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外譯的多重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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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1 月，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舉辦了「臺灣文學外譯學術研討會」，我有幸獲選前往發表會議論文〈臺灣小說的英譯與實用—走入教室的臺灣小說翻譯作品〉，這篇論文可說是我在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累積兩年臺灣文學授課經驗的心得。當時的臺大因為是全英語教學，學生大半是不諳中文或中文程度不高的國際生與外國交換生，也促使我開始挑選英譯的臺灣文學作品當教材，最後不但開發出「戰後臺灣歷史小說導論」、「臺灣小說與戰後都市經驗」、「臺灣生態文學導論：書寫山林與海洋」、「臺灣戰爭小說導論：從反共小說到後現代」與「戰後臺灣歷史小說導論」等課程，也讓我一窺1950 年代末期以降臺灣小說英譯史的全貌。
不過，教學跟研究畢竟是兩回事，想要把會議論文裡的教學經驗轉化為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對於當時的我而言可說是不小的挑戰。我在攻讀比較文學博士期間，因為半工半讀、修課時間有限，始終錯過中研院特聘研究員李奭學老師（時任研究員）在輔仁大學比較文學所開設的翻譯課程，因此對於翻譯研究可說是個門外漢。當我要把〈臺灣小說的英譯與實用〉這篇會議論文改寫成期刊論文投稿時，一開始因為欠缺翻譯理論的視角，過程並不順利；所幸在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任教後，承蒙同事兼同門師兄馬耀民的指點，認識了操縱學派的翻譯理論大師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的經典之作《翻譯、重寫與文學聲譽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自此才算是正式踏入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在勒菲弗爾的理論視角加持下，該篇會議論文也就順利改寫成〈英譯臺灣小說選集的編選史研究—從1960 年代到1990 年代〉（即本書第二章），並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在這篇論文發表後，我感覺到這是個值得耕耘的領域，持續在臺灣文學館的《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臺大臺文所的《臺灣文學研究?刊》等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經過十幾年積累，才有《臺灣文學變形記》的問世。
綜觀這本論文集的內容，其實正足以反映出我個人在翻譯研究方面的學術偏好。雖然最早是透過操縱理論（manipulation theory）進入這個學術領域，但基本上我自詡為「翻譯史」研究者—這當然跟我對於歷史的偏好有關，主要更是因為翻譯研究雖以文本為研究對象，但沒有譯者（以及與他們密切相關的專業人士，如學者、編輯等）何來譯本？因此本書的讀者不難發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另一位重要學者安東尼．皮姆（Anthony Pym）的身影。對於皮姆理論分析架構的應用，個人認為最完整地反映在本書第一章〈創作、編輯、翻譯：譯者聶華苓與冷戰下的臺灣文學翻譯〉。而除了翻譯史以外，近年來我因為執行科技部（目前已改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接觸各種類型的臺灣文學文本，在研究不同文本時、因應文本內容差異而陸續又採用了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以及「論述」（narrative）概念等不同研究取徑，正因如此才會有這本論文集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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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折射」到「重寫」
本書的標題「變形記」，意在捕捉臺灣文學在跨越語言與文化疆界時所經歷的深刻質變。根據我的研究心得，翻譯研究的本質旨在追求「為何」與「如何」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因此臺灣文學在經過翻譯後為何會「變形」，而且又是如何「變形」，就變成臺灣文學外譯研究的核心。從翻譯研究的視角看來，我所指的翻譯並非傳統觀念中單純的語言轉換或講求「對等」（equivalence）的跨語言傳遞，而是一種更具能動性與操縱性的文化實踐。1980 年代以降，西方翻譯研究發生「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這當然與文化研究等學門的興起密切相關），學術典範從追求語言層面的忠實（fidelity），轉向探討翻譯在文化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脈絡下，比利時學者勒菲弗爾的理論成為理解此一變形過程的關鍵。
勒菲弗爾提出，翻譯的本質是一種「重寫」（rewriting）。此概念是他早期「折射」（refraction）理論的深化（詳見本書第五章）：任何文本在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系統時，必然會像光線穿過稜鏡一樣被折射，其形態與意義均會發生改變。從勒菲弗爾的理論視角看來，不只是翻譯，就連文學批評、選集編纂、文學史書寫等活動，一樣都是「重寫」的具體形式，共同塑造了讀者對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乃至一整個時代的文學之認知與想像。具有強大「重寫」功能的不只是選集，其餘如譯註、譯序、學者寫的前言、推薦文等等，從稍後我將予以闡述的「論述」視角看來，都是重塑文學作品，進行文學詮釋的重要依據。
勒菲弗爾認為，此一「重寫」過程並非任意為之，而是受到兩大宰制性力量的制約：意識形態（ideology）與詩學（poetology 或 poetics）。意識形態，指得是社會中關於「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主導觀念，其力量往往來自於勒菲弗爾所稱的「贊助者」（patronage）─包括政府機構、出版社、基金會等權力實體。1960 年代冷戰高峰期，由美國新聞處 （USIS）資助的一系列「新自由中國」（New China）英譯臺灣小說選集，便是一個鮮明的例證。這些選集的編選與出版，首要動機即是建構一個與共產中國相對立的文化形象，意識形態的考量遠遠凌駕於純粹的文學價值之上 。正因如此，當時入選的作家，除了青壯世代的林海音、張愛玲、聶華苓等人，還有幾位才二十出頭的《現代文學》雜誌創辦人：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與陳若曦等：他們不見得是多麼成熟的作家，但卻因為代表「新自由中國」的新生代文壇而入選。當然，他們之所以入選，也不能排除皮姆所強調的翻譯史「網絡」（network），因為他們普遍受到臺大外文系的老師夏濟安欣賞，而夏濟安則是該選集系列重要旗手吳魯芹（Lucian Wu）的文友：他們倆在文學理念方面聲氣相投，曾經共創學院派期刊《文學雜誌》。
與之相對的「詩學」，則指涉特定文化內部主流的文學慣例、美學標準與形式要求。在某些情境下，詩學的影響力會超越意識形態。例如，張誦聖與安．卡佛（Ann Carver）合編的《雨後春筍：當代臺灣女性作家的故事》（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或是馬嘉蘭 （Fran Martin）編選的《天使之翼：當代臺灣酷兒小說》（Angelwings: 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其選文標準主要根植於特定的文學史脈絡（女性文學、同志文學的發展）與美學風格的考量，而非直接服務於某種政治宣傳。
意識形態與詩學之間的關係並非靜態，而是一種權力上的動態辯證。勒菲弗爾雖認為意識形態通常占據主導地位，但本書收錄的論文透過對臺灣文學外譯史的考察，揭示了更為複雜的翻譯文學史發展軌跡。在強勢贊助者的主導下，如冷戰時期的美新處，意識形態確實是決定性的力量。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當贊助者的政治意圖較為隱晦、或編選者本身具備足夠的學術自主性時，詩學的考量便可能成為主導文本變形方向的關鍵。以學者杜國清為例，就是一位憑藉自身堅定詩學觀而重寫臺灣文學史（將日本文學、美國文學納入）的重要「重寫者」（詳見本書第三章）。因此，理解任何一部翻譯作品的「變形」樣貌，都必須先釐清其背後意識形態與詩學力量的消長與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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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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