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在碎裂的世界共享富裕繁榮：給中產階級、全球貧困者，以及氣候危機的新經濟學

引言：追求民主、繁榮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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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生活在自由的社會，希望世界沒有貧窮，而且氣候宜人。簡而言之，我們想要民主、繁榮，以及永續發展。但是，當前全球經濟衝突增加，正迅速偏離既有規範和格局，而且面臨美中對抗下的脆弱地緣政治環境，我們在此情況下要如何實現這三大目標呢？當前許多政策方向相互衝突，即便看似推進了某個目標，卻使我們更難達成其他目標，我們該如何使它們彼此相容？這些問題正是本書主要想探討的。

民主、繁榮和永續發展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三大挑戰。氣候變遷如今已被廣泛視為危及人類生存的威脅。這是一個真正全球性的問題，雖然其負面影響在全球的分布非常不均衡，遭受最嚴重衝擊的將是低收入國家。至於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需要做什麼，大致框架早已為人所知。傳統做法強調達成全球協議，藉此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並向貧窮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但這方面的努力至今仍難以取得進展。即使在取得進展之處，我們也看到地方的、國家的或區域的綠色政策雜亂無章、缺乏整體連貫性，而且似乎往往將調整適應的成本轉嫁出去。

美國、歐洲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民主倒退，則構成危及人類自由的另一種危險。二○二四年十一月，美國選民再次選出川普（Donald J. Trump）擔任總統，他身負多項刑事指控，威權傾向也顯而易見。川普二度就職後不過幾個星期，就已危及權力分立、法治、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而這些正是自由民主賴以維繫的關鍵規範。雖然近年政治失靈有許多原因，但中產階級衰落是核心關鍵。區域、社會、文化和政治分歧加劇，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民主價值觀衰落，以及侵蝕性的威權主義浪潮，都與經濟不安全感密切相關。自動化、去工業化、全球化和財政緊縮，都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助長了北美和歐洲各地的這些趨勢。因為優質就業機會是中產階級社會的支柱，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效的策略來扭轉優質就業機會減少的趨勢。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政策擺出了朝此方向努力的姿態，但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未來大部分工作將出現在服務業而非製造業。目前尚未出現以服務業優質就業為重心的一套連貫方案。

在全球貧困問題方面，近幾十年的情況較為令人鼓舞。一九八○年代之後，隨著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經濟成長大幅加快，數億人脫離了赤貧狀態。但自從COVID大流行以來，情況變得沒那麼樂觀，在川普攻擊世界經濟和對外援助工作之後更是如此。全球各界的討論尚未正視此一現實：當今經濟發展挑戰的本質已大不相同，過去有效的方法未來很可能不再有效。創造了早期成果的經濟成長策略──出口導向工業化──已不再可行，這不僅是因為綠色轉型勢在必行，或面臨保護主義的挑戰，還因為自動化之類的新技術削弱了低成本、非技術勞動力在製造業中的優勢。開發中國家需要一種新方法來促進經濟成長和減少貧困。

民主、繁榮和永續發展都是很大的題目，各自都累積了浩瀚的文獻。試圖以一本書涵蓋這三大題目似乎有點不切實際。我沒有妄圖全面討論每一個題目並提出詳細的解決方案。但這三方面的挑戰互有關聯，一次僅著眼於一個挑戰可能導致我們在其他方面出現盲點。每個挑戰都需要一項關鍵要素，也會對另外兩個挑戰造成影響以及外溢效應。健康的民主需要強大的中產階級。消除貧窮需要低收入國家實現快速而具備廣納性的經濟成長。環境永續則需要我們的經濟實現綠色轉型，以減緩並且最終終止氣候變遷。我們需要一套涵蓋全部三個領域的政策綱領。此外，正如我們將看到，應對這些挑戰需要一種共同的政策思維，一種我稱為生產主義（productivism）的新版產業政策。觀察這個共同框架如何在不同領域發揮作用，將使我們得以在這些領域之間建立意想不到的聯繫。

我們在各個領域推行的政策可以互相促進。綠色轉型不僅有助於保護環境，還將對世界各地的經濟成長和減少貧困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因為貧窮國家是受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事件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威脅最大的國家。另一方面，開發中國家經濟繁榮將有助強化先進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因為如此一來，前者將能為其他國家的出口和投資提供更大的市場，並減輕氣候變遷導致的人口外流壓力。先進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壯大將使當地社會對其他國家變得更開放，更不容易敵視外人。本書的一個關鍵論點是，如果我們採取正確的做法，這些結果都是可以實現的。

但多贏結果並非必然可以實現。事實上，從現行政策思維看來，我們的三大目標之間有重大衝突。應對氣候變遷和減少全球貧困看來需要大量的全球合作。但是，在先進經濟體帶領下，多數國家如今正日益內向化。各國的策略看來互不相容。開發中國家奉行傳統成長策略，強調快速工業化，但這會加劇氣候危機，而且未必可以達成減少貧困的目標。美國和歐洲以提升製造業競爭力為優先，結果是歧視窮國，同時未能在本國創造足夠多的優質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如果先進經濟體開放市場以吸收更多來自窮國的商品和勞動力，藉此推動一項為世界上最貧困人口提供最多經濟機會的全球計畫，這會與強化富裕國家中產階級的迫切需求產生衝突──這種全球計畫或許可稱為全球羅爾斯主義（global Rawlsianism），因為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強調最大限度地照顧最不幸者的需求。附圖呈現了這些矛盾。

