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導我卻不能豐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動的事物。」歌德的這句話，正像是他山之石﹝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於我關於歷史有無價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將說明為什麼不能「加快」行動的教導、鬆懈行動之韁的知識，為什麼歷史作為昂貴而多餘的知識奢侈品，事實上是必須—用歌德的話來說—「痛恨」的。因為我們仍處於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餘品乃是必需品之敵。我們的確需要歷史，但我們的需求完全不同於那些在知識花園中疲乏的閒人。不管他們會如何高傲地鄙視我們粗鄙平淡的需求，情況都是如此。換言之，我們為了生活和行動而需要它，不是將它作為逃避生活和行動的一條便宜之計，或是為一種自私的生活和一種怯懦或卑鄙的行動開脫。只有在歷史服務於生活的前提下，我們才服務於歷史；但若超出某一定點去評價歷史研究，就會使生活受到殘害和貶損。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某些顯著的癥結已經要求我們必須用實際經驗進行檢驗，儘管這樣做同樣也是很艱難的。

　　我已經試著描述一種經常困擾我的感情。我將它公開，藉以向它發洩。這也許會使得有些人向我說明，他也有這種感情，並告訴我，我對這種感情還感受得不夠純粹，不夠根本，也就沒有用對實際經驗的充分肯定來將它表達出來。少數人也許會這麼說，但大多數人會告訴我這是一種墮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並告訴我，我的表現顯示出自己配不上那場在最近兩代德國人當中尤為強勁的偉大歷史運動。

　　我將不惜任何代價，鼓起勇氣描述我的感情。這麼做毫無疑問可以促進正當性，因為我將給予充分的機會對這樣一場「運動」加以稱讚。而我自己將得到一個對我來說比正當性更有價值的好處—透過我的批評，達成一個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正確觀點。

　　這些思想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正試圖將這個年代有充分理由引以為榮的東西—其歷史文化—描繪為我們這一時代的錯誤和缺陷。這是因為我相信，我們都在患著一場惡性的歷史狂熱病，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這一事實。但即使它是一種美德，歌德的斷言也可能是對的，即當我們在發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時，也不自覺地發展了我們的錯誤。而很顯然，過度的美德與過度的罪惡一樣，都能毀滅一個民族。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有權發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顧慮，為此我承認，產生那些令人困擾的感情的體驗大都是來自我自身—來自其他來源的都只是為了進行比較而已；承認我之所以有這樣「不合時宜」的體驗，是因為我更像是古老時代比如希臘時代的孩子，而不像是這個時代的兒童。鑑於我的職業是一個古典學者，我必須承認這些。因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時宜」，古典知識對我們的時代還能有什麼意義—也就是說，雖然它與我們的時代相背，但我們仍可希望，為了未來某一時代的利益，它對我們的時代仍有影響。

導讀

在人類剛剛出生便已是滿頭白髮的時代閱讀尼采?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婉儀

　　一、尼采生平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八四四–一九○○）誕生於普魯士薩克森省的小鎮勒肯（Rocken），父親是路德宗牧師，母親亦出身牧師家庭。五歲那年，他的父親因腦炎早逝，年僅三十六歲，不久弟弟也夭折。幼年接連的喪親，使尼采自小便對死亡、疾病、生命的有限性與宗教信仰的意義產生敏銳感受。求學期間，他先後就讀於波恩大學與萊比錫大學，專攻神學與古典語言學，在古希臘哲學與文學領域展現出非凡天賦。二十四歲時，他破格受聘為瑞士巴塞爾大學古典語言學正教授，成為當時德語世界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

　　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爆發，尼采以醫療勤務志工身分隨軍，卻因染病退役，自此健康每況愈下——近視、偏頭痛與胃疾長年纏身，迫使他屢次請病假，並於一八七九年辭去教授職務。雖然疾病使他遠離講壇，但也讓他在一八八○年代將全部精力投注於獨立寫作，開啟了思想探索的新階段。尼采晚年因精神崩潰而停止寫作，之後在母親與妹妹的照料下度過餘生，一九○○年於威瑪逝世，享年五十五歲。

