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戰後篇）(第1版)

主編序

　　研究近現代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與環境脈絡中，戰前、戰後的連續及斷裂一直是學者最感興味的課題。由於日本敗戰，促使帝國本身崩解與建立新國家體制，1945年8月15日往往普遍被視為「斷點」；可是若從長時段（longue duree）來觀察，「國內政治—跨域流動—國際援助」等三個面向似乎展現出鮮明的連續性。戰前日本帝國的治理邏輯與殖民機制，透過跨境、動員等方式，帶來各種移民活動及基礎設施之建立。這些結構性因素於戰後東亞並未旋即消失，反而成為冷戰格局下各國重啟的資源。例如最近幾年以日本帝國圈思考的「跨帝國史」（trans-imperial history）討論愈來愈受到注目，帶動新一波研究風潮，即為例證。試以朝鮮半島為例，戰前所積累的殖民官僚群、軍事專業與技術知識，在戰後由美國主導下的國際援助體系以及地緣政治競逐，被重新納入新的秩序和組織裡。同樣地，日本國內政治的發展、社會動員的模式，乃至戰爭經濟轉化為重建經濟的制度連貫，不僅凸顯戰前遺產之意義，還展現如何深刻滲透戰後政治經濟的走向。總之，這種跨時空的看法，不僅揭示了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多層面基礎，也提示我們不應只將戰後完全看作徹底的「重生」，而是需要重新檢視、定位當中承繼與再利用的場域。

　　然而，如果戰前遺產構成了戰後東亞的底色，那麼「新冷戰的形成與摸索」則無疑揭示其真正的轉折。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美蘇雙方陣營的對峙儘管已然浮現，但在東亞具體化為冷戰的社會秩序，卻還是經歷了摸索與衝突的過程。尤其中國境內發生國共內戰、朝鮮半島上的韓戰，以及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條件，都是這一進程的關鍵點。東亞並非單純接受「冷戰二元對立」的外部框架，而是透過在政治不穩定、跨國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國際援助等條件交織下，逐漸形成一套區域性的冷戰體系。在此一過程中，來自美國的安全援助與經濟重建方案，既是支撐同盟體系的基石，也是推動東亞各國政治制度轉型的動力；同時，蘇聯（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圍堵鐵幕」（Containment Policy and the Iron Curtain）的戰略考量，亦使得東亞冷戰具有不同於歐洲壁壘分明的張力。可以這麼說，這種秩序的多重來源與成形，締造我們理解戰後東亞國際政治運作不可或缺的視角，也有助於省思迄今肆應「新冷戰」重現的世界局勢。

　　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5)《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戰後篇）》即是從前述思考內容出發，結合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撰寫而成的專書論文集。它緣自2024年10月由臺北大學與日本霞山會合作、舉辦的「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六位學者共同執筆而成。日文版論叢，為安田淳、平岩俊司主編《東???近現代????人??知???展開》。

　　清水唯一朗〈誰成為了政治家—─近代日本的政治寫照〉溯自明治以降日本政治家性格，闡述近代日本政治的特色。作者稱其發展，不僅是制度建構的過程，更代表不同社會群體踏入政界的變遷。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由戊辰戰爭勝利一方組成，透過版籍奉還與土地徵收制，吸納各方人才。維新官僚於是兼具「官僚」與「政治家」雙重身份，成為藩閥政治的核心，並主導早期中央集權。1890年帝國議會開設後，地主與地方名望家紛紛進入政壇，成為議會政治家。然而，初期議員多半缺乏經驗，議會於是變成地主訴求各自利益的舞臺，以致政局不穩。直到1898年的政黨合併與1900年伊藤博文創立「立憲政友會」，促使官僚、地方名士與財界人士結合，配合大選舉區制與納稅門檻的放寬，才逐漸培養出具有專業能力的新型政治家。原敬便是其中典型的人物，他憑藉官僚經歷與地方基盤，開啟了政黨內閣的時代。4而大正時期社會改革催生民主的普遍性，政黨政治迅速擴展開來。官僚開始投入眾議院選舉，他們的專業背景提升了政黨的決策能力，與從基層歷練的黨人派並存。然可惜的是，隨著昭和時期軍部崛起，政黨政治則迅速沒落。

