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一冊：清朝的興亡與「中華」的未來──從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到日俄戰爭

序言

多元化的東亞

　　一切皆始於豐臣秀吉

　　日本史上最蠢的愚行，莫過於十六世紀尾聲，豐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的出兵攻打朝鮮之舉。

　　豐臣秀吉本人稱之為「入唐」，自詡是展開征服中國大陸的壯舉。在二次大戰前，日本也曾有人讚美豐臣秀吉是當時向大陸擴張的先驅。然而，今日給予的歷史評價，大概都是負面的。無論身處何種立場的日本人，評價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儘管如此，在日本列島依然稱此舉為「出兵朝鮮」，這個稱呼還算中立。相對地，這個事件在朝鮮半島被稱為「倭亂」，而在中國大陸則列入明朝的「萬曆三大征」之一；彷彿僅是提及此事，便散發著否定的意味。

　　我們日本人對此也已經不再感到有任何不可思議。因為此舉，小如招致豐臣政權崩潰，大至不論對日本列島、朝鮮半島或中國大陸，皆招來巨大災禍；留下的僅是無數人的犧牲與怨聲載道，堪稱名符其實的「愚行」。

　　況且這項「愚行」，並非已成為前塵往事，對日後亦帶來巨大影響。影響所及不光是肉眼可見的事物，甚至遍及我們未必能意識到的地方。

　　像是現在依然險惡的日韓關係，以及「反日」問題等，其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這其間已相隔超過四百年的歲月，故而「出兵朝鮮」未必與現代的局勢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沒有人會將豐臣秀吉與現代放在一起思考。然而，若要定位目前中、日、韓相互之間的關係與情感淵源，也不可能上溯到比此更早之前。

　　「愚行」的淵源與重現

　　因為一切全然肇始於這項日本史上最愚蠢的行為。話雖如此，但不論這個構想多麼愚蠢，要是沒有能夠落實為行動的條件，豐臣秀吉也不可能做出如此愚行。這些條件當中，包含了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

　　仔細想想，列島上的人們團結一致，越過汪洋大海，攻入半島與大陸，這是史上第一次。過去也不是未曾發生過，雙方以武力相爭的事件。但是過去的「蒙古襲來」，? 即蒙古跨海進攻日本，日本只能迎面還擊。

　　然而，到了豐臣秀吉的時代，雙方卻攻守互換。這就表示，日本列島在這三百年間，已蓄積了足以派遣大軍跨海遠征的經濟、軍事與政治力量。日本當時剛從戰國時代過渡到天下統一的時代，正值大開發和高度成長的時期，生產力與人口大幅倍增。豐臣秀吉能做出史上最愚蠢的行為，也正是因為擁有那股源源不絕、持續增強的充沛實力。

　　「出兵朝鮮」確實與豐臣秀吉之死同時畫下休止符，不過一切並未就此結束。至少，此後東亞歷史發展的前提，即是奠基在「出兵朝鮮」所造成的結果之上。不論如何愚蠢之舉，既然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就不可能一筆勾銷。

　　東亞的歷史，終於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迎來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日本在這兩場戰爭中獲勝後，合併朝鮮半島，於「滿洲」確立勢力範圍，豐臣秀吉「入唐」的構想可以說，時隔三百年後終於實現了。中、韓存在的「反日」情緒，也是奠基於此。

　　「入唐」的構想

　　倘若將豐臣秀吉的「出兵朝鮮」，歸因於建立「近世」日本的高度成長，那麼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就是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實力增強，無疑是日本能「入唐」的一項條件。列島在二次大戰後依然持續發展，日本仍保有經濟大國的地位；因此就半島與大陸的立場而言，對日本抱持警戒，想來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如此看來，不免令人心生疑惑。為何列島的人們，一旦力量增強，就會想要重蹈「入唐」之舉呢？倘若唯獨豐臣秀吉一個人這麼想，或許可以視為愚行。然而豐臣秀吉的「入唐」失敗了，列島的人們理當深覺愚蠢，卻為何還會執意再度「入唐」呢？而達成「入唐」之舉，為何需要歷經如此漫長的時間呢？在這三百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有些觀點疑點重重，閃爍其辭。然而我們若不能看清這其間大致的來龍去脈，或許又將重蹈愚行。

