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基礎的知識層面上，這本書是關於一種不可簡化的特定認知方式，與整體生活方式（total way of life）之間的關聯。然而，作為一部新約學術作品，本書的討論並不是對實踐理性之重要性的哲學反思，也不是一個宣告終結了困擾現代思想錯誤二分法（false dichotomy）的學術宣言。相反地，這些議題的論證是，藉著針對一卷新約文本的歷史化討論來進行的—照我看來，這卷新約文本，是最能涵括基督教神學知識之特質，以及使這些知識嵌入在整體生活中的困難與承諾，這卷書正是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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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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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霍伊曼（C. A. Heumann）在1720 年所寫的專文以降，幾乎三百年來，新約詮釋的主流趨勢，是將使徒行傳視為一份文件，論述羅馬和早期基督教運動在政治上有和諧共存之可能，如：霍伊曼、賈博瑞（Cadbury）、亨興（Haenchen）、康哲民（Conzelmann）、泰拉（Tajra）、史特林（Sterling）、豪斯勒（Heusler），和邁澤爾（Meiser）。少數對此觀點的質疑，也不過只是對其基本前提的調整（如：瓦拉斯凱〔Walaskay〕），或藉著軟弱無力之解經，試圖對主流觀點作出否認而已（如：霍斯利〔Horsley〕）。時至今日依然未有著作，對使徒行傳的教會論觀點（vision），作出精密、批判而具建設性的重新評價。這樣的研究，其實早該進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