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六朝經學論議考

▎序

本書的前身是李非凡2022年的碩士學位論文《六朝經學論議考》，作為該論文的公開評閱人，我應當是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六朝「論議」形成的術語體系，包含問、答、難、通；徵、釋、關、並；嘲、謔等「論難之法」，貫穿於儒釋道三教的講論之中。本書從中拈出「徵」（類似假言選言推理）、「關」（類似假言選言推理）、「並」（類似歸納推理）三類句式結構，並以王斌《八並》為「樞機」，解析論議句式的生成和轉換，以此為線索，分析漢晉至隋唐論議的方法與流變。

分別舉例言之，「徵」法如鄭玄《駁五經異義》：

[徵]《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若名1義1），死無謚（則名1義2）。」

[責]自周及漢天子有謚（名1非義2），此有爵明矣（故名1非義1）。

「關」法如《左傳》昭公十年，晉平公卒。諸侯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公），叔向辭之，曰：

[徵]「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徵]大夫如見新君，[關]或以吉服見，或以喪服見。[徵]若名1義1，[關]則名1或義2，或非義2），

[責1]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名1非義2）；

[責2]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名1非非義2）。

[結]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故名1非義1）。

「並」法在句法結構上與八並之「相望」相同，可以構擬為：

[並]父母恩愛等（名1、名2俱義1），

[例]父母應同服斬衰/齊衰（名1、名2亦義2）。

而「比並不例」則與「相望」上句相同，也就是《喪服》斬衰章賈疏所謂：

[比並]父母恩愛等（名1、名2俱義1），

[不例]母則在齊衰，父則入於斬（名1義2，名2非義2），比並不例。

「比並不例」答句則與八並之「返對」相同，賈疏曰：答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名1義3，名2非義3），故為之斬也（故名1義2，名2非義2）。

同時本書也指出，王斌《八並》與漢晉間通行的「徵」「關」「並」是迥然有別的兩套體系，《八並》只強調「並例」，而沒有「比並不例」的歸納原則，只能算是類比推理。此外，《八並》以「返對」的句法結構代替了「徵責」的句法結構，便犯了充分條件假言推理「否定前件式」的邏輯謬誤。

以六朝「論議」的方法與流變為主線，本書以三章展開論說。三個主要章節的貢獻，一是以《春秋》《喪服》為中心，梳理漢晉「論議」中「徵」「關」「並」三種句法的使用和展開，以及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反對「並」法，重新建構《左傳》學體系產生的變化。二是通過分判《喪服》賈公彥疏中術語、體例的結構性差異，通過疏文對《公羊》《穀梁》條例方法的比照與建構，從《喪服疏》中逐層揭剝、追溯北齊黃慶舊疏，乃至皇侃《禮記義疏》與《喪服》雷次宗舊疏；此外綜合考慮慧遠、范甯、雷次宗兼通《穀》《喪服》，及「廬山學風」中撰述義疏的特色，也是該章突出的亮點。三是六朝佛教、玄學與義疏中「論議」的流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用「八並」與「徵」「關」「並」相較存在的邏輯缺陷（詳前），區別出皇侃、二劉、《五經正義》與襲自北齊舊疏的《儀禮疏》《公羊疏》《穀梁疏》的兩條脈絡；並且指出：「在知識的繁瑣（八並）與邏輯的精確（徵、關、並）之間，後世之人似乎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知識??這大概也是隋唐學術轉型中極為值得回味之處。」

《六朝經學論議考》完成後，其獨特的學術範式已經引發了學界的持續關注。我近年撰寫的《撰集其事：〈白虎通義〉的生成》《從〈論衡〉看漢代章句的經義論難》《高貴鄉公幸太學始末發覆》等幾篇文章都是受到本書的影響。上述論文總體思路是以「論議」的句法結構為線索，從何休、鄭玄上溯，討論東漢前期的經學論議方法；從東漢經學下探，為曹魏西晉時期經學、禮議、玄學的論議找到合理的源頭。

通過近二三年來的反思與實踐，我更加堅信本書蘊含諸多引發思考的層面，極具學術增長的理論張力。比如，「徵」「關」「並」是否是戰國西漢以來「傳」「記」本身就有的方法。本書說杜預更注重「徵」「關」的使用，而明確反對「並」法（也就公羊學的「據彼決此」），而這是否恰恰就是《左傳》學體系的本義？因為《春秋》中「事→文→義」三個層次恰好可以構成「徵」法，《左傳》分析史事與經文關係也正是按照「徵」法處理的。舉例來說，《左氏》傳例認為：

[徵]如果君夫人卒，赴于諸侯、反哭于寢、附于姑（若名1義1），則書「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則名1義2）。

肯定前件式如莊公二十二年文姜、僖公二年哀姜、文公五年成風、文公十七年聲姜等，而否定後件式如隱公三年「君氏卒」，哀公十二年「孟子卒」，《左傳》的解釋是：

[責]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姑（名1非義2），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故名1非義1）。

[責]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名1非義2），故不稱夫人（故名1非義1）。不反哭（名1非義2），故不言葬小君（故名1非義1）。

至於「並」法，《左傳》於隱公、閔公云「不書即位」，於莊公、僖公云「不稱即位」，劉歆、賈逵、穎容都認為有恩淺、恩深的區別，應當是受到《公羊》「所見、所聞、所傳聞」學說的影響。杜預《春秋釋例》反駁說傳文殺大夫或云「不言」或言「不稱」，傳文用字並不存在這樣的區別。固然是反對了「並」法，但也確實更接近《左傳》的原意。

又比如，東漢經學的論議是否由混沌樸素發展至何休、鄭玄的精密複雜？還是說東漢早期的論議本就層次豐富、精細繁複，何休、鄭玄反而呈現出由博返約的簡明？例如災異論說中的「咎（失德失政）→徵（災異）→應（禍敗）」，壽命學說三命中的「隨命」（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都可以處理為充分條件假言命題，並通過肯定前件、否定後件進行推理。但前者必然要面對「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的詰難，後者則必須要處理顏回、冉伯牛早逝的質疑。於是在章帝時期的王充《論衡》中，「隨命」被堅決否定，而「咎→徵」也被直接否認存在因果關係，或者說不承認構成充分條件假言命題。其實是王充對「徵」法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與反思。

又比如說「徵」「關」「並」偏重於「難」，而「答」的部分，即對「難」的回應其實可以再總結。舉例來說，皇侃《論語義疏》等書中有大量的「通」，作為問句的回答，但到底怎樣的回答才算是「通」，怎樣的回答不能構成「通」？以及所謂的「通」本還有繼續詰問關責的餘地，而「通」之後的文獻如何呈現，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總之，《六朝經學論議考》作為學位論文是非常精彩的，雖然在章節架構與行文表述方面尚存可以精進之處，然其學術價值與創新貢獻仍然熠熠生輝。希望讀者不必因複雜的術語體系卻步，而能發現領略其中獨到且豐富的創新之處。我想未必能「用日約少誠快意」，但一定是「勉力務之必有意」的。

北京大學長聘副教授馬楠2025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