢委（倭）奴國王」的字樣。根據專家學者的考證，那就是《後漢書．倭傳》上所記「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中的「印綬」。漢光武中元二年即公元五十七年，足資證明中日兩國的交往很早便已開始。換言之，即公元初年便有漢字傳至日本，由於日本並?有本身的文字，估計當時中日兩國甚至朝日兩國的文書來往，所用的都是漢字，不過，當時草擬這些文書的，總有些是從中國來的「渡來人」、「歸化人」。

　　除了漢字的使用外，中國文化也相繼傳入日本，到了公元第七世?，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當時，自幼即學習佛教和儒家經典的聖德太子，為了推行朝政改革，在推古天皇十一年（公元六零三年）制定了《官位十二階》的官位制度，將儒家德目德、仁、禮、信、義、智各分大小組成十二位階，又以紫、青、赤、黃、白、黑各色按濃淡分別為冠，表示位階和朝中的席次。冠位不能世襲，要根據個人的功績和才能來升進，目的是打破世襲和門閥制度。這不僅以中國儒家思想為基礎，還取法於中國漢、晉以來的中央官僚制度。

　　另外，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六零四年）聖德太子又親自制定了《十七條憲法》，是其後「大化改新」和「律令制」的基礎，主要是依據中國的儒學政治理念，而作為對官吏的道德訓誡，也強調了天皇、官僚、人民之間的關係。所以說，「大化改新」，是個唐化運動，是日本立國的基礎。

　　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六零七年），日本向中國隋朝派遣國使，開始了正式邦交。然後到了九世?末，日本國使的所謂遣隋使、遣唐使去了中國多次，他們有官員、僧人、學者、留學生等到中國來學習中國文化，當中有些甚至留在中國一段特間，以吸收先進的華夏文化，然後帶回日本去。比起以往，他們來得更為直接、深入，範圍也更廣闊。可以說，這時期的日本，在接受中國文化方面，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而這個時候，日本人已漸漸廣泛地使用漢字，漢字也成了他們吸收知識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兩種語言無論語言系統、語法結構的分別都很大，他們對漢字的使用，自然跟我們有所不同，他們巧妙地將之變化以適合其需要。他們早期的和歌《萬葉集》其中不少作品即純粹使用漢字的音而不用其意義，就是將漢字作音符來應用，稱為「萬葉假名」，而一般音義都用的漢字就叫做「真名」。我們知道：漢字是形、音、義三者的給合體，原則上，一個漢字有其音，就必有其所代表的意義。所以，只用其音而不要其義，那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創舉。其後經過省略、歸納和改進而成「平假名」和「片假名」。相傳平假名是由曾留學於唐的著名學問僧弘法大師空海（Kuukai）所創，用漢字的草體演變而成；片假名則由曾留學於唐而頗有名的吉備真備（Kibinomakibi）採用漢字正楷的偏旁或其中一部分整理而成。兩種假名作用稍異，但都是日語的發音工具，稱為五十音圖，是學習日語必須首要認識的發音字母。

　　其次，除了假名的創製外，日本人也利用我們漢字造字的方法，創製出其本身獨有漢字來，稱為「國字」或「和製漢字」。雖然都是漢字，但並非我們熟悉和慣用的，形體看來有點陌生。另外，在傳統漢字之中，即使字形一樣，但意義的解釋卻跟我們不同，是日本人獨有的，那就稱為「國訓」，即他們獨有的訓釋之意。同時，日本人在使用我們的漢字時，為了書寫上的便捷，也往往減省其中的筆劃而成簡化字。這些日式簡化字，應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其中還有若干個在我國推行簡化字運動時被吸納過來，成為中日共同使用的新字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對我國漢詩文的吸納比假名的創製和漢字的廣泛推行還要早，特別是漢詩的創作和編集。日本最早的漢詩總集《懷風藻》，編成於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三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跟?而來編成於嵯峨、淳和兩位天皇的弘仁、天長年間的《敕撰三集》（包括《凌雲集》、《文章秀麗集》、《經國集》三本），不但書名改得非常中國化，各集所收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其後歷代的文人雅士都有漢詩的創作，表現也不錯。本來，儘管彼此語言結構分別很大，但寫漢詩時，他們都依足漢詩的規格來書寫，包括平仄、語調和典實的引用等，即使所詠是跟日本有關的事情，都一一要依照我們的規定。通常來說，另要作者是日本人，一般都將之放在日本文學之列，與和歌、連歌、俳句、狂歌等詩歌作品相同，放在一起。甚至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提倡「脫亞入歐」，主張全盤西化，廢棄舊學，中國古典詩歌，理應屬於舊學之列，應該被忽視，放棄才是，但卻相反，當時漢詩作者卻紛紛輩出，甚至有不少詩社的設立。他們寫來頭頭是道這，像這本小書所舉的幾首例子，驟眼看來，都跟國人所作無異。

　　總之，通過對漢字的吸收和認識，日本人自古以來都可以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由典章制度、宗教信仰、行為規範、社會習尚、工藝美術、醫療藥方、琴絃樂韻、房舍建築、器物製作以至日常生活細節等等，往往都讓人看到有中國文化的影子，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彼此關係的密切，就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