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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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節錄）
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用以概括一國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綜合樣貌，和帝國（empire）、王國（kingdom）或酋邦（chiefdom）等國家形態有所區別。
這些國家形態不僅只字面上顯現的政治意涵，其成員的階級性或身分制也會有不同的形式，呈現不同的社會性質，所以政治與社會不可分。上世紀七○年代初始，我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就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形態是城邦的主張，完成的碩士論文題作「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四年後整理出版為《周代城邦》。周人建國，傳統史學謂之封建，其實即征服殖民，殖民者建立城邦，當時舊族的國家形態也是城邦。不過我更側重的是國家組成的社會基礎，故討論統治貴族、城內國人和城外野人三大階級。
當時我拈出城邦國家形態的一體兩面含攝政治與社會，固帶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猛志，而九○年代我在比較成熟後，有意識地突破樊籬，走出過去政經社會的歷史研究，提倡探索人群之生活、禮俗、心態、情志。剛性的國家形態我比喻作歷史的「骨幹」，而生活禮俗等柔性方面即如歷史的「血肉」，遂謂之新歷史或新社會史。不過，在我人生晚年，經歷比較多世事，也敢說比較了解歷史之後，深深覺得政治還是歷史的核心，重新肯定「骨幹」的部分。本卷的觀點和論述雖然不全是新近之作，但現今的整理條貫則體現我最近二十多年史學思維的新轉折，即使不必然作為晚年定論，猶如古語所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也。
本卷七篇，前四篇關於國家形態的城邦，後三篇偏於社會性質的禮制，相輔相成以認識中國古典時期歷史。解釋夏商周三代的中國古代國家「城邦說」，不像關涉秦漢以下兩千年的「齊民論」之通行，但仍能概括中國先秦兩三千年政治社會的大架構。城邦說的論證俱詳於本卷第一篇的綜合論述和第二篇著重考古出土古城遺址的資料，證據理路應可以禁得起檢驗，所以我也沒有針對一度有人提出的古代帝國或「雛型帝國」的說法提出辨駁。至於第三篇齊魯故城兼具考古與文獻，第四篇說史以解經，從《商頌》的「景員維河」一語證成當時的國家形態是城邦。
歷史上王國或帝國與城邦的大差別在於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前兩者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城邦則地方自主，諸邦對共主城邦都是獨立的，而邦國內貴族采邑對國君也是獨立的。歷史發展有其趨勢，在特定時空或許產生短暫逆流，長遠看，大勢潮流不會逆轉。如果三代就已經是統一帝國的形態，史料比較充分的春秋時期何以各地還殘存許多小邦，甚至如早期城邦的一城即一國？先秦文獻那麼多遠古萬國的通說，商周之際經過推證知道至少有千餘國，而春秋史籍可考者則一兩百國。這些數據正顯示歷史潮流的大勢，反映大邦吞併小國是城邦時代的通相。可見進入國家階段後，年代愈早，城邦愈多，而非帝國。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各地考古文物出土紛繁，某種文物或文化類型會在相隔遙遠的異地出土，遂為帝國或雛型帝國之說增添證據。不過，同一文物出現在不同地方的原因非常複雜，反映的意義亦截然有異，不一定表示互有隸屬關係。譬如考古所見二里岡期文物分布的範圍遠比殷虛時期遼?，我們能因此就說二里岡期商人的勢力比殷虛期還強大嗎？有什麼有力證據可以支撐這種認識？相反的，根據《尚書．盤庚》三篇和史書記載，我們有理由推斷盤庚之所以遷殷，是為擺脫先前「九世亂政，諸侯莫朝」的困境而另造新局，於是才有今天從甲骨卜辭和出土文物看到的殷商輝煌文化。怎麼會「九世亂政」時國家影響力還大於二百七十三年不再徙都的殷。在我的城邦分期，殷屬於發展型的封建城邦，而非更早的林立城邦；共主的威權與影響力的確增大了，不過，殷王與方國之間和戰無常，其為國家形態仍然是城邦，不是帝國。
研究比較城邦史的學者羅伯特．格里弗恩（Robert Griffern）和卡羅．湯瑪斯（Carol G. Thomas）指出，世界史範圍內，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多能提供以城市為核心、小而獨立或半獨立政治體的證據，即所謂的城邦（city-states），如西元前第四千紀下半期的蘇美（Sumer），始於西元前 1500 年、盛於前九至三世紀的希臘，中古後期至近世的義大利、瑞士和日耳曼，以及十五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初西非奈及利亞（Nigeria）西北部及尼日（Niger）南部的豪薩（Hausa）等地。然而不同時空文化的城邦可真相似？
格里弗恩和湯瑪斯所編輯的《五種文化的城邦》（The City-state in Five Cultures），歸納上述五種城邦共有的基本特質如下：
（1）以城市為核心，有城牆和護城河環繞，經濟能夠自給自足。
（2）掠奪可以立即生產的腹地，以供應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3）基本上有共通的語言、文字、文化和歷史。
（4）尤其重要者，自己認定是一個獨立、自治的政治體，不論它宣稱的政治自治有無更高的合法權威（legal authority）的爭議。（頁 xiii）
若以格里弗恩等的考察來核對中國古典城邦，有同也有異，城牆固然必備，護城河便不一定。城邦經濟自給，但城內的國人亦出城耕種，不是以城外的「野」為掠奪或剝削對象。《周禮》六官序言都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體國經野的「國」指首都城牆內的範圍，「野」則是城外的農莊；城及其腹地結合為一，乃為城邦。至於共通語文、文化、歷史則更難說，如考古顯示魯國城內人口至少可分為周族及商族，衛國分明是殷之舊地；齊國除征服殖民的姜姓西土之人外，還有爽鳩氏苗裔的東土舊族。我們很難說，關中來的周人和東土的商人或更古老的土著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
不過，格里弗恩指出城邦的關鍵特質乃認定自己是一個獨立自治的政治體，（頁 xiv）倒是正確的。以中國古代城邦來說，即使有更高的共主，即《史記．五帝本紀》的五帝及夏商周三代的國君，也無礙於它們內政的獨立自主。至於他說城邦公民擁有實質的能力以獨立地治理他們自己，不同歷史文化條件的城邦恐怕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本卷的〈城邦說〉和〈城與城邦〉二文都指出中國城邦自由民（國人）預政的限度。
作為國家形態的「城邦」，歷經征服併吞，成員來源多樣，即使外表呈現一些共通現象，其社會性質的特異性是很複雜的，只因史料殘闕，難以追究其底蘊罷了。中國古代城邦即使只限於黃淮之間的中原這個不算太大的範圍，如《周代城邦》討論的範圍，今日考古發掘的城牆、建築基址或有限的出土文物並不能道盡其真相。
語言有限，史實無窮，歷史上共名而異實的例證比比皆是。我們所說的城邦時代，傳統史學謂之「封建」，所謂分封親戚，「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也。（《左傳》定公四年）近代日本漢字或中文以傳統「封建」一詞對譯西歐中古的 feudalism，歷史情境明顯地錯置。事實上，即使西歐「封建」，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的差別亦甚大，我在《周代城邦》的〈自序〉對於其中的歧異頗有論述，可以參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