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宋國誠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程曉農

導論　分拆中國的EAST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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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科舉Exams

第一章　一個強大的規模化的工具──科舉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如何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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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專制Autocracy

第三章　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

第四章　回歸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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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穩定Stability

第五章　是什麼讓中國的專制如此穩固？

第六章　圖洛克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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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科技Technology

第七章　重新定義李約瑟問題

第八章　政府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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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中國模式”的未來

第九章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

第十章　突破“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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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表

注釋

參考文獻

【前言】



2022年11月間，由於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千上百名抗議者走上街頭並占據大學校園，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控管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大喊大叫，其他人則跟著附和這些「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這位領導人才剛在一個月前的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鞏固權力，就此而言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敢反抗。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可能會改變該政權的遊戲規則。



在某些方面的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四起，都是屬於地方性的，且只針對特定問題。就此種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來說，這是個不同尋常的發展，它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這次抗議的規模頂多就只有數千人。讓我們把對新冠疫情抗議的規模與他們抗議的不滿兩相對照，他們所抗議的實際上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和方艙醫院。這些封鎖政策導致了人民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飢餓和許多其他可怕的事情，然而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竟然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種民間反彈之所以顯得意義重大，是因為人民竟然有抗議行動，而並非它帶來的威脅有多大。相比之下，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他們的不滿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警察之手。



之所以這只是一場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不是新冠之春民運，理由很充分，中國政府非常強大。多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為中國政府的權力、管轄範圍和自由裁量權提出一個有連貫性的解釋。當然，強制和意識形態灌輸都起了作用，也可能有相當程度是受到社會所認同。此外，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強勁成長並緩解了貧困的程度，這些為中國政府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一些持久力。



除此之外應該有更多原因。雖然上述解釋可能適用於個別情境，但它們並未給予我們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不會產生一種不可忽視的「績效不合法性」嗎？我們還沒有提到帝制中國有多長壽。



我在尋找解釋的過程中遵循了兩條原則。一個是簡約性。如果一個變數能夠兼顧到更多的問題或涉及的狀況，或者如果它凸顯了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原因的變數，那麼它就比另一個變數更容易被接納。另一個原則是接近性。也就是說，變數愈接近被檢視的經驗現象的解釋範圍愈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東方模式（EAST）的第一個組成部分，那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只能讓我說出一個中國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是中國的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和理解東方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促使中國許多人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是價值觀、規範和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影響了奠定中國人思想基礎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論。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國家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國家也間接地剝奪了社會取得人才的機會，搶先一步壓制有組織的宗教、商業和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不是在統治一個社會。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特性，被認為是獨立於國家的合法社會。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壓制集體行動的一個重要原因，集體行動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徵。科舉的競爭非常激烈。它頌揚在孤立的小型考場取得金榜題名，同時嚴厲懲罰合作行徑，在科舉的時空背景下，這些稱為作弊。一方面，想想那些充滿活力的個人主義中國企業家；另一方面，也看看他們在面對中共時的集體無能為力。想想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吧。即使2,500萬上海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公開或私下聯合起來反抗，那無論員警力量有多大，國家也會顯得無能為力。



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揣測；其他人可能會說這是異想天開。比如，可能會有人批評我的主題擴展得太廣泛。本書中所指的「EAST」非關地理；而是我所要探討的四個主題。我會在歷史和現今之間來回穿梭。這本書無疑範圍廣泛，同時具有明顯的雄心壯志要加以探討。

學術界的慣例是深入鑽研一個主題。我的觀點是，書籍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處理重大主題的方法，而這些主題是我們無法在專業期刊上討論的。非常專業化和技術性的論文有其應有的地位，但是專業化程度愈來愈高，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障礙也非常多且繁複，其中一個受害的便是偉大的思想無法充分呈現。書籍是為數不多能夠達成遠大目標的方法之一。我是否真的成功了，就留給讀者來判斷吧。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些基本的想法，透過這些想法，我們可以理解一些歷史和當代的事實和事件。



