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八百萬種「自我介紹」
（張亦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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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打開《最小的女兒》就停不下來。是因為作者能夠用字簡潔又行文流暢嗎？不完全是。這本書在小溪流淌的外貌下，字字都如驚濤駭浪——甚至，一浪還有一浪高。
我的法國同學C說過一個小故事，他的某女生朋友F的父母，得知C是F朋友後，大加讚賞，認為F總算交了個沒移民背景的朋友。移民有等級，我的同學裡就有義大利、羅馬尼亞、俄國與北非三國的後裔——北非移民承受的社會拒斥最為嚴重。F的雙親如果知道C是男同志，不知是否又要收回讚賞。歧視五花八門，有些惡待移民但友善同志，有些擁抱移民卻憎恨同志——逐漸取得優勢的法國極右派的政治綱領，則是「兩者皆斥」。我在南特的某女同志會議上，見過一對手拉手的北非拉子。會中滔滔不絕的是位直女，我當時有過這類感覺，「直女當然容易開口啦」。北非情侶提前離開，我追出去，她們說了在會議中，很難開口的感受——彼時我初涉法國社會，但對弱勢者「越『是』越『難言』」的狀況，印象深刻。
二○○五年，達斯成長的克里希（Clichy-Sous-Bois），爆發劇烈騷亂與反抗。起因是警方包圍躲進變電所中的未成年人，導致青少年誤觸高壓電死亡。「郊區」成為集各種汙名的所在。強調其危險貧困有之，揭露其為執法者種族主義受害區有之，也有視其為殖民遺緒與錯誤都市計畫的失敗綜合體。
在對達斯的訪談中，穆斯林、女同志與郊區仔常成焦點。地理的負面烙印大概較為法國本土熟知，其他國家可能會略微錯失「郊區仔」現身的重大意涵，但未必找不到自己國家可資對照、會「另眼看待」的「標章壞區」。也出自郊區的饒舌歌手，在文化節目中道，外人常對郊區青年遊晃抱以偏見，視為治安威脅。他說道：「現在我有資源了，在同樣情況下，我自然會花幾歐在咖啡廳見朋友。但當我沒資源，家中空間不夠，那時我也總和朋友成群在街邊聊天。」證言充滿啟發。——首先是「內部視角詮釋」的重要性，其次是「以記憶重寫標籤」——這兩者正是《最小的女兒》充滿力量的原因——這些意識與技巧，使得「自我介紹」這個看似最普通的日常行為，成為突觸生滅蔓延的蛛網，或說層層複寫的羊皮紙圖層——每段固定的「首字（串�段）」（我叫作法蒂瑪），不僅形構文本的周而復始感，也賦予了圍繞錨定原點放射狀的意象。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讀者，或許會看到某種「自我民族誌」的呈現，透過顯現、磋商與對話，進行的流變政治。自我介紹是語言實踐，也是社會介入。所有對「自畫像」藝術策略有興趣的讀者，應都會為本書的意味深長震動。因為它是如此如此的「第一步」，比自傳更低調，卻也更具簡約與形式的基本美感。
「逆風前行」與「頗有肩膀」，是我最強烈的印象。然而，在尤瑟娜與莫虛金1活躍的國度裡，LGBTSQQ+的自我確立，依然如斯艱難，仍教我感慨。有些困惑是青春期到成年不免的，在這階段因為「自我恐同」做傻事，假裝喜歡異性、逃避同性親密等，不少人都經歷過。某些錯誤嘗試，無可厚非。然而，當達斯描述自己假託「朋友的狀況」（當「自我介紹」都太危險），尋求宗教社群建議時，一律被「捨棄不顧」——就讓我們看到「像法蒂瑪這樣的生命體」面臨的危機有多嚴苛，所需承受的自我匿跡壓力，又有多複雜。——法蒂瑪最有歸屬感的世界，卻會抹煞其性欲人格。
《最小的女兒》衝擊我的另一刻，是法蒂瑪表示「我想成為伊瑪目！」——有何不可？據說丹麥已有女伊瑪目，南非則有酷兒伊瑪目2。——儘管實際阻力應不小。要知道，二次大戰期間，哈佛法律碩士班還不讓女性入學呢3。從靈性到宗教，從寬泛到特定，人們如何選擇不同的精神之路？不見得都有清晰答案。信徒、異端、無神論者、懷疑論者或想得到的任何定位——沒有誰可以凌駕誰，或迫害非我族類——這是法國這樣的民主共和的原則與課題。對於輕易將伊斯蘭教與反同打上等號而不檢討伊斯蘭恐懼者，我們有必要提醒，無神論（比如蘇聯時期）或非宗教的恐同紀錄，也沒多好看。——更別說當今與某些基督教教派關係匪淺的極右派。法蒂瑪對伊斯蘭教的情感真摯，就如同其同性情欲也非虛幻——難道「真誠不欺」不是所有宗教與酷兒共通的價值嗎？就算沒有類似信仰，我們也能察覺「只能二選一」對人性的挫傷。
