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

新版序　

新版序? 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

“We are all migrants through time.” - Mohsin Hamid (2017)

2018年夏天，我重訪馬尼拉這個多年不見的城市。燥熱的街道上塞車依舊，除了華麗喧囂的Jeepney（共乘吉普車），更多人使用Grab（類似Uber）手機App叫白牌計程車在混亂的車陣中緩慢移動。市中心開滿了服務美國客戶的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提供相對優渥的薪水，年輕的客服人員剛上完大夜班（美國時區的白天），在商場裡吃著價格不菲的早午餐，撫慰模仿美國口音、操演情緒勞動的身心。

我在臉書上陸續找到幾位二十年前的受訪者，這次來訪跟Gloria與Priscila約上見面。我們約在百貨公司美食街見面時，大家都有點陌生與緊張。二十年前的我，還是在美國念書的年輕博士生，她們也才三十出頭，一轉眼，魚尾紋、白頭髮都攀上我們的眼周髮際，在菲律賓的她們甚至都當上了阿媽。晚上共宿在我的飯店裡，才嘰嘰喳喳地打開話閘子。那個誰如願嫁給美國筆友，生了混血寶寶；那個誰成功移民到加拿大當護理師；那個誰跟臺灣人結婚了，現在拿了臺灣身分；那個誰一直想結婚卻無法脫單，幾年前在菲律賓因為癌症而辭世。

Gloria結束臺灣的工作後，有護理師背景的她，後來成為移工培訓中心的教師，甚至到中東訓練當地的看護移工。她近來也在臉書上連絡到當年在臺灣照顧的孩子，「都大學畢業在上班了！」Gloria笑著比畫他們當年小學生的身高。這些臺灣孩子驚訝地發現Gloria原來是個護理師、現在還是個老師，他們問Gloria：「你當年怎麼沒有告訴我們？」Gloria淡淡地說：「我覺得很丟臉啊，我是一個專業者，但是我在臺灣當保母。」

Priscila在臺灣工作後，又去了香港、以色列做幫傭、看護，慢慢存了一筆錢，有投資頭腦的她，開始做一些商品進口跟外幣買賣，現在可以透過商品與貨幣的移動來取得經濟收益，自己不用再度地理遷移。

本書中的跨國灰姑娘，隨著工作遷徙到不同的地點，有些在遷移旅程中經歷向下流動的心理掙扎，有些在遷移旅程後得以累積向上流動的資本。我在本書中曾經有點悲觀地預期他們的下一代，可能會再製灰姑娘的命運，成為下一代的家務移工，但隨著菲律賓經濟的活絡、國外工作機會的增加，他們的子女的未來遷徙路徑也更加多元，或可前往日本工作、取得永居的機會，或可在call center工作，進行某種形式的「虛擬遷移」。

《跨國灰姑娘》的中文初版出版於2008年，即便部分相關制度已有改變（請參見本書附錄二的更新），本書所描繪的移工勞動與照護處境，仍然非常貼近當下的社會現實。藉由撰寫這篇序文，我得以回望移工朋友人生處境的種種變化，也檢視臺灣移工與照護體制經歷了怎樣的變與不變，以及我自己的人生歷程如何穿越空間、時間、社會角色的遷徙。

臺灣的移工體制發生什麼變化？

我在2008年出版《跨國灰姑娘》第一版時，臺灣僅有36萬的外籍勞工，其中包括將近17萬名外籍看護工（被政府稱之為「社福外勞」）。過去這十多年來，移工的人數持續攀升，2026年初的總數已逼近90萬，外籍看護工人數超過22萬。政府過去一再宣稱移工只是「補充性勞動力」，但面對少子化、缺工的未來，移工將是臺灣勞動力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甚至是移民社會的重要組成。書中描述的移工體制，在二十年後出現了以下的重要變化：

（一）市場供需：移工聘僱人數成長，但招募面臨挑戰

在過去，由於移工勞動力的需求明顯低於供給，讓臺灣仲介與雇主在跨國交易過程中有較大權力，如今，跨國移工市場的權力槓桿，從輸入國（臺灣）支配的買方市場，逐漸轉向為輸出國得以抗衡的賣方市場。