現在是該提出新理念和新方法，以避免這些殘酷的取捨了。全球經濟正在我們眼前重塑，但迄今仍缺乏明確的指導方向。COVID大疫、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低收入國家前景不確定、世界大部分地區不平等加劇、族群民族主義式民粹（ethnonationalist populism）得到更多人支持，以及尤其重要的氣候變遷危機，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傳統的政策方法和經濟正統觀念正到處受到質疑。舊有的共識，無論我們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市場基本教義，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都已不復存在。

這某程度上是因為舊秩序有其缺陷，因此引起了可預料的反彈。新自由主義政策不但未能惠及所有人，還在環境和公共衛生方面製造出非常有害的盲點。過去的安排不再符合新現實的需求。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再適用於現今這樣的世界：美國不再是霸主，中國和其他新興大國希望對全球規則有更大的話語權，大國之間地緣政治競爭的零和邏輯成為關鍵重點。

舊秩序將被什麼取代尚不清楚。回歸二十世紀中葉的凱因斯社會民主模式並不可行，因為如果多數勞工的生產力未能相應提高，僅靠管理總合需求、社會保障和勞工賦權等做法，並不能在先進經濟體重振中產階級。在開發中國家，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已經失去動力。加強國際合作以強化貿易、移民、科技和氣候方面的全球規則或許是可取的，但在國家主權力量空前強大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對此寄予厚望。拜登政府推行的新產業和綠色策略是一個重要的開端，因為它認識到政府需要著眼於中產階級和氣候的新政策方向。但它過度關注製造業和美中地緣政治競爭，因此產生新的盲點。它忽略了服務業對中產階級未來就業的重要性，也未能正視貧窮國家的發展訴求。

川普二○二五年重返白宮，是憑藉著拜登總統矢言要解決的經濟焦慮，但川普的政策方向與拜登截然不同。川普決心扭轉美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清楚展現了他對其他國家的蔑視，沒有連貫的產業政策願景，仰賴提高關稅作為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唯一手段。川普衝撞世界經濟的迅猛和魯莽程度實在令人驚訝。他反覆無常的貿易政策、極高的關稅，以及對其他國家（無論是地緣政治對手還是長期盟友）的強硬態度，造成的破壞和動盪超出了多數觀察家的預期。

川普主義使我們離前述三大目標愈發遙遠。它沒有為弱勢困苦的勞工和地區提供任何真正的出路，使美國對全球貧困人口置之不理，也可能危及我們近年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取得的成果。它甚至未能應對我們面臨的三大挑戰中的任何一個，遑論協調處理三者之間的取捨。但川普主義失敗之處恰恰為本書提出的觀點提供了完美的背景。它鮮明地凸顯了以下見解：製造業迷信（manufacturing fetishism）以及國際貿易零和思維的代價相當高昂；為創造出大部分就業機會的服務業制定優質就業策略是優先要務；有助於應對氣候變遷又能照顧勞工需求的產業和科技政策至為重要；貧困國家迫切需要超越貿易和外來援助的新經濟成長策略；我們必須為全球經濟建立一種不依賴全球合作這種虛假希望的框架；我們迫切需要在兩個極端──一端是新自由主義和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另一端是非常有害的經濟國族主義和保護主義──之間找到一條比較健康和可長久持續的道路。

川普主義是一個警世故事，它告訴我們，缺乏應對挑戰的新想法如何可能導致各種錯誤。它無比清楚地說明了我們需要一套連貫的新方法，既不會提供虛假的解決方案，又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威權傾向的族群民族主義領袖不應使我們對找到更好出路的可能失去信心，也不應使我們渴望回到那種使許多人得益但同時將許多人甩在後頭的舊秩序。我們必須向前邁進，而不是倒退或原地踏步。

但是，這種替代方案真的存在嗎？它會是什麼樣子呢？我在本書既提出警告，也帶出一些希望。警告是當前政策方案不足以應對挑戰，而且在各大目標之間製造出嚴重的衝突。它之所以不足，是因為它忽略了政治現實、各大目標之間的權衡取捨，以及已然改變的科技或地緣政治格局。為了同時應對三大挑戰（重建中產階級、減少全球貧困，以及應對氣候變遷），我們必須跳脫既有的思考方式，探索新的方法。我們必須另闢蹊徑，常常要訴諸非傳統對策。

好消息是，開闢這樣一條比較好的道路既非不可行，也非為時已晚。這些創新方法的種子早已存在於世界各地一些既有的做法中。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場革命，而是重新調整我們的優先事項和政策。各國國內政治因素和全球合作不足，往往使經濟學家和其他技術官僚眼中的理想方案無法實行，但卻使我們得以考慮一些在現實世界中常常更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