　　二、思想傳承與批判

　　一八七二年，尼采便以處女作《悲劇的誕生》震動學界，引發激烈爭議。翌年，他著手撰寫《不合時宜的沉思》（Unzeitgemasse Betrachtungen，一八七三–一八七六），這部由四篇隨筆組成的合集，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哲學論文，而是對當時德國的文化、教育、歷史觀與思想潮流進行直接批判與反思。尼采在其中探討史學對生命的影響、德國文化的精神狀態，以及對榜樣人物（如叔本華與華格納）的讚頌與質疑，意在喚醒人們對現實文化「病態」的警覺，而非僅停留於抽象哲學思辨。

　　其中第二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r das Leben，1874）成書於1873年下半年。那時的尼采仍在巴塞爾大學任教，但健康每況愈下，加上思想日益孤立，他與華格納的決裂跡象已經浮現。這篇作品深受文化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啟發——尼采曾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三年間旁聽布克哈特的課程，並稱其為「我們偉大、最偉大的導師」。然而兩人在歷史使命的看法上分歧鮮明：布克哈特強調過去知識「無目的」的積累價值，而尼采則警告，對歷史的無節制沉溺會催生一種削弱生命活力的冷漠感。

　　可以說，《歷史的用途與濫用》誕生於尼采思想轉折的關鍵期；他既已察覺現代文化的深層危機，又開始嘗試從哲學與藝術的角度提出批判。此時的他，雖身在學術體制之中，卻一步步走向對文化價值與人類精神狀態的根本追問。

　　三、成書背景與思想特徵

　　尼采生活的時代正值歐洲思想與政治劇烈動盪的「漫長的十九世紀」。一八四八年革命雖未在德意志邦國獲得成功，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及工業化浪潮已深刻影響社會結構。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在普魯士的主導下完成統一，俾斯麥的現實政治與軍國主義精神成為時代主旋律。然而，尼采敏銳地察覺到，戰爭勝利與政治統一掩蓋了文化的貧弱與空洞，他在《不合時宜的沉思》中的另一篇文章〈大衛·史特勞斯：自白者和作家〉中諷刺道：「我們的勝利已經變成我們的敗北：為有利於德意志帝國而變成德意志精神的失敗甚至被根除。」

　　這種對文化的深刻反思絕非孤立存在。一八七○年代的德國社會正經歷劇烈變遷：一方面，帝國政府及保守菁英大力推動現代化建設與國民教育制度；另一方面，俾斯麥發起了針對天主教會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加強國家對教育與文化的世俗控制。於此同時，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基督教創世觀構成挑戰，康德以降的德國哲學以及叔本華等思想，正重新塑造知識界的精神座標。尼采雖受古典文獻學訓練，卻對當時學院化、偏重語源考證的古典研究心生不滿，轉而關注文化精神與價值根基。

　　此外，當時的學術界則盛行所謂「歷史主義」（Historismus），即主張以科學化、實證性的方式研究歷史，試圖從過去發展出民族與國家的合理性。然而，這種學風也導致歷史知識的過度累積與碎片化，削弱了人對當下與未來的直覺與行動能力。尼采正是針對這種「歷史感過剩」的文化病症，提出警告。他認為，當人們沉溺於對過去的考察與崇拜，便可能喪失創造未來的勇氣與生命的活力。再者，一八七三年爆發的德國經濟泡沫破裂，引發長達數年的經濟蕭條，動搖了人們對進步與理性的信心。尼采眼中的德國陷入「表面繁榮、內裡空虛」的文化危機，然而當時的學術界與公眾卻仍陶醉於對歷史知識的盲目崇拜之中。

　　從上述對於尼采寫作本書之時代背景的整理，不難看出《歷史的用途與濫用》寫於尼采思想尚處形成期的關鍵階段，反映出他對德國社會與文化的深刻不安。身為一位身處大學體制內的年輕學者，尼采一方面飽受健康折磨，另一方面則對當時歷史學、民族主義與文化教育的主流潮流展開尖銳批判。這篇論文的誕生背景，不僅標誌著尼采從古典學者轉向文化哲學批評者的過渡，也反映出德國統一後社會深層矛盾的文化表現。