我們面前有很多重要的題目。我認為，新冠疫情抗議活動改變了遊戲規則，因為數億人民都有相同的深刻感受。帝國主義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頑強堅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區隔並且孤立人民的能力，以及採取先發制人措施，壓制人民的集體行動。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是否預示著一個轉折點？在中國社會焦慮和恐懼情緒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問題和情勢仍在變化和發展，我可能會弄錯。或者我可能沒有釐清所有精確的管道和機制。我希望這本書可以開啟進一步的爭鳴及討論。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本書以EAST系統（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作為中國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中國體制」是依循相同的辯證路徑─興衰並存。從科舉制度（Exams）為始，皇朝選出的是「馴服人奴」而非「創新主體」，從此植入中國超長穩定的文化基因。直至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ocracy）也「從未現代過」，而是古代建築的現代翻修。這種「專制穩定性」，是一種深植於歷史與文化骨隨中的「順從結構」，即使在今日的「習治中國」，還是依賴這種順從結構的返古和復辟。黃亞生教授以此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以及人民的抗議為什麼總是失敗？



有別於「功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概念，黃亞生教授以「合法性預設」來解釋中國的穩定（Stability）因素：國家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然而，這種「中國式穩定」，其實是一種「高壓穩定」，最終導向內部鎮壓與外部擴張。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採取高壓統治就可以震懾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雖然靜默但從未認可。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在科技（Technology）領域，中國的科技發展是為政治服務，而非自由創新所驅動的社會增益。中國對科技的「反人道濫用」：用於維穩和監控，早已臭名昭彰，舉世皆知。依賴於數據造假與科技辨識，中共搭建了結合精神層次的「順從文化」與物質層次的「技術高壓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怪胎。



EAST，猶如一把解碼之鑰，從「科舉文化�奴性人才」、「專制僵化�官僚怠惰」、「高壓穩定�反糾錯、無究責」，再到「技術極權�反人道」，黃亞生教授結論出「崛起與衰退並存」的中國模式，開啟了中國研究「辯證制度主義」的新框架。從古代科舉制度到當代中國，作者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但也埋下終極潰敗的根源。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解構了中國體制的續命之道，映照了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我在這裡鄭重推薦：不可不讀。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之後，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就一直在分析中共政權的獨特性。而過去三十年當中，中共的所謂「經濟成就」，更是成為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判定中共政權將不斷成功的論據，這種說法在台灣也頗為流行。但這種表象而淺薄的中國模式解讀，無法說明中國過去幾年來難以挽救的經濟下滑和內政困境。

黃亞生教授的這本新書別開生面，不去追溯過往林林總總的學界流派，而是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不但有效回答了中共政權「一度得意」之成因，也剖析了這種「得意」，如何伴隨「中國模式」的衰落。當今世界，回憶中國當年繁榮強大的著述業已過時，而探討「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才是當下的顯學。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中共政權的衰落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黃亞生用個人集權來解讀這場衰落的發生；而在個人集權的背後，則是中國專制模式的內在運行邏輯，即最高掌權者對內外潛在挑戰習慣於壓制，同時把資源集中到自己嚴密掌控的經濟部門。這樣的政治操作，引導著中共當局走上了經濟衰退和中美對抗的道路。中國的內在矛盾重新凸顯出來，已開始讓外部世界關注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正如黃亞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更擅長於避免問題的產生，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而中國的制度在減少困難之發生這個部分，卻屢屢失敗。我的理解是，中共政權的衰落，固然是習近平個人集權之後發生的，但這樣的衰落也是中國制度的必然產物。

至於美中關係，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高度警惕，是其本能的防範意識作祟；但中共的對外軍事擴張，卻是其「進攻」意圖的鮮明證據。黃亞生的書受篇幅所限，沒有提到中共2020年訴諸軍事擴張之「戰略威懾」新策略，美中關係之現狀，正是中共威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自然結果。黃亞生指出，專制政權視其統治疆域之「同質化」為理所當然。我們由此可以想像，今天中共急於吞併台灣的謀畫當中，豈會容下一個異質的台灣於臥榻之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