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星雲大師的願行：國際佛光會的人間佛教實踐

出版者的話　以「和平幸福」實踐星雲大師的願行

�高希均．王力行（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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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

問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錄自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二○一五），這是大師一生弘法的自我寫照，也是國際佛光會成立的終極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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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星雲大師相識於一九八九年二月，當時他初訪大陸返臺，《遠見》邀請他與臺灣讀者分享闊別中國大陸四十年後的訪問經歷，極其寶貴；他以一位和尚、一位宗教家，在當年的北京大學演講，在隔海的臺北造成轟動；我在二○一五年曾以經濟學的「紅利」（dividend）概念，表彰大師的人間佛教在兩岸創造了「無處不在的人間紅利」。今日回首再看，星雲大師在一九九二年創辦的國際佛光會正是將這份「人間紅利」遍灑海內外的重要創舉，而且現在可以進一步說，人間紅利就是「和平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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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覺培法師在一年多前告訴我們，希望出版一本國際佛光會的專書來記錄星雲大師當年創辦時的願行，以及弟子和信眾一起創造「和平幸福」時，我欣然答應。覺培法師長年在星雲大師身邊承擔各項重大任務的執行，同時兼任國際佛光會祕書長二十多年（自二○○五年開始），為各種活動奔波，參與了各種文化、教育與跨宗教的實務推動，我看到一位年輕僧人的成長，承擔重任，成為以群體為念的弘法人。這一切轉變的背後，是來自星雲大師一次次看似平淡卻充滿智慧的提點與身教，作用在佛光山每一位弟子與信眾身上，盡在這本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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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心中感到特別興奮：大師身後的新一代弘法者，已經開始慢慢傳遞及承擔人間佛教的精神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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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需要制度承接

星雲大師一輩子推行人間佛教，不止是依賴道場或僧團的力量，還必須有一個能讓在家信眾長期參與、學習與服務的平臺，才能一起「做好做大」。國際佛光會，便在這樣的初衷中成立起來了。它不是附屬於個人魅力的組織，而是一個嘗試以制度承接理念、以組織延續精神的實踐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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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呈現的，不只是國際佛光會的發展歷程，更是一段值得被認識與學習的社會實踐經驗。在臺灣與華人社會，宗教團體與義工組織並不少見；然而，能夠在長時間中維持穩定運作，同時兼顧信仰實踐、教育培力與公共服務的組織，並不多。國際佛光會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關鍵不在於活動的多寡或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它是否建立了一套能被承接、被複製，並隨著時代演進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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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設計需要價值選擇

從組織架構的設計、幹部與義工的培訓，到讀書會、生命教育與各類慈善、社會服務的推動，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國際佛光會始終將「信眾教育」放在核心位置。制度在此並非單純的管理工具，而是一種價值選擇：它讓參與者在行動中學習承擔，在服務中深化佛教信仰，並逐步累積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與承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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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佛光會對「學習」的重視，使組織不致流於消耗型動員。透過持續的閱讀、討論與實作，參與者不僅能夠完成任務，也能在過程中形成判斷力與行動力。這樣的設計，需要高度的克制與耐心，也需要長期投入的信念。它不追求立竿見影的成果，而是選擇陪伴每一位成員在一次次的練習中熟練、進步、成長，在時間的長河裡累積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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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建立需要「人做對」

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並不是要讓個人成為體系中的齒輪，而是要讓個人在群體中找到位置。對許多參與者而言，佛光會並不是「來幫忙」的地方，而是「來學習」的地方，是在善行中養成自我要求、團隊協作與面向社會的能力。制度既規範行為，也塑造文化。當文化逐漸成形，個人的投入不必仰賴意志力硬撐，組織也才能在世代更替中保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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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一再指出，若希望理念能夠長久延續，不能只依賴少數人的熱情，也不能僅憑情感維繫，而必須透過制度建立承擔與交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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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平幸福」需要國際的力量

國際佛光會能夠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延伸其服務與教育工作，靠的不是同質性，而是共同的理念與共同的做法。理念提供方向，制度提供方法，兩者結合，才讓「國際」不流於名稱，而是可運作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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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社會高度碎片化、公共信任逐漸流失的情境下，這樣的組織經驗顯得尤為珍貴。它提醒我們，真正能支撐社會的力量，來自制度與價值的長期結合，而非短暫的激情；來自願意被培養、也願意承擔責任的人，而非一次性的動員。這樣的力量，往往不易被立即看見，卻決定了一個組織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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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不只記錄國際佛光會如何承接星雲大師的理念，更呈現一種可能性：當一個理念被認真對待，並透過組織與制度加以實踐，它就有機會在世代之間被延續，並在社會中形成穩定而持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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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星雲大師相識三十四年，出版超過四十餘本大師與弟子們的書籍，印製總量超過百萬冊，他總能為宗教的社會教化力量起頭典範，影響無數人。綜觀大師縱經一生的磨難，卻有一身的成功，而這當中最大的關鍵是「人做對」；他不僅自己做對而成典範，更能建立制度、培養人才，使願心代代傳承，繼續為世界的「和平幸福」，持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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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國際佛光會的創會緣起