　　戰後，日本在新憲法與普選制度下再度重建。1946年的總選舉幾乎全由新人當選，而且女性首次大舉入國會中服務。但由於政局混亂，最終由吉田茂領導的保守勢力掌握主導權。這位以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自居的「戰後日本的設計師」，5企圖在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HQ）占領時期保有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致力在復興過程裡扮演主導角色。此時「吉田學校」出身的官僚政治家們，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的中堅。隨著一九六○年代第一代戰後議員退休，世襲現象逐漸出現，產生選舉區制度下的後援會與派閥政治。一九九○年代，小選舉區比例的代表林立，本欲抑制世襲風氣，卻反而使其更具優勢。許多官僚出身首相的子嗣，如岸信介、佐藤榮作的家族系譜，仍延續其勢力且登上首相寶座。作者認為：政治家來源的演變揭示代議制民主有其侷限，特別是世襲政治問題。不僅如此，世襲政治絕非日本獨有現象，歐洲與臺灣等地亦有類似趨勢，值得進一步比較和研究。

　　林志宏〈日本技術官僚與滿洲國—公路建設及二戰後土木學知的交流〉分析日本「技術帝國主義」的實踐與知識傳承，如何在滿洲呈現。二十世紀初日本將南滿納入帝國版圖後，即透過基礎建設展現現代化力量。眾所習知，鐵路早在日俄戰後便發展成熟，而公路因地形與氣候因素發展緩慢，直到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才成為殖民治理與軍事戰略的重心。最初，殖民當局提出「國道建設十年計劃」，公路被賦予經濟發展、社會整合以及「國防道路」的意涵，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更加強調軍事用途。代表象徵為「哈大道路」，這條規劃連接哈爾濱至大連的高速公路，設計構想結合產業振興、都市串連與軍事調動，象徵帝國現代化的雄心。其中，技術官僚既是工程專業的推動者，也是帝國意識的實踐者。林文以大同學院院生為例，闡明其培訓進入滿洲國官僚體系後，參與道路建設，體現了「社會—技術的想像力」。這些土木學專業在施工過程中不僅依賴日本技術，亦吸收地方知識，如針對土壤、永凍層或燃料資源的因地制宜改良，顯示殖民現代性既包括外來部分，也存在互動與調適。更為關鍵的是，戰後這些技術並未隨滿洲國滅亡而消散。日本技術人員因「留用政策」繼續服務於中國，工藤忠夫便是代表。他先在長春任教，後參加道路與橋樑修築，甚至在抗美援朝時支援軍用工程。他將寒地土木經驗轉化為中日技術交流的重要橋樑。返回日本後，工藤進入土木企業並推動公路工程，成為戰後日本基礎建設的中堅。改革開放後，他多次受邀訪華，與中國土木學界交流，展現殖民時期學知如何跨越戰敗與國界，延續至冷戰時期的區域發展。無論鐵路或公路，從戰前到戰後，技術、知識的傳承成為理解帝國與東亞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觀點。

　　蔡龍保〈一九六○年代後期日圓貸款與臺灣基礎工程之推進—以曾文水庫為例〉探討冷戰時期臺灣在美援之外的其他面向。作者指出，1950至1965年的美援為臺灣奠定復甦之基礎，且帶來資金、技術與顧問體系。然而，美援停止以後，臺灣仍需持續推動大型公共建設以支撐經濟成長，於是轉由其他外資—尤其是日本提供日圓貸款。這一轉變不僅涉及經濟考量，更牽動冷戰格局與中日、美日間的外交關係。曾文水庫之所以獲得日方貸款，主要因素可源自日治時期的嘉南大圳建設。加上戰後美援推動石門水庫興建，培養了首批具有壩工專業的工程師，為後續曾文水庫工程提供相關人才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願意長期給予低利貸款條件，是規定須聘請日本顧問公司並採購日製設備。結果日本工營株式會社受聘擔任設計顧問，而美國墾務局則以審查者角色參與，形成「臺、美、日」三方的協作格局，亦為技術與政治角力交織場域。不過，臺灣方面並非沒有好處：像是榮工處在此累積經驗，成為最大的營建機構，並與日本鹿島建設維持長期合作，奠定後續基礎建設的人員與制度。總之，日圓貸款雖不免帶有「資金、技術輸入換取市場」的色彩，但同時也促成臺灣工程的專業化，並促使本地技術者脫離單純倚賴外援之局。綜言之，曾文水庫不僅是戰後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更是冷戰政治經濟互動的縮影。