　　說來「入唐」之舉，是列島意圖凌駕半島與大陸而發動攻擊。這個構想本身，其實原本就非比尋常。列島的歷史和文明既遠遠落後於半島與大陸，而且列島所形成的國家和文化也遠遠不及大陸與半島，這是一般的歷史常識。倘若列島上的人們，對彼此之間的這層關係有所自覺，那麼應當不會輕易做出「入唐」之舉，但是在現實的歷史中卻並非如此。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稍微觀察一下同時代的情況吧！

　　《國性爺合戰》

　　日本的近世，是反映城市庶民生活的町人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最先進的京都、大阪一帶，迅速發展出成熟的町人文化。這即是所謂的元祿時代（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四年）。

　　十八世紀初的近世日本，最流行的娛樂就是說唱曲藝──淨琉璃。在淨琉璃的代表作中，有一齣名為《國性爺合戰》的劇作；作者是舉世聞名的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

　　《國性爺合戰》的主角是和藤內，他的父親是明人，母親是日本人；劇情概要如下：

　　起兵造反的李蹈天，勾結韃靼王，滅掉統治中國的明朝。明朝忠臣吳三桂救出皇子，將之藏匿於九仙山。皇子的妹妹栴檀皇女逃到海上，漂流至日本平戶。發現栴檀皇女的漁夫老一官（也就是鄭芝龍）在二十多年前奉明朝皇帝之命來到日本，後來娶了一名日本女子為妻，就在此地落地生根。鄭芝龍夫妻與其子和藤內，遇見皇女後，為復興明朝，便返回中國。

　　和藤內為尋求同父異母的姊姊錦祥女的丈夫韃靼將軍甘輝協助，前往獅子城。在途中，和藤內誤入竹林，擊退猛虎，收服了湊巧前來狩獵的韃靼士兵為手下。

　　和藤內抵達獅子城後，甘輝在錦祥女以死相勸下同意出兵相助，之後他們又在龍馬原與吳三桂重逢。於是一行人前去討伐韃靼，攻擊南京。最後他們終於擊敗敵人，擁護皇子即位，復興明朝。

　　這齣高潮迭起、以圓滿結局收尾的劇作，於日本正德五年（一七一五）在大阪竹本座首演之後，創下連續上演長達十七個月的紀錄。

　　至今，在歌舞伎中仍會上演這齣劇目，筆者不懂表演藝術和戲劇，雖概略介紹了劇情，但完全不曉得這齣戲的精華與緣起。然而即使木訥如筆者，也能明白一點，即是這齣劇作是根據東亞的史實而創作的。

　　劇中背景

　　鄭芝龍與吳三桂，都是真名實姓；和藤內的稱號是「延平王國性爺鄭成功」，撇開「國姓爺」刻意使用不同的字以外，鄭成功亦是確有其人，且他也真的擁有日本血統。

　　當然劇中情節，並未完全依據史實，甚至可以說是完全虛構。當時因為日本實施「鎖國」政策，日本人無法前往海外。然而在這齣劇作中，擁有日本血統的英雄，足跡遍及列島、大海、大陸，並且大顯身手；情節既驚險又富有異國情調，因此風靡了當時已習慣生活在太平安逸之中的人們。

　　關於此劇在戲劇和娛樂方面的評價，就不再多談。大概也無須從今日，或其他立場，來評論作品的高下。筆者也無意不識趣地說些，不按照史實、胡說八道之類的評語。

　　真正的史實，本書中將會詳盡敘述。不，是必須非要詳述不可。因為這樣大家自然就會明白這齣戲是虛構的。

　　然而，之所以會在此冗長介紹這齣虛構的劇作，是因為當時既然會創作出這種劇情，而且人們也接受這種劇情，便清楚透露出當時日本人的心態與思維方式。這個部分就歷史角度而言，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同情弱者、喜愛貴族，這種情感或許是日本人的天性，恐怕今日也依然如此。若從同樣的劇情概要來看，「韃靼王」的反派角色與復興明朝的大義，兩者毋寧皆是當時日本人的價值觀，而且幾乎是同時代的東亞的共通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本身即是所謂的「中華思想」與「華夷思想」，因此當時的日本人，甚至是一般庶民也都擁有相同的價值觀。