�星雲大師（佛光山開山祖師暨國際佛光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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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乃僧信四眾所共有，然而傳統佛教卻一直以僧團為主，因此使得廣大信眾的力量未能完全動員，而且造成佛教漸與社會脫節。為了讓佛教實踐「從僧眾到信眾、從寺廟到社會、從自學到利他、從靜態到動態、從弟子到教師、從本土到世界」的理念，以順應時代的潮流與需要，國際佛光會於是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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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然其創會歷史應溯源於一九九○年八月十日在臺北召開的第一次發起人座談會。當時有一○八名發起人與會，會中確定了國際佛光會的名稱、宗旨、任務、組織章程等主要架構，以及未來籌組工作的重心、步驟與發展方向，並隨即於八月十九日聯名具函內政部，申請准予籌備。九月二十四日接獲內政部覆文准予籌組，自此籌備工作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十一月三日，在第二次發起人座談會上選出籌備委員王金平、趙寧、潘維剛、陳順章等三十一人，公推星雲為主任委員，同時依法公開徵求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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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中華佛光協會正式假臺北國父紀念館召開成立大會，成為國際佛光會的開路先鋒。會中，星雲經五千餘名與會代表選出，擔任中華佛光協會會長。當天，李登輝總統特頒賀電，行政院長郝柏村致送花籃，歷任內政部長許水德、吳伯雄、邱創煥，以及國防部長陳履安、中央社工會主任鍾榮吉、臺北市長黃大洲等，均蒞會祝賀，典禮莊嚴隆重，是中華民國歷年來最盛大的宗教社團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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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華佛光協會成立之後，在美洲有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大洋洲有澳大利亞、紐西蘭；歐洲有法國、英國、德國；亞洲有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香港；非洲有南非、剛果等六十多個國家地區也隨即成立佛光會，並於同年九月，首先以通訊方式舉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一次籌備會；十月中旬，假臺灣佛光山召開第二次籌備會，世界各地均派代表參加。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在十方因緣成就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順利在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舉行成立大會，並同時舉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四千多位來自全球四十五個國家的佛光會代表出席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星雲經全體會員議決，當選為世界總會會長；同時選出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游象卿、斯里蘭卡國立大學副校長安那努達法師等人擔任副會長。此雲集各國佛教菁英的盛會，充分體現國際佛光會國際化與歡喜融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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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是一個世界性的人民社團，以佛教信眾為主要組成對象，有別於其他社會團體。佛光會的會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不僅為自己求得心靈解脫、智慧圓滿，更以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增進和平尊重的世界為共同目標，是個「自他兼利，同體共生」的團體。佛光會創會以來，一直以教育、文化、修行、服務為發展方向。它的成立，不但使得廣大的在家信眾擁有更多的機會奉獻心力，成為佛教慈善的推動者、文化的播種者、佛法的弘化者與大乘的修行者。尤其每年舉辦的國際佛教僧伽會議，更把藏傳、南傳、北傳，乃至顯密佛教的僧信團結融和在佛陀的慈光之下，是個真正超越國界、種族、宗派的國際性社團，因此普獲各國人士的肯定。佛光會創會三十六年來，已在世界五大洲各個國家地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個協會、一千多個分會，會員已達三百多萬名會員，並在瑞士日內瓦及美國紐約設立駐聯合國辦事處，從地球極北的挪威到喜馬拉雅山上人煙罕至的印度拉達克，都遍布佛光人，只要「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形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國際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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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會二○○三年獲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同意，正式取得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諮詢委員會的會員身分（UN ECOSOC），在聯合國認可的一千多個非政府組織中，是極少數由華人組成的國際性NGO組織，也是唯一的中國佛教民間團體。國際佛光會的創建，是佛光山國際性格的體現，不但實現了佛教國際化的目標，而且已將佛教帶入另一個嶄新的紀元，並為佛教的未來發展寫下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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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星雲大師全集》第三類「教科書」○八一《佛光山教科書11佛光學》，頁三六－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