2020年後受到疫情影響，國境管控下的遷移停滯、國外勞動力供給驟降，在臺移工反而獲得更多議價能力，甚至是跨行業轉換的機會。但其實看護工供不應求在疫情前就已經出現，即使「捧著錢也請嘸看護」，連帶拉高非法外籍看護每月薪資行情，黑市價格已喊至25,000到30,000元。缺工情形不只發生在看護工，製造業移工的需求，在臺商回流、中美貿易戰後也快速擴張。2010年確立「3K五級制」，製造業外勞配額不再有總體控管。2013年後，一般產業可用外加就業安定費方式取得外籍勞工配額，新增投資案與臺商回臺投資案更得到移工增額、免外加就業安定費等優惠。2026年起，勞動部推動「跨國勞動力精進方案」，進一步擴大移工聘僱，包括製造業可透過加薪本國勞工來換取移工配額，開放旅宿業、商港碼頭自海外透過直接聘僱引進外國技術人力、鬆綁留用限制等，反映跨產業雇主對移工的大量需求。

家庭類雇主也陸續放寬聘僱資格、擴大對移工的需求。按照現行制度，八十歲以上長者免經巴氏量表評估即可聘僱外籍看護，外籍家庭幫傭的聘僱自2026年四月也出現重大轉向。過去外籍家庭幫傭的聘僱資格高度限縮，主要以「多子女」或「點數制」作為門檻，如有3名以上未滿六歲子女，加上一名七十歲以上的長者，累積達16點以上才具備申請資格。以因應少子化並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為理由，政府2026年大幅放寬外籍家庭幫傭的申請條件，只要家庭中有一名未滿十二歲的兒童，即可提出聘僱申請。此舉象徵著國家政策方向的轉變，過去聘僱外籍幫傭局限在高照護需求的家庭，轉向支持將家務與託育外包給移工，不過，由於就業安定費仍維持在每月5,000元（聘僱外籍看護工為2,000元），只有高經濟收入家庭才能負擔。這樣的政策轉向，減輕家庭託育負擔的效益有限，而對於託育公共化的推動可能有不利的影響。

除了需求上升，來臺移工的供給受到多重因素影響有下降趨勢：首先，東協輸出國的發展快速，本地就業機會增加，高教也擴張。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世代移工，對於海外生活與勞動條件有更高期待。他們在遷移地點上也有更多選擇，臺灣未必成為首選。其次，韓國、日本對移工需求大幅成長，由於薪資明顯高於臺灣、移工負擔費用相對低，雖然語言學習與技能訓練的時間可能長達一年，仍吸引移工高度興趣，尤其大學畢業生。

我後續的研究探討日本如何因應人口老化與勞動短缺等問題，陸續開放新制來招募看護移工。包括2008年開始與菲律賓、印尼、越南政府先後簽定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招募護士與看護的實習生；2017年開放介護學校的外國畢業生留日工作，考得證照後可長期居留；2019年進一步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開放「特定技能」簽證，首度以勞工範疇引進外籍勞動力，保障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最低工資（16到20萬日圓）。日本的制度與臺灣相當不同，重視看護移工的專業技能，只能在機構（醫院、安養院）工作，排除私人家戶僱用，但積極透過語言與文化訓練來培養「專業他者」的同化。

（二）居留、轉換與仲介費：臺灣政府、國際稽核與輸出國政府的介入

雖然移工作為「客工」的邊緣地位仍然不變，但在工作期限、轉換雇主等方面的權益有所提升。透過《就業服務法》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等條文修改，移工在臺工作年限從1998年最長可居留年限為三年，到2001年放寬為六年、2012年延長至十二年，2015年再度修法，允許外籍看護工經評點制度，可展延至十四年。2022年，行政院核定「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移工具備年資、薪資與技術條件等規範，可申請轉任為中階技術人力，取消工作年限限制。以中階身分工作連續五年以上，可申請永久居留。不過，到2025年底，轉換為中階移工身分的人數仍然相當有限，總核可人數只有63,000人，其中六成為看護移工。

