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之國

牆上的門

新星

鴕鳥交易

新手鬼魂

被盜的病菌

本書解說

本書解說



在盲人之國，誰才是看不見的人？

H.G.威爾斯以《時間機器》、《世界大戰》等科幻長篇聞名於世，卻往往令人忽略他在短篇小說領域的深厚造詣。這本以〈盲人之國〉為題的短篇集，收錄了威爾斯風格最為多元的六篇故事，讓我們得以見識他如何在更精煉的篇幅裡，試探人類理性、慾望與幻覺的邊界。



時代的裂縫與焦慮

這些故事寫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自信與帝國榮光開始出現裂痕的年代。達爾文的演化論剛剛動搖了人類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工業革命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貧富懸殊與城市的異化；帝國主義的擴張讓西方人相信自己代表著「文明」的頂峰，卻也同時製造了無數殖民地的苦難。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風起雲湧，炸彈攻擊與政治暗殺屢見不鮮。威爾斯本人出身貧寒，深知階級壓迫為何物，又接受了正規的科學訓練，因此他對這個時代的觀察，既有科學家的冷靜，也有社會主義者的憤懣，還有一個說故事者掩藏在荒誕之下的隱隱不安。

他在一八九?年代開始大量創作短篇小說，部分原因是現實需要——短篇故事在當時的英國雜誌市場上極為暢銷，威爾斯需要稿費維生。但那個時代的「雜誌文化」也意外孕育出了一種特殊的文學形式：篇幅短，必須一擊即中；讀者廣，必須既雅俗共賞又能刺激思考。威爾斯在這個限制之下，反而發展出了他最鋒利的書寫姿態。

〈盲人之國〉（一九?四）寫於帝國主義達到鼎盛之際。西方殖民者習慣以「開化蠻族」自居，威爾斯卻在故事裡將這套邏輯徹底顛覆：闖入盲人村落的努涅斯，正是那個自以為「有光明」的文明人，而他的視覺，也就是他引以為傲的優越性，在另一套完整的文化體系面前，不過是一種「異常」。這篇小說是對帝國自大心態最溫柔卻也最致命的反諷。

〈牆上的門〉（一九?六）則呼應著愛德華時代知識份子普遍的精神困境。工業資本主義要求人們全然投身於效率與進步，心靈的餘裕愈來愈像奢侈品。威爾斯筆下的政治家華萊士，一生在功名與夢境之間掙扎，那扇綠色的門象徵著被現代性一再驅逐的詩意與童真。他最終跌入工地深坑的結局，幾乎是一則預言：當一個人再也分不清夢境與現實，「追夢」也可以是致命的。

〈新星〉（一八九七）寫於物理學即將天翻地覆的前夕，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要到一九?五年才問世，但科學界已在隱隱感受到牛頓宇宙觀的侷限。威爾斯以流浪星體接近地球的設定，探問人類文明在宇宙尺度下的渺小；故事結尾借火星天文學家的冷漠視角，輕描淡寫地嘲弄了人類對自身重要性的過度執著。

〈鴕鳥交易〉（一八九四）與〈新手鬼魂〉（一八九四）則以輕喜劇的筆調嘲諷了維多利亞時代繁瑣的法律體制與社會禮俗。前者因一隻吞下鑽石的鴕鳥引發荒誕的法律糾紛，後者讓一個剛死去的鬼魂笨手笨腳地適應死後世界的「規矩」，更在活人進行看似荒謬的亡魂手勢後陡然離世，把一個喜劇活生生變成一齣驚悚劇。威爾斯深知，比起正面批判，讓人在笑聲中發現荒謬，往往更為有力。

〈被盜的病菌〉（一八九五）寫於巴黎、倫敦接連發生無政府主義炸彈攻擊的年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恐慌甚囂塵上。威爾斯卻讓一個激進份子盜走了一管根本沒有危險的病菌，讓整個「恐怖計畫」變成一場鬧劇。這個設計不僅僅是戲謔，而是提醒許多恐懼，或許也只是被過度渲染的病菌，看似致命，實則不過是讓人恐慌的幻象。

縱覽全書，威爾斯最令人驚嘆之處，在於他從不以奇幻設定為目的，而始終將那些光怪陸離的情節，作為折射時代焦慮的稜鏡。他站在一個帝國走向暮色、科學重塑世界觀、社會秩序劇烈震盪的歷史時刻，用短篇故事的精煉形式，一次次叩問同一個問題：在一個我們以為自己完全理解的世界裡，究竟還有什麼是我們看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