　　《華夷變態》

　　庶民既已如此，更何況是知識分子。

　　距《國性爺合戰》問世的半世紀之前，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名為《華夷變態》的書籍，書中匯集了所謂的「唐船風說書」。「唐船風說書」是約莫自十七世紀中葉起，提交給江戶幕府的一種報告書，內容紀錄了，從搭乘中國船隻來到日本的船員身上有系統地蒐集到的中國情報。簡而言之，《華夷變態》無非是一本海外情報的資料彙編。

　　然而，為何會將這本中國情報彙編命名為《華夷變態》呢？為此書命名的人，是受聘於江戶幕府的儒學家──林春齋。林春齋於延寶二年（一六七四）撰寫的序文中，除了敘述明朝滅亡一事之外，並如此寫道：

　　清朝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頃間，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

　　「華」是中華，「夷」是夷狄；「吳」指的是吳三桂，「鄭」則是指鄭成功一族。林春齋在這段評論中，顯然是得知發生於同時代的三藩之亂與鄭氏的行動之後，從外國人和旁觀者的立場，對明朝招來被視為「韃虜」、「夷狄」的清朝推翻之事，稱快不已。《華夷變態》的書名中，則寄託了期待明朝與漢人恢復「中華」政權的願望。正是由於嚴肅的儒學教義與輕快的町人娛樂文化之間的差異，才得以激盪出與《國性爺合戰》相同的創作視角與思考方式。

　　那無非不過是身為「夷」的日本人，將自己與「華」重疊，並且將自己和明朝與漢人一視同仁的，極為自我中心的情感和邏輯。當時，期盼自己才是「華」的想法，在日本風靡一時。

　　東亞秩序與清朝

　　我們在此可以發現兩個論點。

　　一是視漢人為「中華」的論點，這是自明朝以來即有的刻板印象。這並非僅是存於腦海中的思想和理念，而是長久以來也實際發揮了維持東亞秩序的功能。

　　另一個論點是，對漢人的中國文化雖深表敬意，但認為已經不應該再由漢人繼續獨占「中華」。這種「中華」的概念，雖然與第一個論點有些許矛盾，但已日漸擴散。原本應該屬於「夷」的朝鮮自視為「小中華」，日本則自認是「日本型華夷」，皆已不甘心無條件地附屬於「正統中華」。

　　日本人在尊重中國為「中華」的同時，也經常會將自己與「中華」重疊，即是源於這種心理與邏輯。於是《國性爺合戰》與《華夷變態》，正說明了這種潛藏於日本人心中的「中華」概念，可能無遠弗屆，無所不在。

　　若再回顧到更早的時代，上溯到《國性爺合戰》問世的百年之前，豐臣秀吉「入唐」的構想中，早已潛藏著這種「中華」概念。日本想要打倒明朝、征服明朝，不論這是再怎麼愚蠢的誇大妄想，仍然等於是意圖推翻華夷的上下秩序。

　　當時，華夷意識與中華思想中的「中華」，已不再是中國獨有的自尊意識，而是普遍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的思考模式。因此日本人雖甚至未必被納入華夷秩序之中，卻也受到影響，而抱持著相同理念。何況是像朝鮮、越南等，更接近中國的國家和地區。

　　東亞已不再是由中國與漢人獨占「中華」的一元秩序。而君臨天下，主宰如此多元化的時代與東亞長達三百年的，正是清朝。

　　在《國性爺合戰》中，以「韃靼王」比喻清朝，是令人憎惡的「夷」；但在現實的歷史中，「國性爺」鄭成功終究未能打倒清朝。這樣的清朝，到底是如何回應時代的趨勢呢？變得多元化的「中華」，究竟邁向何方呢？其抵達之處，究竟又有什麼呢？這些都是本書將探討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