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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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節錄）
《歷史的內裡》在《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中，由史學傳承而及於研究方法和史學思想，憑藉我多年治學和學院外的政治社會經驗，體會出歷史研究不僅史料外表的考實，還要透入史料的內裡。如何「透入」？除史學史的例證，也有個別課題如日常生活的具體分析。
個人進入史學之門大約一甲子，經歷二戰以後國內外學術多次大大小小的轉變，後來還直接推動新史學。一路走來，多少能反映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臺灣史學發展比較有特色的樣貌。
史學不尚空言，講求具體研究，但在實際過程中，我們也體驗到具體研究需要提煉出比較高層次而且含有普遍性的觀點、概念才有意義。古人有謂「因事以言理」，當屬於這種境界。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上乘的實證研究應該多少帶有歷史思想。
我們說的歷史（或史學）思想，既然不會離事而言理；事實上，一個研究者累積多種具體研究經驗，大概也會領悟出理解歷史脈動的方法，而形成他的史學思想。近現代中國史學的「夷夏東西」、「士人政治」、「關隴集團」、「朝貢體制」或「編戶齊民」等概念，概括複雜歷史現象，都算是歷史思想。但一般所謂唯物或唯心史觀，應該屬於哲學的層次，不是歷史。
臺灣的歷史研究稱得上史學思想者，除了充滿民族主義的「溫情與敬意」，估且存而不論外，大概只有史料為先的批判求真和貫注時代精神的史識蘊育，我曾稱之為史學的兩個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我浸潤於這兩種史學思想中，有意識地學習和無意識地體驗，雖然逐漸形成自己的想法，終於也只講出「從表層到內裡」和「同心圓」而已，卑之無甚高論。
資料作為知識建構的前提，不只史學，舉凡實證科學莫不皆然。真實的歷史才是正確的知識，所以史料之批判力求可信，史料之擴充力求周全，遂成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離乎此，難以獲得真實的歷史。擴充的史料即是新史料，有了新史料便容易產生新問題，研究新問題便能拓展新領域，增益歷史新認識，甚至翻轉向來所知的「歷史圖像」。
歷史學者用盡一切可用的方法，進行解讀、闡述所掌握的充分、可信的史料，傅斯年先生謂之「新工具」的方法，當然要隨著世界學術之進展而不斷擴充，二十世紀之初還不起眼的社會科學，到下半葉便成為史家不可或缺的新工具了。
新資料開啟新課題，輔以新工具才容易拓展新領域。我提倡的新社會史，即使「日常生活」也可以入史，而生命醫療則與宗教家、哲學家關注的生命以及醫師主導的醫學史皆有所不同。總之，資料、課題、工具（方法）、領域，構成有機組合，歸根究柢則是資料。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最淺白的詮釋。
借用周人的文宣式詩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凡能發揮歷史新解的資料都可以算作新史料，這當然包括以前沒有透徹運用的舊文獻。本書〈詩與史的交會〉，以《詩》篇建構西周史，即是一個例證。《詩》篇雖是古典舊籍，但跳脫傳統詩經學的牢籠，引《詩》入史，補證正史的歷史圖像，無疑可視為擴充史書的新史料。這種研究過程同時掃除兩千多年詩經學的傅會，打破其構成的假歷史，有助於真實歷史的建立。一立一破，對西周史而言，都會是新認識。
舊史料新運用，亦見於從傳統醫書發掘社會文化現象的「另類醫療史」，比引《詩》入史所形成的新認識更加擴大。〈史家與醫家的對話〉講述臺灣生命醫療史研究「無中生有」的原委，證明新資料引發新問題，短短時間內締造了一個新領域。當拓展研究之初，我所歸納整理的五大議題：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從醫學看文化交流，和疾病醫療反映的社會心態，都屬於歷史問題，與過去的醫學史有很大區隔。當時除醫療與政治這環沒有給予適當位置外，三十多年來臺灣的醫療史研究基本上多在上揭五大議題發展，人才輩出，各擅勝場，國內外同行亦不吝惠予肯定，不失為歷史學開拓新領域的典範案例。
其實面對資料，不論新舊，還是要有歷史意識才會形成問題。醫史資料雖舊，用在社會文化的歷史研究就變成新了。至於考古出土的成果，當然更是歷史學的嶄新史料，這個傳統在我的學習系譜中已有百年之久。面對考古資料，同樣要有歷史意識才能建構歷史，補充傳統史料之不足；甚至考古家也要有問題意識，才能發現新史料。
