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英國前首相大衛.卡麥隆在Google Zeitgeist大會中提出:「人生的價值不僅止於金錢……我們應該關注一般福祉(GWB, general wellbeing )。」這場演說成為全球幸福經濟學的轉折點。五年後,英國政府正式開始定期公布「國民幸福指數」,將「生活品質」納入國家治理指標。
這個思潮,可追溯自一九七四年伊斯特林(Easterlin )的著名研究〈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指出「收入提高不等於幸福提升」;二○○五年萊雅德(Richard Layard )在《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中更明確主張:「幸福是可以被衡量、也應該被管理的。」二○一○年,康納曼與迪頓(Kahneman & Deaton )則以全球數據驗證「收入提高只影響生活評價,不一定提升情緒幸福感」。幸福的研究,於是從經濟指標跨向心理與社會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