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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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節錄）
中國古代是我的歷史研究比較熟悉的一段，從華夏到中國，多集中在後世所謂漢的民族和地域。第一本專著《周代城邦》〈緒論〉章就申明說：「中國幅員廣大，民族複雜，先秦各地的歧異性仍然甚深。本書以中原及東方為主要的討論對象，南方（按指江淮一帶）稍及之，燕北、西秦皆不在範圍之內。」爾後出版的《編戶齊民》，帝國治下的人民基本上也是漢族，或改造成漢人者，前年出版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就以編戶齊民做為「中國」範圍的指標。
一個限縮在漢族領域內的研究者，何以一段期間內竟然探索非漢世界？回想起來似乎偶然，但多少也有點必然性，要從更早的學生時代說起。
上世紀六○年代中期，我從蔽塞的臺灣南部鄉下負笈於大都會臺北，進入臺灣大學總圖書館找課外書籍以滿足求知欲，主要偏愛兩類，學術性的借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名著」，興趣性的則獨鍾於內陸亞洲的遊記。海島出生的年輕人何以喜愛季風所不及的亞洲大陸，不是高原、山岳就是沙漠？我自己也說不上來，只能說是年輕人，對遙不可及之地的浪漫情懷吧。
關於亞洲內陸的遊記，我先前既無任何知識背景，亦無人指引，不知道怎麼會在總圖發現一本戰前老書《亞洲腹地旅行記》，斯文赫定（Seven Hedin）著，李述禮譯，開明書店出版，閱讀之餘，對作者的探險生涯不禁心嚮往之。這位瑞典地理學家的學術探險於是引發我兼具治學與人生的想像，不願只守在書齋而已。赫定的事蹟後來知曉稍多，這裡不表。我的專業即使與他懸隔，對他的興趣則一直不減，晚年偶然在書店看到中譯本的《我的探險生涯》，仍然興沖沖地買回來翻閱。
不過，我個人的情懷並沒有引領學術之路，大概主客觀條件都缺乏之故吧。唯在求學過程中，與亞洲內陸始終若斷若續。課堂上聆聽李濟先生多次提醒學生研究中國歷史「不要上秦始皇的當」，以長城為界。他重建的中國上古史雖以黃河流域的殷商文化為中心，但背景及根源則擴及東經90度以東廣大區域，進而認為「必須向四面投射到包括太平洋群島、南北美洲、從北極到南極。」（〈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
我還讀到傅斯年先生的創所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工作旨趣〉，提倡擴張研究的新材料，尤其注意中國人一向忽略而歐洲人卻格外注意的問題，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所以他打趣地說，西洋人的所謂漢學（Sinology）豈不是虜學？但「相信漢學之發展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換言之，史語所第一代學人心目中的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要延伸到陸地絲路，從創所之地的廣州，未來移往洛陽，再一步步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脫離純中國材料之範圍；另一方面是海上絲路，也要在廣州發展南洋學，把南洋學當作中國人的學問。這些都是傅先生創所時的構想，可惜由於多重因素的限制，往中亞這條線只有一點小成績，南洋一線則未起步。
上面說過大學時代我之嚮往亞洲內陸，只是浪漫情懷，談不上學術。然而大學畢業服預官役那年，因劉壽民（崇鋐）老師的推薦，受國立編譯館委託，翻譯勞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的名著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in Ancient Iran（《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勞佛教授，德裔美籍，中國人認為是漢學家，其實是人類學者兼東方學家（Orientalist），早歲學於柏林和萊比錫，專攻東方民族語言，一八九八年赴美，率領傑素帕北太平洋探險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調查薩哈林島（Sakhalin Island）和西伯利亞黑龍江（The Amur）流域土著民族；一九○一至一九○四年隨約伯．希佛探險隊（Jacob H. Schiff Expedition）到中國，一九○八至一九一○年率伯拉克斯東探險隊（Blackstone Expedition）到西藏和中國，十三年後（1923）又隨馬歇爾遠征隊（Marshell Field Expedition）再到中國。