近代中國考古學一開端就帶有濃厚的歷史傾向，引進這個新工具的前輩有意識地要以可信新資料重建古代史。百年前中國近代考古學奠基者堂皇地指出，考古為歷史而服務，不像近年臺灣考古學家毋寧關心考古學的主體性。雖然中國至今仍然沒有改變此一堅強的歷史傾向，利弊得失，我沒有資格對考古學發言；由於我是史學者，故多歷史的旨趣。〈考古資料重建古史〉即是檢討歷史學的問題，對意見歧異、事實朦朧的古代，考古資料的確發揮填補和釐清作用。這裡討論的歷史學問題，包括中國文化是起源於西方或是本土，考古文化和文獻民族能不能對應，怎樣建構原始社會村落共同體，早期國家新資料如何印證古史文獻，墓葬資料怎樣充實古代社會禮制內涵等等，由此而見證考古成果的確是建構古史不可或缺的新史料。另外，〈精練通達的考古家〉則記述一位深具歷史意識的考古學家，怎樣從出土文物透視歐亞草原民族文化的交流；若缺乏新資料，要認識如此大歷史，徒有歷史意識也難以落實。
歷史研究譬如烹飪，素材是資料，烹飪技藝是方法，今之治史者深知新方法的重要，無不強調結合其他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其實，方法是工具，只要適合、有效，豈有排斥之理？有了新資料之外，固需擴大新工具。然而社會科學不只是方法而已，更強調研究結果的理論化或概念化，回顧上世紀六○、七○年代，臺灣史學界引進社會科學的經驗，卻是理論多於方法，以至於奉理論為引導研究的主人，史學淪為提供材料的奴僕，故三數十年下來，始終產生不了耀眼的著作。
我們的態度則不同，主張歷史研究在資料的基礎上，方法是應用的工具，理論只是參考架構，問題意識才是要務。問題的產生便要回到前文所述批判求真之外的另一種史學的觀點，史家不能與社會脫節，研究要貫注時代精神。這是先師沈剛伯先生在「批判史學」基礎上提示的方向，他說，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那麼每一新時代必根據其時代精神而重新寫史。新史書同樣要禁得起史料批判，於是乎形成客觀與意義兼具的學風。
過去基於史料批判的實證史學往往過分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與中性，殊不知凡是人為事物大抵不能免於主觀，有這樣的警覺，才更易接近客觀中性，合乎近代學術的目標。這種情形不只史書，史料也不例外。史料都是透過記錄者的「現代性」（當代性）而完成的，避免不了「古中有今」。同樣的，這些記錄經過研究而寫成論文，或著作成書，也因為有研究或著作者的「現代」體驗，而有特別的關注，發掘前所未見的「過去」之面貌，他們的成果於是可以「以今見古」。
基於此一認知，面對「後現代」的史學浪潮，這種截然不同於實證史學的史料批判、根本懷疑歷史真實存在的史學思想，我們毋寧視為值得敬畏的諍友。我們相信對於記錄或著述者的全搜深掘，可以更徹底地檢查史料或論著潛在的偏見。歷史學家不能天真地相信史料會「如實顯現」歷史，反而要承認根據史料素材研究而著作書文，其實就是在「製作歷史」。概言之，史料、史家和史書三者之間，其實存在著表層和內裡的深邃複雜關係，史學不能停留在表層的史料批判，還要發掘史料蘊藏的內裡，才可算接近真實的歷史。
〈後現代與前近代之間〉從我的研究經驗講述一甲子以來臺灣的史學路徑圖，並借以檢視我的歷史思想蘊育的過程。我更確定不但史料有表裡，寫史的人也有表裡，著（製）作的「歷史」便不可能如實證史家樂觀相信「如實顯現」。對「歷史」複雜性的認知，說穿了，皆由於史家離不開他的時代與社會，不同時空會影響史家對史料的取擇和理解，於是形成不同的「歷史」。
歷史存有表與內多種層次，既然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研究「過去」的史家無法脫離他的「現在」，那麼史學方法當超越過往糾纏的「客觀」與「主觀」辨析，另外尋求突破。〈實證學風與歷史的表裡〉特揭被奉為客觀史學開山祖蘭克（Leopold Ranke, 1789-1886）坦言「辛苦艱難的史料批判之後，需要直覺（intuition）。」這是一條超越主客觀的途徑。誠如詮釋者所說：對歷史認知，蘭克不局限於理性認識，還包括現有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理解以及預知能力。蘭克的「直覺」，或闡述者所謂的感知，借用中國傳統史學「才、學、德、識」的概念，或近似史識。歷史學者固需廣「學」以完備資料與方法，更需有「識」以運用「學」；至於史才則偏於表達手法，史德因個別民族文化或時代社會的道德標準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其實「才學德識」都離不開一個「真」字，求「真」之「學」才是史德的基礎，甚至含蓋史家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