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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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節錄）
國立政治大學第二屆「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 2020）第一講「大歷史的中國速寫」，我在最後一頁投影片粗體黑字寫下兩句話：「古典成為基因，傳統反映現象」作結，以概括中國數千年的變與不變。按照我的大歷史分期，「古典」指夏商周三代，秦漢以下的帝制屬於「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的本質特色在漫長的三代成形，帝制時期種種紛繁的歷史面相不過是本質的表現而已。
話說得或嫌武斷，但個別課題詳細考究下去，我們發現還不至於背離事實，應該是值得繼續檢驗的假說，本書的論證只是我有限研究的一部分而已，其他我力所不及的課題應該是所在多有的。
基因（ gene）這個丹麥植物學家威廉．約翰森（ Wilhelm Johannsen）於 1909 年首次提出的概念，百餘年來進步神速的生物遺傳學有更精密的意涵，人文學借以論述人世現象，難免有命定的傾向，或許該有所保留。不過，如果取其基本要義，猶不失為理解人世萬象的一條路徑。
翻查科普的維基百科，我們得知基因是攜帶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決定生物體的性狀，包括發育、型態和功能。依據我始初純粹從史學出發的認識，中國的古典時期的確萌生「攜帶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而兩千多年的「傳統」即是這些基本單位發育成形的時代，正符合 gene 的語根 gonos，希臘文「後代、繁殖」之意。其實約翰森也提出基因型（ genotype）和表現型（ phenotype）以闡述基
因與性狀的關係，我那兩句「古典基因」和「傳統現象」的表述語彙，竟不期然地頗有相通之處。
我怎麼會採用過去歷史學少見的概念「基因」呢？追憶正式成為歷史學徒的上世紀六○年代，臺灣史學界新引進美國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當時比較具體可循的方法是統計學，七○年代還有人倡議心理學。由於我進入史學之門自始獨鍾中國古代史，具體精細的數據資料少，統計方法無所施其技；而心理學方法，古史典籍可憑藉的記載更難得，因此，引社會科學入歷史研究的學風，我多抱著旁觀或持疑的態度。
當時在臺大那個自由放任的環境中，自己應該是自尋生路地闖蕩於圖書館之中吧。仔細過程不復記憶，不曉得怎麼會注意到中國學者論辯的「古代史分期」這個課題，也不曉得怎麼知道臺灣唯二收藏「匪偽書刊」的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總之，載搭幾趟車，千辛萬苦來到傅圖，受種種「限制閱讀」的約束，終於找到我比較滿意的理路，最後完成碩士論文「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幾年後改寫成《周代城邦》出版，是我的第一部史學著作。
《周代城邦》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話，入乎其內，可謂「入室操戈」，但出乎其外，得出與中國主流古史觀截然不同的見解。不過，我雖反對中國古史分期諸家的論述，他們關注的「社會性質」則深得我心，我的《周代城邦》以及後來的《編戶齊民》，其實都試圖解答中國古典與傳統這兩個時期的社會性質。
所謂社會性質，可以說是社會特質或本質，即指那個最根本的性狀，近於一般用語的基因。城邦、齊民偏於政治層面，那麼我的「城邦說」、「齊民論」是探討中國的政治基因。隨著我的史學思想轉變，歷史研究的課題從骨骼性的政治社會結構擴及血肉性的多種文化層面，大至地理空間之左右歷史發展走向、讀書人在世變中的進退出處，小至居室、技藝，凡此因不同機緣而作的研究，現在看來有如百川歸海，都可以匯入「基因」這個概念，可以稱作文化基因。另外，九○年代我關注生命醫療研究，揭露中國文化的特色，作為文化基因更無疑義，已別有專書，本卷未再收錄。
俗話所說：「三歲看大」，幼童時期就能看出一個人長大後的特性，雖嫌有點浮誇，不過人生經驗，的確在青少年時人格（Personality）差不多已經定型。從童幼到青少，還是有一段發展過程，不是遺傳基因那麼命定。這樣正說明歷史學的基因這概念，只是借用生物學大致的意涵，以強化論說而已。反觀中國的古典文獻，雖形成於周代，其實反映整個古典時期蘊育成長的結果，類似於我們界定人生自童幼到青少這一階段；何況本書舉證討論的文化基因，都是在古典時期出現或成形的，足以說明書名附標：「先秦古典的根源」。
年輕時期我曾準備這輩子要專注於《周禮》的研究。《周禮》這個課題需要花一生的時間精力，倒不是想走孫詒讓《周禮正義》的老路，繁上加繁，而是因為當年我就把《周禮》定位在上承三代古典、下啟傳統兩千年的關鍵環節上。當然，後來我並沒有走這條路，原因很多，主要是在比較成熟後，覺得《周禮》這個選題並不恰當。不過，我的思維、性向或關注點，都想把「古典」和「傳統」貫串起來，這種想法倒未曾停歇。回顧前塵，古典基因和傳統現象並不是晚到二十一世紀「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才突然迸出來，實際上是我向來都沒有脫離這條主軸，本書涉及的課題可作見證，只是當時沒有明白宣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