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百年來滿是政治諷刺，但最諷刺的也許是，冷戰結束、主流名嘴擁戴民主的全球勝利之際，新形態的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eason）在歐洲—大西洋世界（the Euro-Atlantic world）中被釋放了出來，而這種治理理性讓民主這個概念完全失去其著力點、在實質上被掏空得一乾二凈。不到三十年，西方民主便彷彿幽魂般憔悴得瘦骨嶙峋，其未來處處受阻，甚至是否仍有未來都成問題。
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市場價值浸透民主的意涵或內容，還攻擊民主——由人民主導的統治——的種種原則、實踐、文化、主體與制度。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不僅僅是削下自由民主的骨肉，還燒灼種種更為基進的民主表達方式——在歐洲—大西洋現代性中，許多時不時爆發的運動都在爭取更具韌性的平等、自由與人民統治，亦即追求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無法到達的境界。
新自由主義對任何形式的民主組織與民主未來皆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我的主張奠基於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特殊理解：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套經濟政策、意識形態或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重置。新自由主義是一套在過去三十年間不斷發展的規範性理性秩序（a normative order of reason），這種治理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被廣泛且深層地散布出去之後，便按照特定的經濟形象來轉變每個人類的領域與付出，甚至是人類本身。所有行為模式都成了經濟行為模式，所有存在的領域即便沒有被直接貨幣化，也都被經濟詞彙與經濟指標所框構與衡量。在新自由理性與其所治理的種種場域中，我們無論在何處都只是經濟人（homo ?conomicus）。而經濟人本身有其特定的歷史形式。當代的經濟人遠非亞當•斯密（Adam Smith）筆下被「交易、以物以物與交換」的自然驅力所推動的生物，而是被以非常強的力道治理並構築為人力資本的單位。人力資本被賦予的任務是改善其競爭定位（competitive positioning）並在各方各面加強其（貨幣或非貨幣的）投資組合總市值（portfolio value）。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誡命，因此也指引了我們的方向，並描繪出新自由主義國家、大企業、小公司、非營利組織、學校、顧問、博物館、村鎮、學者、表演者、公家單位、學生、網站、運動員、體育隊伍、研究所規畫、醫療提供者、銀行與全球法律與金融制度的種種計畫。
當民主的戒律與準則皆被這種理性與治理秩序重構時，民主會發生什麼事？原先致力於追求個體與集體的自我統治以及支持自我統治的種種機構都被取代，轉而成為增加資本價值、競爭定位、信用評等的頌歌時，是否還有民主可言？當人民自我統治需要的言論、審議、法律、人民主權、參與、教育、公共財以及分權都被經濟化時，民主的未來在哪裡？促使我撰寫這本書的，正是這些問題。
提出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挑戰了許多關於民主的老生常談——民主是西方的永恆成就，因此不可能消失；民主僅由權利、公民自由與選舉所組成；憲法與不受阻礙的市場結合後便得以保障民主；民主能化約為在國家提供的秩序與安全中最大化個人自由的政治體系。這些問題也挑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自負，亦即人類對民主有某種自然且堅韌的渴望。我的問題的前提是，民主的自我統治必須由一群渴望實踐自治的人民有意識地賦予價值、澆灌並照顧，而這群人民必須抱持相當的警戒心來抵抗無數想要扭曲或侵害民主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力量。必須讓大多數人得到充分的教育才能完善民主，而當種種權力與問題變得更複雜時，這任務也變得更為艱難。最後，我的問題還有個前提：人民共享的自我統治承諾是值得的，民主本身即是目的，即是達成別的可能的善事（possible goods）——從人的茁壯到整個星球的永續——的潛在（即便不確定）手段。民主不是唯一突出的政治價值，也無法確保我們避開暗巷，而儘管許多聚焦在全球治理、專家管制、人權、安那其（anarchism）或非民主版本的共產主義等左翼計畫不願承認，我仍認為，民主更有可能替我們帶來一個「可活」的未來（a livable future）。
這些備受爭議的前提都沒有什麼神聖、自然或哲學的基礎，也無法透過抽象的理性運用或經驗證明來奠定基礎。這些信念是受我們對民主的執著（attachment）、對歷史與當下的學術性思索與論證所驅動。僅此而已。（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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