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長者人生故事的歷史文化啟示 王惠玲



117位年輕人與101位長者共配對成100個跨代組合，產生了98個長者人生故事，其中一個是一對夫婦的共同故事。我們獲其中20 位長者授權，可將其人生故事編入這冊選集中。

閱讀長者的人生故事可獲得甚麼歷史文化啟示？我們可從微觀的個人經歷了解宏觀的大時代下，當時的環境如何影響個人的命運。可是，並非每個處於同一時代的個人，都有相同的遭遇和經驗，我們可以留意不同個體在同一時代下的抉擇和際遇，以及他們的應對態度和方法。

讓我們以選集中的二十個長者故事為例，回顧時代與個人的相互關係，從微觀視角窺探長者們在他們的人生路上，如何應對時代巨輪的衝擊或在關鍵時刻所遭遇的人生轉折。更重要的是，長者們如何敘述這些人生際遇，給予甚麼評價或結論，這些結論或許可以讓我們探知年長一代所懷抱的社會價值和人生觀。

首先，年長一代都經歷過「打仗」。自1937年7月7 日「盧溝橋事變」起，持續了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日戰爭，終於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時結束。1937 年之前出生的長者都受過戰爭的洗禮，他們經歷過逃難、與家人失散，甚至親人死亡的慘痛。遇上這些不幸，在當時仍然是小孩的長者們的腦海裏，遺下了難忘的痛苦回憶。

例如，李凌與父親失散多年，心中一直牽掛且堅持尋親，直至幾十年後重遇才能填補多年心中的失落。有些長者在經歷痛苦時仍保持活潑的童真，朱超目睹日軍戰機攻佔九龍時投下炸彈，彈殼竟是幫補村民生計的資源；雖然父親後來因飢餓而離世，但他還清楚記得父親號召眾人自掘「防空洞」避禍的情景。有些長者在艱苦中感受到人間的溫暖，劉群嬌隨母親逃難到父親的家鄉另謀生計，家中只有母親和孩子耕田比別人家都來得辛苦，她卻特別記得鄉中鄰里互相幫助，一起耕田、吃飯、收割的情景。然而，在哈爾濱出生長大的郭楓卻難以忘懷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的殘酷統治，中國人所受過的欺壓。

戰爭對長者們遺下的深遠影響不單在戰時的遭遇，也在戰後需時復原的時期。戰前出生的長者因戰爭失去讀書機會，只有八歲的朱超在戰後返回竹園舊居後與兄長靠倒糞維生；與父親失去聯絡的李凌來香港做玻璃廠學徒；國共內戰結束後來港的李慧雲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在香港過?孤單的飄泊生活。

在參與本計劃的101位長者中，超過一半是來自香港以外的「舊移民」，其中六成多來自廣東省的市鎮或鄉村，其他來自內地其他省、澳門及泰國。這些1950 年代的舊移民，當時是十來歲的少年，在陌生的地方找工作謀生。李慧雲做過各種短暫的工作，在哪裏返工便住在哪裏，直至婚後才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十二歲的杜紹桂是家人的「南風窗」，家鄉的父母和眾多弟妹靠他匯錢回家過活，在陌生的城市，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後，只能在睡覺時藉暗自垂淚來抒發心中鬱結。另一批舊移民長者是1970 年代來港的知識份子，他們擁有的內地學歷全不管用，要由低做起。郭楓為養家由公社會計變成布廠工人和養豬能手，李伯伯由建築工程師變成製衣廠熨衣工人，經過一段時間適應本地生活才慢慢找到稍為改善的工作環境。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移民必須在陌生的環境下尋找生計，本來理所當然的習慣變得不那麼順理成章，他們需要有堅韌的適應能力，深信付出後總會有收獲，所以願意全力拼搏以爭取難得的發展機會，這些正向態度已凝聚為「香港精神」的一部分。

婚姻是長者們重要的人生轉捩點，無論對於男性長者抑或女性長者而言，都是一樣的重要。婚後生兒育女建立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有了拼搏的目標，尤其對於本來教育背景不高的女性而言，婚前通常做一些低技術的工作，沒有可投入心志的職業發展機會，然而，婚後為了養活家庭和供給子女成長所需，她們會全力以赴，投入一切心力。例如，原本在大埔林村長大的劉群嬌，到紅磡從事製衣工作，婚後育有三個兒子，為了幫補家庭，她在家裏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做打毛冷的外發工作，因擔心毛塵對小孩的健康不利，又做過洗衣和家務的散工，到孩子稍長，又為了他們的學費和未來的結婚開支投身全職女傭工作。婚姻和生育使女性由女兒身份轉為母親身份，母職成為部分女性的主要身份角色，她們不顧自己的健康，只要可以讓家人和子女過得好一些，她們便全身投入去做。因此到了晚年，王九妹的手指彎曲了、朱惠芳的腿沒有力、郭楓得了乳癌。