　　四、本書的精隨

　　本書讓我們看到，在一八七○年代德國社會與學術環境影響下，尼采如何對於歷史感過剩的文化病症進行批判。對他而言，將歷史看成純粹知識且允許其支配智力無異是一種「歷史病」，此病症使得人類不再知道如何從過去汲取有助於形塑生命的養分與力量，而只是盲目吞嚥無法消化為己用的知識。他說到：

　　現代人體內裝了一大堆無法消化的、不時撞在一起嘎嘎作響的知識石塊，就好像童話故事中講的那樣。這種撞擊顯示了這些現代人最顯著的特徵——與外部世界無關的內心事物的對抗，以及與內心事物無關的外部世界的對抗。遠古的民族就沒有這種情況。知識若是在並不飢餓，甚至是在違背人的願望的情況下被吸收過量，就會對改變外在的生活毫無影響，而只是隱藏在現代人混亂的內在世界之中，現代人以一種奇怪的自豪稱這個世界為「真正的個性」。

　　被一八七○年代德國的「現代人」所認同的所謂「真正的個性」的人，在尼采眼中顯示為內外分裂的狀態。尼采注意到累積了過多無法消化的知識的人內在世界的混亂，以及他們被相互矛盾的知識所引發的內心衝突和自我對抗。由於消化不良，無法被吸收的知識無助於世界的改變。此被尼采形容為「走路的百科全書」，習慣於囤積「客觀」知識，以至於缺乏思考知識與自身關係的能力。由於缺乏/輕視與「客觀知識如何被個人應用於不同的時代與環境？」相關的「主觀」能力的培養，此在當時被稱為「真正的個性」者，只專注�侷限於內在世界（也就是知識積累的世界）中，並因為忽略�對抗外在世界，而形成內外分裂的存在狀態。對尼采而言，封閉在此種存在狀態中的人，其生存的真實樣態就如同「一個從未變成現在式的未完成式」。

　　可以說，一八七○年代被當時的德國人所認同的「真正的個性」；對於尼采而言，卻是被過量囤積的歷史削弱了個性的存在。他如此說到：

　　一旦個性的主觀性被掏空了，而達到了一種人們稱為「客觀」的狀態，那就沒有什麼東西能再對它產生什麼影響了。

　　尼采的描述，讓我們看到失去了個性（也就是主觀性被掏空的人）所達到的「客觀」狀態，與一八七○年代的德國人所認同的「真正的個性」間的相似性。而此不再被任何人事物影響的人，一旦開始將積累的知識上升到真理的位階，並自稱為真理的僕人，進而以自身的知識評判他人和世界，尼采所描繪的「知識魔鬼」也就隨之誕生。尼采如此描述：

　　他若是一個冷酷的知識魔鬼，就會向四周散布一種冰冷的氣氛，一種我們會感到害怕而不是尊敬的可怕而超凡的威嚴。然而他是一個人，而且已試著從草率的懷疑上升到了強有力的確定，從溫和的寬容上升到了命令式的「汝必須」，從慷慨這一少見的美德上升到了最少見的美德—正義。他變得更像是那個沒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再是一開始那個可憐的凡人。

　　尼采區分了具有個性的人以及沒有生命的知識魔鬼，而從他對於一八七○年代德國人所認同的「真正的個性」的批判，不難看出尼采試圖提醒我們，「歷史病」對於人類健康本能的戕害。如同他所言：

　　過量的歷史已經損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它再也不知道該怎樣將過去作為取得力量和營養的一種方式加以利用。這是一種可怕的疾病。然而，如果年輕人沒有一種洞察事物的天賦，那就沒有人能看出它是一種疾病，也沒有人能看出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健康的樂園。但同樣這些年輕人，有著同樣健康本能的年輕人，他們已猜到了如何能再次獲得這個樂園。他們知道治療歷史疾病和過量歷史的神奇草藥，可是這些草藥叫什麼名字呢？