　　接下來三篇文章則更針對「新冷戰」（The New Cold War）的理解，6環顧到當代各種形形色色的影響。角崎信也〈習近平的抗日戰爭與抗日戰爭研究〉聚焦現今習政權有關「抗日戰爭」敘事的變化，以及其對中國學術研究之影響。作者敏銳地指稱：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依然深刻影響雙邊關係，歷史不僅是事實，更是政治建構下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自江澤民主政時代起，中共便將記憶抗戰作為凝聚民族、鞏固政權的工具。習近平不僅延續並強化此路線，還在敘事上出現三大轉變：一是強烈否定「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視任何脫離官方解釋的歷史論述可能帶來對政權合法性的威脅；二是重新強調「黨史」，將抗日戰爭定位為中共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即起而抗爭的「十四年抗戰」，凸顯中共自始至終是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三是強調中國不僅是受害者，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並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創造者」，藉此對抗西方將中國視為「挑戰者」的言論。

　　毫無疑問，中共對歷史的密切掌控，宛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般在各領域發酵。首先是2015年7月，習近平於政治局學習會上要求加強抗戰研究，暗示將以國家基金的辦法資助，意圖推動學界呼應政治敘事，凸顯中共貢獻。然而，角崎的討論裡並不看好如此景況。他以期刊《抗日戰爭研究》的文本計量分析，認為其成效有限。如2022年起設立「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專欄，可是有關共產黨的論文比例似未有顯著增加。此外，資深學者比年輕研究者更傾向於調整研究方向以呼應政治要求，顯示影響主要在「體制核心」的研究群體內產生作用。文章進一步指出，習政權的關鍵口號—「中流砥柱」或「十四年抗戰」在學術論文中出現次數仍十分有限，說明研究者普遍維持一定程度的自律，避免淪為政治宣傳之工具。換句話說，研究者於回應政策期待與堅持學術實證之間保持張力，而政權亦在加強意識形態控制與維持學術界「默從」之間尋求平衡。中共藉由重塑抗日戰爭記憶強化黨的合法性與國際地位，透過資金引導學術研究，顯然並未奏效。這揭示威權政體下政治與學術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與矛盾。

　　平岩俊司〈北韓的「新冷戰」構想與俄朝接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俄朝夥伴關係條約〉檢討北朝鮮近年的外交與安全戰略，特別是其「新冷戰」構想以及對俄羅斯的依賴。作者指出，朝鮮半島冷戰並未隨蘇聯解體而結束，反而因北朝鮮的核武開發而更加複雜。一九八○年代末，南韓先後與蘇聯、中國建交，北朝鮮孤立感頓時加劇，遂選擇以核子武器保障安全，並將美國視為主要對手。2018年的美朝首腦會談原本被寄望為突破口，但2019年河內會談決裂後，北朝鮮更專注於國防五年計劃，強化軍備，外交上並轉向俄羅斯。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北朝鮮公開支持俄羅斯，多次在聯合國與俄、中兩國站在同一陣線。2023年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平壤，並檢閱北朝鮮新型ICBM「火星18」，被認為是涉及俄方的技術協助。隨後金正恩（???）訪問俄羅斯，雙方軍事與太空合作逐漸浮現。2024年普丁（Vladimir Putin）訪問北朝鮮，兩國簽署條約，其中條文重現1961年相互援助條約的軍事介入內容，象徵冷戰同盟的復活。2025年4月北朝鮮甚至派兵至庫爾斯克（Kursk），成為該條約首次軍事運用的案例。作者強調，北朝鮮強調「新冷戰」試圖喚醒、重建以美國為主的對抗陣營，不僅拉攏俄羅斯，也希望中國加入。然而，中國對「新冷戰」一詞態度較為謹慎，反對任何形式的陣營對抗，對比朝、俄的積極姿態，顯示中朝之間態度存在落差。對北朝鮮而言，與俄羅斯合作既對中國的牽制，亦為加強自身談判籌碼的方式；另一方面，南韓尹錫悅（???）上臺後，日、美、韓的合作明顯深化，軍演頻繁，日韓關係也因而改善。這種趨勢從北朝鮮立場看，正為「新冷戰」體制的具體表現。2025年南韓政局陡變，李在明（???）上臺後可能調整對北朝鮮政策，為局勢帶來不確定性。總結來說，「新冷戰」構想是北朝鮮針對冷戰結構的再現與重演，透過核武、軍備與同盟尋求安全保障。而俄烏戰爭加速朝、俄的結合，但未來朝鮮半島的安全局勢，將在美中俄三角與南韓政局變動下，呈現更複雜的動態。

