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上篇 亡秦之鑑與帝國之病

　　分合之勢：大一統與治亂循環

　　財政之崩：帝國傾覆的根本危機

　　邊患之局：秦漢與北方草原

　　父子君臣：皇權秩序的裂隙

中篇 破局之人與史家之眼

　　知行：才智、選擇與時勢

　　進退：功名場中的取捨

　　榮辱：人臣命運與歷史評判

　　存續：個人身後與史書流傳

下篇 史識六鑑與太史公筆法

　　得失：成敗背後的史家判斷

　　生死：命運、節義與歷史重量

　　榮辱：功名褒貶與人物真相

　　辨古：傳說、史實與古史重構

　　識人：人物品評與人性洞察

　　解憂：史書中的困厄與出路

小引（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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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家祖師漢太史公司馬遷不只為本門開宗，更帶本門登峰。在中國古代的知識體系內，史學之所以後來者居上，立身即躋身為第一流學問，極大程度有賴於《史記》一書成全。《史記》之前，中國當然不會沒有治史之士、述史之書。相反，記憶是自然天成的機能，所以只要使用語言，自然就有口述史，只要擁有成熟的文字系統，歷史記載就必定順理成章。羲和馭日表現曆法的制定；巴蛇食象隱喻虞朝的戰爭；夸父逐日描述太古的遷徙……《山海經》中的史前神話多為華夏、東夷的舊史詩，其傳述者能說無存史之功？孔子訂《春秋》敢叫亂臣賊子懼，那微言大義豈無治史之用？可是，治史者自成一家，開宗立派究竟始於太史公、始於《史記》，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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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掌管史料的太史令，理應具備以史為鑑、明辨興替的洞察力，其本人未必不能預見暴君末世的總崩潰，但史官叛逃的重大政治象徵性，至少在先周，尚不能以歷史的信任為基。所謂史者，左不過占候的附庸、迷信的陪臣；所謂史官，仍舊是貞人的副牌、占星者的加銜。理性之建立、社會之脫魅，皆非朝夕之功用，哪怕到了太史公所處的漢朝，原始宗教的各種神祕力量業已大權旁落，可靈龜占卜、星象占候等迷信活動，仍舊不乏忠實信徒，就連太史公本人的當世政績、職守使然，也該當首推訂立太初曆，至於治史，反為業餘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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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中有〈日者列傳〉、〈龜策列傳〉，有〈天官書〉，記載當朝盛典更有〈封禪書〉，天子熱衷求仙、方士遊說不死、群臣吹捧封禪、百姓迷信卜筮……這都顯示在君權全面解構神權的漢朝，多元愚昧的原始文化仍在藉助謠言、騙局、權術，以流行文化、祕密文化的形式，在社會中滲透、流變，上達廟堂，下通閭里。而太史公身為見證者、思考者，其主觀評判殊為重要。他親歷封禪，除了對當時盛況與民力的巨大消耗記載詳實，更曾在〈封禪書〉中暗諷「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他還是「通西南夷」政策的執行者，而漢廷復通西南夷的誘因，則是張騫在大夏見到蜀地特產，欲求西南夷取道身毒前往西域的近路，太史公在〈大宛列傳〉中又稱「〈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這裡的〈禹本紀〉、《山海經》隱喻的是崑崙山和西王母，怪物則是不死藥。眾所周知，武帝東海求仙未果，然不死之慾不滅，通西域的國家戰略之下，猶有不便明言的一層隱情。因此，不論暗諷還是隱喻，如是表達都已相當直接了。〈天官書〉後附錄的贊文（「太史公曰」）是《史記》全篇最長的立論，倒不虧為天文主官自述本行。而據長論易見，他雖表面承認「天人感應」，卻盡力迴避祥瑞、預卜的荒誕預言，只審慎擇取已發生過的人世變亂的史料作為「感應」，以為鑑戒時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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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占候吃飯的史官信信史卻不信占候，於時俗無疑是莫大反諷，對自身無異於獨立史觀之明證。治史者身先俗世，自我脫魅，真正實現了後人對前人歷史的獨立反思。也正是出於對歷史、人心的深刻領悟，太史公才能將歷史演進的線索歸結於人。《史記》130篇，除十表列大事、八書錄典章外，其餘帝王十二本紀、王侯三十世家、名人七十列傳都是人物傳記。《史記》以前，中國已有《春秋》式的編年史、《國語》式的國別史、《尚書》式的政治史、《考工記》式的行業史……而《史記》式的紀傳史之所以後出者反居正位，為後世官修正史循例，只因切中了「人生即歷史，眾生即時代」的要旨，洞穿了歷史由人不由天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