為了照顧家庭，男性長者在人生旅途上一樣要拼搏，但他們的戰場通常是在職業方面。學一門技術是常見的想法和做法，因此，李凌用心學藝成為織手襪師傅、奚金貴成為機器維修師傅、朱超成為理髮師、鄧芳照成為職業司機。若果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便要另謀他法，夫婦合作做「小生意」是其中一法。李慧雲和丈夫將家居變成自設的山寨工場，他們買布料、在家裏自己設計、裁剪、車衣，然後分頭將做好的衣服搬到街上去販賣。李慧雲和丈夫竟不是獨特例子，有受訪長者憶述先在家裏煮好豆漿和夏天的凍飲，然後用小販車仔推到街上出售，另有長者在家裏設簡單機械承接織毛衣的外發工作。

家庭是一個實現理想價值的地方，長者們普遍相信「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價值，所以，女性長者在年輕時常以老實可靠為擇偶條件，晚年經過幾十年相處後，以丈夫勤儉顧家為滿足。現實是，絕大多數參與本計劃的女性長者，為了「幫補家計」都曾經做過各種「彈性勞工」，包括家庭外發工、工廠女工、時薪工人、各類兼職勞工，沒有良好教育背景、較年長的女性長者在1950 至1980 年代靠蓬勃的製造業賺錢養家，但卻連她們自己也沒有視這些勞動參與是為香港經濟作出過的貢獻。

男性長者的人生故事線與女性長者的人生故事線，的確是有分別的，男性的人生故事線大多以職業奮鬥和發展為主軸，女性的人生故事線則以維護家庭為主軸。較重視職業發展的男性長者以從工作中獲得別人和自我的認同為自豪，即使工作如何辛勞，亦以能照顧好家庭為推動力。女性方面，即使要兼顧經濟收入和子女成長，也以子女能健康和順利地長大成人而感到滿足，若丈夫一樣的勤儉顧家，便將之視為婚姻和家庭的幸福，至於自己是否得到舒適的生活或感自豪的職業，則不在她們的考量之內。

這或許可視為性別差異，我認為這並非與生俱來的差異，而是歷史和社會因素所造成的生存機會的差異，我們可以從較年輕的女性長者的人生故事中得到引證。事實上，並非所有女性長者都只?眼於家庭和子女的幸福，家境較好或較年輕的女性長者之中，也有以職業奮鬥和發展為人生故事的主軸，她們的共通之處是有機會接受教育，讓她們能獲得有較好前途的職業的機會。丁茵和黃善倩出生於中產背景的家庭，父親有良好職業，家庭經濟可負擔「衣食無憂」的生活，雖然丁茵家中發生變故，需要她照顧家庭，但她仍努力完成夜校的中學課程，她和黃善倩兩位具備香港中學會考學歷的女性長者，都自然而然地以憶述職業發展過程中的難忘經歷，為她們各自的人生故事。邱愛玲是較獨特的例子，她完成小學後便要承擔家裏的經濟需要而輟學，到五金廠做童工，反而在三十多歲時因機緣巧合下，從收音機製造行業轉到銀行工作，新的工作推動她工餘後到夜校攻讀並獲得中學會考合格，然後在銀行獲得晉升機會，是時1990 年代，香港正進入經濟轉型期，金融業正取代製造業成為香港經濟支柱。

總括而言，長者們都重視家庭，勤勞、刻苦、儉樸、靠自己雙手、在困苦中尋找生機和出路，是長者們深信的理想價值。這不是一個新鮮的看法，但重要的是，透過本書我們可以在具體的人生故事中獲得引證，並且明白當中的細節。

建立和發展家庭需要一個穩定的空間，即使那是一個只有一二百呎的小空間，只要能遮風擋雨、租金是可負擔的，便是一家人的「愛巢」。前面所描述須同時照顧孩子和做家庭作業的生活，很多都是發生在板間房、天台鐵皮屋、徙置區內，儘管有人批評這些居住環境是如何的惡劣、擠迫，然而，香港的家庭便是這樣發展起來，尤其在獅子山下的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是位於九龍東的一個以基層市民為主的社區，它是在1950 年末逐漸發展起來的，透過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和移山填海工程，黃大仙區由以菜園和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急速演變為公共房屋密集的基層社區。

參與本計劃的受訪長者，絕大多數是從其他區搬遷過來。有些是曾經住在昔日的樂富、橫頭磡及黃大仙等幾個徙置區的居民，在此之前，他們可能是從新界鄉村、水上漁艇、木屋區、天台屋、唐樓板間房搬到徙置區，在各種情況下因應政府的清拆安置政策，或申請公屋獲分配單位，來到黃大仙區，當然，有些是儲到足夠積蓄自置居所的居民。

他們的搬遷經過和住屋經歷，正是香港的城市發展史和市民的家庭發展史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