田野調查之餘亦收集古物，發表論文超過二百篇，著有《漢代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1909）、《論玉器》（Jade, 1912）及《中國與伊朗》（1919）等專書。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歐美興起的異域研究遍及埃及、近東、南亞、中亞和北亞、東亞，收集民族學、考古學和古代碑銘與古文獻等新材料，開啟新學術。此一新學風的學者往往也是探險家，勞佛僅是其中之一而已，我青少時期對亞洲內陸的嚮往竟與此一學風不謀而合，雖然當時對近代歐美的學術探險所知還很有限。
一百多年前這股新學術，凡涉及古碑銘古文獻者，語文學（Philology），亦稱作歷史語言學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勞佛嫻熟多種現代的與古代的語文，《中國與伊朗》便是借助於中國豐富的文獻記載以印證波斯語（尤其是中古波斯語），重建歷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廣大的亞洲，他之所以選定伊朗，因為伊朗民族足跡踏遍廣袤地區，東及中國，西至土耳其。如他在該書〈導論〉所說：「伊朗人是東西方的大媒介，將大希臘思想（Hellenistic ideas）的遺產傳入中亞和東亞，又把中國有價值的植物和產物移植於地中海地區。他們的行為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但若缺乏中國人的記載，我們無法把握此一勢態之全貌。」
他認為中國人的貢獻可以「彌補伊朗傳統知識上的空闕」，《中國與伊朗》一書主要「探尋物質文化諸物件的歷史，尤其是栽培植物、醫藥、產物、礦物、金屬、寶石和織物。探究這些物質自波斯輸入中國（Sino-Iranica），還有一些是從中國傳到伊朗（Irano-Sinica）。」至於動物、遊戲競技和樂器等課題，他別有已發表之專文或尚待刊印文稿，並不包括在此書之內。
勞佛本意是利用中國資料以彌補伊朗空白的歷史，其實也「表示中國對伊朗文化史的貢獻。」但相對的，他也同時揭露中國文化所含的域外成分，使我們知曉原來認為中國的東西，其實是域外之物。那麼，豈不是了解域外愈多，對中國本身的理解也更深嗎？我慶幸年輕時期有此機緣開啟我的視野，即使學術背景不足，難以往這條路發展，卻給我後來提倡的新史學埋下一粒種子。
另外值得追憶的，五十年前當青壯之時，（1976 年）我結束英國留學生涯返國，竟採 go overland 的方式，隻身自倫敦歷經法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路搭乘火車、汽車或輪船，直到最東的加爾各答（Calcutta）才飛日本而回臺灣。這也算是一種探險式的旅行，親自體驗南歐、南亞這個歷史舞臺的民族文化，不能不說是青少對亞洲內陸浪漫情懷的補償吧。
言歸正傳，回到上世紀九○年代，我提倡的新史學，想在歷史「骨骼」之上加上歷史「血肉」，從政治、經濟、制度的舊史學，擴充及於生活、禮俗、心態的新社會史。這是新史學的第一階段，增益歷史研究的內容，三十多年來臺灣史學界不少英才相繼投入，成就的學術業績相當可觀。
其實我構想中的新史學還有第二階段，「超越中國疆界的中國史」，換言之，即新視野對舊視野的革命。二十多年前我曾說過：「這是一個世界觀的革命，也是一個人生觀的革命，破除過去的牢籠，走出中國疆界研究歷史。」當年覺得這種想法「太火爆，太敏感，在國家認同紛歧、社會分裂的臺灣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議」；（《新史學之路》序）但從上文所述史語所的學術傳統，本來就是中國史研究終究該走的路，我的擔心豈非反映臺灣在長期一黨獨裁的統治下，史學的視野不進反退乎？所幸這些年來，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先前的憂慮逐漸顯得多餘，第二階段新史學已經揚帆出航，成就當指日可待。
在這樣的學術脈絡和時代環境下，我多少寫了一些非漢的論述，本卷《非漢世界》諸文就是這樣來的，副標題「草原西陲與東海」，皆指涉非漢地域，而以「草原」為主，長短論文共五篇，其餘西陲兩篇，東海只有一篇而已。本卷諸篇皆因不同機緣而作，由於年輕時我興趣的域外多是草原地帶，諸如青年浪漫情懷的憧憬，接納虜學的概念，受不以長城為限的啟發，再加上翻譯中國伊朗文化交流的名著。當然論文的寫作機緣不會單憑青少時代的觀念種子，還有直接的近因，其中歐亞草原動物文飾、周秦民族戎狄性、李峪及大司空村等文便與業師高曉梅（去尋）先生的薰陶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