法蒂瑪對家人有種溫情的態度，但父親暴打家人，也導致法蒂瑪斥其為「惡棍」。在逐次發出的「自我介紹卡」中，還有許多大標籤以外的諸面貌。比如哮喘病患——我曾因為切?格拉瓦患有此疾，而注意過——慢性病患，一般會比其他人更注意互賴的存在。因為一旦缺乏社會接觸，生命就可能不保。「種種小歷程」中，「問題學生」與「性別鑲嵌狀」兩項，也殊有況味。「鄉下的」、「工廠的」、「浪蕩壞媽媽」的同志，都曾是台灣同志運動著手正視內部差異的面向。這本書，則給予憶起「非行邊緣同志」（比如香妲．艾克曼4）更多契機。歷史來看，「性別二元兩極」如同「貧富差距」，都更是「政治方案」而非「天造地設」。對其適應不良，也許反而更合理。性別學者應會直指法蒂瑪「就是跨（性別）」——但法蒂瑪更在意以自己的話，寫出「不識性別二元專制真面目」的自由態——這種細緻化，可說是女性主義與文學相得益彰的「語言手工藝絕活」。
我稱《最小的女兒》為「八百萬種自我介紹」。這個稱號確實脫自也演繹性別主題的小說家卜洛克：《八百萬種死法》——但願《最小的女兒》在讀者手中，能如「八百萬種死而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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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瑪格麗特．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亞莉安．莫虛金（Ariane Mnouchkine, 1939-）被視為巨擘的LGBT+的作家與劇場導演。
2穆辛．亨德里克斯（Muhsin Hendricks, 1967-2025），在主持女同志婚禮時，遭兩名槍手射殺身亡。
3參考保利．莫瑞（Pauli Murray, 1910-1985）生平。莫瑞為美國律師、民權與女權運動者。為歷史研究者追加「跨性別者」，因為在莫瑞當代，這類名稱應用尚不廣泛。。
4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 1950-2015）在成為國際知名的導演前，曾為竊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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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跨越郊區的小女兒
（嚴慧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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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郊區」
很多年前剛到巴黎要租房子，學姊善意提醒：「無論如何都不要住到郊區啊！」她還加了一句：「『它』是個形容詞。」
語言有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就是弦外之音，學姊短短一個詞彙可能代表背後龐大的意思。在法文裡，「郊區」這個字是具體的例子。說到郊區，相對的是城市中心，但它指的絕不僅是地理方位，而代表了歷史、社會、人文、都市規畫、治安等等多層含義。
以巴黎而言，分為市區的「小巴黎」，以及包含整個外圍郊區的「大巴黎」，前者居民約兩百萬，後者一千兩百萬，比台灣人口的總數一半還多，也是歐洲國家人口密度數一數二高的地區。
巴黎市面積出奇的小，只有一百零五平方公里，然而呈圓形往外延伸的郊區幾近一萬兩千平方公里。 圍著市中心有一圈環城快速道路，因此，市區與郊區涇渭分明，隔著一條三十五公尺寬的八線道快速道路。
在巴黎城鄉發展史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戰後重建、發展工業都需要大量人工，法國積極引進外來移工，其中以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以及保護地突尼西亞、摩洛哥人最多。這些北非阿拉伯人來到巴黎，住不起市中心，最先是在外圍郊區蓋了一些貧民窟居住，到了一九五○、六○年代，政府緊急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安置這些移工。一九七四年開放依親政策，更大舉增加了住在巴黎郊區的北非阿拉伯移民人口（僅有極少數的郊區維持原來獨棟房屋，不再此列 ）。
社會住宅雖解了燃眉之急，但很快衍生出問題，倉促建成建材粗糙，管理不當，加上大量的外國人聚居，貧窮、宗教傾向、教育程度、文化活動貧瘠、交通受阻、毒品、暴力、犯罪率，使郊區變得惡名昭彰。一九八○年代頻頻出現的「郊區危機」讓這些問題浮上檯面，二○○五年在克里希鎮爆發的警民衝突暴動更是法國現代史上最嚴重的人民暴動（二○二三年在北郊南泰爾的警民衝突又引爆一次激烈的暴動，蔓延全國，震驚國際）。
