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我做了一個關鍵決定,奠定了我從此以後對人類史前世界的觀點。在伊朗西部洛雷斯坦省(Lorestan Province)由倫敦考古學院(Institute of Archaeology)考古學家克雷爾.高夫(Clare Goff)所組織的臺形遺址(tepe,古代城市堆成的小丘)挖掘活動中當了一陣子考古學顧問之後,我於一九六七年接下了紐西蘭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考古學講師的職位。我就是在這裡,以及一九七三年後在坎培拉的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研究思索中,發現了世界其他地方—至少是我在劍橋期間的研究重點區域,也就是歐洲、北美和中東以外的地方。在奧克蘭和坎培拉工作時,我的同事有社會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和生物人類學家,他們始終樂於和我討論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我也很幸運能教授考古學而不只是學習考古學,如果想要知道自己對重要題目有什麼真正想法,前者才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