本書研究期間，臺灣僅有限度地開放移工在遭遇特殊情況時，得以申請轉換雇主，這些規定在兩波改革後陸續放寬。2008年後開放「期滿前轉換」，在雙方合意或三方合意的狀況下，移工可以與原雇主解約，轉換為新雇主工作。2016年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法後，廢除外籍移工三年應出國一日再入國工作的規定，移工在契約三年期滿之後，可選擇直接留臺續聘；不跟原雇主續聘的移工，若能找到新雇主，得以「期滿轉換」。

不過在實務上，由於仲介從海外輸入移工的利潤較高，國內轉換的工作機會僧多粥少，移工經常被迫付給仲介不低的「買工費」。再者，轉換過程也有時限和業別等諸多限制，加上轉換空窗期的安置問題和收入來源，導致許多移工在實際轉換上仍面臨許多困境。

來自國內外的不同壓力共同促成了上述制度改革。例如，2015年美國國務院《年度人口販運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批評高額仲介費與母國債務有強迫勞動的嫌疑。國內移工團體也組織組成臺灣移工聯盟（MENT），積極向立法委員遊說，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此外，放寬工作期限的修法壓力也來自雇主，因為聘用空窗期造成人力調度困難。

此外，跨國供應鏈也對電子業廠商造成具體壓力，要求落實「移工零付費」（Zero Placement Fee）原則。為了回應媒體對「血汗工廠」批評，跨國公司共同建立跨國供應鏈的稽核機制，「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簡稱 RBA）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產業聯盟，成員包括英特爾（Intel）、惠普（HP）、IBM、戴爾（Dell）、飛利浦（Philips）、蘋果（Apple）等。RBA向全球供應商發布準則：「所有勞工不應為了被僱用而支付任何費用，尤其是外籍移工。」包括海外的聘僱費、體檢費、簽證費、機票，再到入國後的一切費用，全都由雇主支付，甚至要求追溯至2016年後入國的移工都必須由廠商退還費用。除了電子業，紡織等其他產業也開始感受到國際壓力，如生產自行車的巨大集團在2025年9月遭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指稱涉及「強迫勞動」而被扣押貨品。

外籍看護工的仲介費用也出現明顯降低，主要源於招工困難。在跨國看護市場中，臺灣與其他輸入國對於看護的需求都持續提高（臺灣雇主要跟其他國家競爭），但印尼移工在看護工市場占支配地位（缺乏其他國家移工競爭），加上臺灣法令維持看護工相對低的薪資與勞動條件（此工作位置是價值低的商品）。海外勞工對於這個辛苦、需跟雇主同住、又相對低薪的工作意願降低。在這樣的狀況下，聘僱成本多改由雇主負擔，仲介在挑工前就會先跟雇主收取一萬五到三萬臺幣不等的費用，作為買工費及文件費，之後再按照印尼政府規定跟移工收取相關費用，包括機票、護照、體檢等。

除了市場供需，輸出國介入也是造成不同產業、國籍移工處境差異的重要因素。菲律賓與印尼政府，近年來面對國內要求積極保護國外公民的壓力，不時透過雙邊會議與臺灣政府談判議價。菲律賓政府2010年頒布強化海外勞工保護的RA10022法案，隔年開始嚴格取締超收仲介費，鼓勵移工檢舉，並從官方施壓要求仲介退費。在印尼政府壓力下，臺灣勞動部在聘僱外籍監護工的定型化契約裡明確地規範雇主應付費用，2020年8月，印尼政府進一步要求海外雇主支付全部仲介費用。印尼政府對於看護工市場有較多介入與管制，透過訓練與證照強化看護勞動力的價值，而對製造業移工採自由放任的態度。

最後，新生代的移工也在通訊科技的媒介下，更容易形成人際連結、生活世界的擴充以及自我發聲與培力。不同於2000年初的移工必須透過電話卡或上網咖來跨國聯繫，現今的移工更熟悉通訊科技的協作，即便身處不同位置與時區，親子之間得以密集互動與虛擬共在。移工也利用網路來傳播、取得招工資訊，甚至兼任「網路牛頭」。與雇主同住的家庭看護工，藉著在社群媒體上直播，得以向外擴展人際網絡、甚至經營直銷、代購等商業活動。科技突破了空間的藩籬，讓灰姑娘不再受限於午夜的宵禁，網路世界既是她們華麗變身的展演前臺，也是她們在勞雇關係中喘息、做自己的私密後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