這一段對巴黎郊區的描述，是因為這是本書的重要背景，對郊區的既定印象，成了一個符碼。短短一句：「我叫作法蒂瑪。我是阿爾及利亞人。」「我是克里希鎮居民，跨過環城大道到另一邊的巴黎求學。」「我是克里希鎮民，每天花在通勤的時間超過三個鐘頭。」「我是克里希鎮民，要轉三次車去大學上課。」立刻勾勒出主人翁的成長背景與環境。帶著這個「原罪」，書中描述就讀國高中時在學校裡的混亂、通勤交通途中的觀察、在大學裡受到歧視這些片段，都妥妥地鑲嵌在這個背景裡。
郊區居民相對於巴黎人（「我是那個觀察巴黎人行為舉止的郊區女孩」），「穿著像男生的女兒」相對於父母親沒等到的兒子（「我是個錯誤，一個意外」），同志性取向相對於不容許同性戀的伊斯蘭（「我是個罪人」），法國相對於祖國阿爾及利亞（「我感覺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阿爾及利亞，但是每一次探完親，我都告訴自己不會再回去了」），法蒂瑪永遠是在邊緣，永遠是渴望被認可的「最小的女兒」。（又何嘗不是「法國的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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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文學」
郊區既然具有這樣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很自然孕育了藝術的呈現。
八○年代開始，誕生了所謂的「法籍北非裔文學」（litterature beur），由梅迪•夏夫（Mehdi Charef）打響第一炮，鼓舞了更多生活在法國的北非移民二代書寫。
在此以前，記者、社會學家、紀錄工作者都是以外人視角來呈現郊區樣貌、討論郊區問題。這是第一次位居城市邊緣的移民二代，以「在地人」的視野見證自己「異鄉人」的情境。
九○年代後期，「法籍北非裔文學」發展為「郊區文學」（litterature des banlieues），加入了相同地域性的各裔移民二代作者，但其中還是以北非裔為主。
貧窮、居住環境狹隘髒亂、交通不便引起的封閉隔離、失業、毒品、暴力，郊區年輕人欠缺娛樂活動，沒有疏通管道，看不見未來，內心的無奈轉換成叛逆與不滿，與體制、公權力產生尖銳對立。壓力與叛逆也引爆了藝術呈現，文學、音樂、歌曲、舞蹈、穿著、繪畫都成了抒發宣洩的管道，蔚為流行（嘻哈、電音舞、饒舌、詩歌吟唱、街頭塗鴉等等），興起了相對於「布爾喬亞文化」的「郊區文化」，多元、顛覆傳統、直白、融合原生國文化的魅力，造成可觀的傳播力，進入主流文化。
郊區文學的作者們大多年紀輕，以真切簡單的語句描繪周遭生活環境，參雜郊區年輕人的用語，大多是第一人稱自傳式的敘述，短促的句子，接地氣的對話，單刀直入不多修飾的詞彙，形成一個特別的音樂性節奏。
這種社會寫實的筆調，吸引了愈來愈多的讀者與評論，引起主流文化的注意，二○○○年之後甚至出現「郊區文學出版潮」。由邊緣社會現象書寫進入了文學殿堂，由「法語系文學」（litterarure francophone）融入了「法國文學」（litterature francaise）。其中許多作家如阿祖•貝加（Azouz Begag）、法依莎•桂尼（Faiza Guene）都成了暢銷明星。而這股出版潮一直持續至今，隨著社群、媒體，更增加推廣度。
時隔數十年，郊區文學依然活躍，並且一路改變。從最開始對居住環境、暴力、對未來徬徨的描寫，漸漸擴展到更寬廣更深層的議題。去殖民化、女權、身分認同、宗教、性取向，郊區這塊複雜多元的沃土正好培植了舉世最受討論的文化議題。郊區文學作者由「我為我的族群說話」到「我們為我們這一代說話」，再到「我為我自己說話」。從邊緣出發，進入中心，從反叛吶喊到審視省思，由呈現問題到尋求答案，由移民的失根到在客國扎根。無怪今日人們已將「郊區文學」納入「都市文學」（litterature urbaine）。
《最小的女兒》從邊緣郊區出發，主角法蒂瑪游移在形而上、形而下的邊緣與中心的辯證，無畏地向讀者坦露她掙扎的最深處。她的掙扎化作語言，以直白而強勁的力道，向各種偏見、歧視、禁忌、爭議迎去，由邊緣扣向中心、反省中心，即使在小說中她對這個「靠近」的歷程注入了反思。
一本書是一個世界，不論郊區或是都市，作者永遠是中心，不是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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