　　村上拓哉〈東亞與中東：從能源合作到戰略關係的變遷〉利用石油能源交易，思考戰略合作帶來東亞與中東關係的變化。中東長期以來因宗教信仰不同，故對東亞缺乏親近感。直到二十世紀後半，石油成為世界的核心能源，加上東亞經濟的高速成長，兩地區因資源需求與出口依存才形成直接連繫。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後，石油輸出國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成功奪回價格決定權，中東的石油收入急遽擴張。歐美因能源多元化而逐步降低對中東的依賴，但東亞國家卻因需求擴大而愈加依存。日本率先成為最大進口國，韓國與臺灣在一九九○年代後亦急速增長；中東遂將出口重心由西方轉向東亞，形成「東方轉向」（東方?換）。這種經濟互補性使得石油成為戰略物資的核心議題，並影響中東的外交格局。

　　冷戰結束後，歐洲積極引入俄羅斯能源，中東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壓力因此上升，相對地更重視東亞。中國自1996年成為原油淨進口國，與中東的貿易快速加大，成為其最重要的客戶。對中東而言，東亞市場的政治干擾少、需求穩定，因此視為長期可靠的合作對象。進入二十一世紀，東亞與中東的合作範圍更超越石油一項，轉往基礎建設與多元產業。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為例，憑藉著石油收入大量投資建設港口、機場，打造國際物流與金融中心。日本企業則是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深度參與中東基礎建設，但因泡沫經濟崩潰而退場。二○○○年代以後，韓國憑藉「工程、採購與施工」（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EPC）模式和成本競爭力崛起，承攬大型電廠、煉油與核能專案，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立起軍事合作。中國則以「一帶一路」和數百億美元融資強勢介入，在港口、鐵路與產業園區投資廣泛，並帶來地緣戰略含義，引發美國警惕。此外，面對脫煤碳與人口壓力，中東各國推出「經濟願景」計畫，推動多角化，尋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半導體、資訊及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等新興產業。中國在數位絲路、5G與監控系統上滲透迅速，但同時期日本、韓國與臺灣因掌握半導體核心技術而重新受到重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甚至考慮吸引台積電（TSMC）與三星（Samsung Electro-Mechanics）設廠，突顯東亞在新一代戰略資源上的重要性。質言之，東亞與中東的關係已從單純的能源互補，進展為基礎建設、科技與安全的戰略合作。雖然外交與軍事連結仍屬萌芽階段，但在能源轉型與新興產業的推動下，兩邊將以「經濟實利」為目標深化夥伴關係，並逐漸影響國際秩序格局。

　　綜觀上述，六位學者分別從歷史學、政治學、國際和外交關係來省思東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些研究提供了一個多層次的角度，說明東亞隨著全球化的腳步逼近，無法再援用單一視野看待現實中複雜景況。無論是國內菁英壟斷、跨國技術循環，以及國際資金的政治性運作等，抑或「新冷戰」下的意識形態、集體記憶及知識生產，都有多方因素或勢力拉鋸之格局。總括言之，釐清這些面向有助於我們體察歷史中延續過程的意義，還可展望將來。同時，也提示我們必須以比較及跨國的眼光，重新理解「經濟奇蹟」與「現代化」背後的歷史動能。

　　以上各篇論文的新穎論述、發現與討論，再次驗證跨地域共同研究、對話之重要。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5)《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戰後篇）》，在日本霞山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南出版社、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的支援下順利出版，彰顯每年穩健累積近現代東亞研究成果的決心，展現勇於挑戰跨地域研究、比較研究以及運作東亞發展的國際政治等課題之企圖心。本書編輯出版過程，十分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嚴格把關，歷史系大家長查忻主任的大力支持，責任編輯鄭仲棠老師，編輯委員王超然老師、羅國暉老師、林佩欣老師、簡佑丞老師的?力分工，王美淑助教協助編務上各項連繫，以及蔡秀美老師、林華穎小姐的精確翻譯，使本書更臻完美，特此致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副教授

林志宏

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蔡龍保

2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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