　　對於尼采而言，知道治療「歷史病」的藥的人，是即使已經失去了健康樂園但仍有著健康本能的年輕人。這些「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藥之苦」的年輕人相信力量與健康，他們不再如同駱駝一般背負被看成純粹知識的歷史，而敢於主動遺忘；以至於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會顯得比「受過教育的人」更無知。這些具有「非歷史」能力的人，不僅知道什麼時候該記憶，更懂得何時該遺忘；他們的健康本能，使之有能力也敢於反思和挑戰既有的歷史和文化，即使他們對於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和文化階層而言，顯得如此地不合時宜。如同尼采所言：

　　這些思想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正試圖將這個年代充分理由引以為榮的東西——其歷史文化——描繪為我這一時代的錯誤和缺陷。這是因為我相信，我們都在患著一場惡性的歷史狂熱病，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這一事實。但即使它是一種美德，歌德的斷言也可能是對的，即當我們在發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時，也不自覺地發展了我們的錯誤。而很顯然，過度的美德與過度的罪惡一樣，都能毀滅一個民族。

　　當同時代的人沉浸在對於歷史的狂熱中時，尼采已然意識到「歷史病」所可能引發的錯誤；而他所開出的「非歷史」（也就是能夠遺忘）這一使得年輕人得以恢復個性的藥，對「知識魔鬼」而言卻可能是毒。「非歷史」並不是另一套用以對治歷史狂熱病的理論，而是尼采自身的體驗；也就是說，當一個古典學者開始提問：「古典知識對我們的時代還能有什麼意義？」並轉而批判古典知識時，尼采筆下「知識魔鬼」的轉變已然發生。而此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藥之苦的可憐凡人的處境，顯示如同尼采所描繪的自身體驗：

　　對於我的這篇論文，我不會否認，它展現了一種軟弱個性的現代符號，這種軟弱個性存在於其無節制的批評、其人性的不成熟之中，存在於從諷刺到犬儒主義、從傲慢到懷疑主義的過於頻繁的變換之中。然而我信賴那種振奮人心的力量，它代替天才來引導我的船隻；我信賴年輕人，他們強迫我反抗現代歷史教育，強迫我要求人必須首先學會生活，並且只將歷史服務於他已學會的那種生活，從而將我引上正路。

　　被尼采所信賴的年輕人，是將帶來一種更美好、更幸福的人性和文化的戰士和屠龍者。他們擁有獅子的主動性，能夠遺忘過去而不恐懼。他們敢於將自己的目光從演變的進程挪開，不再只是繼承而勇於創造；他們意識到自己所持有，並強調別人也應該採取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是偶然，因而敢於承認自己視野的有限。此「非歷史」與「超歷史」的特質，正是尼采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得以對治歷史病的解藥。這也是為何尼采會說：「讓年輕人自由，你也就讓生命自由了。」

　　五、對後世的影響

　　透過尼采的批判，本書的讀者不難窺見當時德國的教育對於年輕人的束縛與綑綁。如同尼采所描述的：

　　瀏覽一下最近十年關於院校高等教育的文獻，你就會驚訝而痛苦地發現，儘管其中存在著許多猶豫不決和激烈爭論，可是所有的改革建議仍然是多麼的相似。你會看到他們是多麼盲目地都將（我們所理解的）「受過教育的人」這種陳舊觀念作為這一體系必需和合理的基礎。於是就有了這個索然無味的法規：年輕人必須從關於文化的知識開始，甚至都不能從關於生活的知識開始，也就更不能從生活及其生活方式開始了。這些關於文化的知識以歷史知識的形式被灌輸到年輕人的頭腦中，這就意味著他的大腦中會充滿了一大堆觀念，這些觀念都是從過去的時代和民族那裡得來的二手貨，而不是從直接接觸生活中得來的。

　　然而，時至今日再讀尼采的我們，是否會不自覺地從內心升起諸如：「我們的教育讓年輕人自由了嗎？」「在我們的時代，尼采所批判的『歷史病』」獲得緩解了嗎？」等問題。正如同筆者所感到疑惑的：「是否必須等到那如同尼采一般真真切切體驗過服用了對治『歷史病』的解藥的人出現，我們方得以有機會在這個『人類剛剛出生便已是滿頭白髮』的時代，再次看到年輕人誕生？」而所有這些提問，或許正是閱讀此書者，無所遁逃只能直面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