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空間、性別、後人：理論十談

編者序�李鴻瓊、洪世謙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有一句為人傳頌的名句：「我只有一種語言，但這語言不是我的。」（Je nai quune langue, ce nest pas la mienne.）這個德希達意義下的「詰難」（aporie），某個角度也可以視為「理論談話會」——本書緣起的理論學者聚會——的起點。對德希達來說，語言永遠是外於我的，且永遠不可能「專屬」也無法被「占有」。亦即，我所擁有卻不屬於我的語言是外來的。因為語言永遠早於我，並且構成我。當我要說明我是誰，我永遠只能透過在我之前業已存在的語言或語法結構，透過這些在我之外或之前業已存在的語言，才能夠表達「我」。也因此，弔詭的是當我想要深刻地描繪我的思想甚至我的存在時，我卻不得不使用這個外來卻一直與我的生存持續依存的語言。這時，這個「外來」彷彿是「內生」的。語言一直處於這種難以區辨的詰難之中。

2018年時，眾人想要成立談話會，多半也是感受到這樣的詰難。在臺灣，我們使用了各樣的思想資源，試圖思考當代人類所共同遭遇的時代處境或命運，例如戰爭、疫情、暴力、死亡�不死、非人轉向等。然而若僅憑借在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理論，不盡然能夠解釋發生在臺灣的各種現象。我們使用著「外來」的理論，試圖解釋臺灣的情境時，卻又同時面臨了另一個詰難，即我們是否能夠說這是以「屬於」我的語言所描繪的臺灣情境？因此，我們面臨了一種「雙重纏繞」（double bind），同時也是「雙重束縛」，借用外來的理論會無法全然解釋臺灣的個別情境，然而想要談論什麼是臺灣的個別情境，卻無法避免以外來理論的語言來描繪（如同我們現在正在描繪「理論談話會」的由來與理念，但卻充滿了德希達的語彙）。於是，這個談話會就擺盪、居間於抽象的理論如何能夠更好地鑲嵌於臺灣的紋理之中，以及我們如何能夠使用一套「外來」的語言描繪「內生」於臺灣社會脈絡的視角和觀點。

這便延伸到了德希達這句名言的第二個意義，也就是沒有一種純粹的語言，所有我說的語言都是他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法同化和同一化的。語言本身都是一種感染�汙染�傳染（contamination）。理論談話會是一種感染，理論無法保持它的純淨，而會被放在不同學科、不同社會脈絡、不同議題而有各種層次的交錯感染。理論談話會的參與者彼此間也是一種傳染與感染，討論的過程中不再有明確的學科界線、理論界線或身分界線，如同德希達對汙染的描繪，這是一種溢出、接壤並且沒有任何終點能夠定義和限制它。

感染也展開了德希達這句話的第三層意義：「翻譯」。德希達說：「翻譯不等於確保某種透明的交流。翻譯應當是去書寫具有另一種命運的其他文本。」他認為譯者的任務是將作品翻譯成有別於專屬名稱的另一種形式的簽名，以確保它如同作品般地生存。談話會期間，偶有成員憂心地表示，臺灣越來越少學生對理論感興趣，因為讀這些理論不曉得對思考臺灣有什麼幫助，也無法回應自身所遭遇的問題，讀理論成了一種空談、一種符號，找不到意義也不知讀它的意義。這幾年下來，理論談話會各式議題的感染、翻譯、纏繞，讓理論不再只是「外來」，而是在交錯感染後，一種既外又內的新文本，不再只是抽象的理論。如同德希達所說，每一次談話都是承諾，承諾一種「將臨」（a venir）的語言。將臨無關乎某物是否會到來，而在於我們是否能繼續捍衛語言的差異。也因此理論談話會以及本書作為承諾，它無法占有，而是在感染、翻譯中保持它的將臨。

本書《空間、性別、後人：理論十談》，名為十談不只指所收文章的數目，也指向博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對抗瘟疫而出走於城市邊緣、閾限場域的文學實踐，也可以是理論談話會的某種呼應，瘟疫既是消耗人的文明機器，但同時也是生命的熱度，有感染力的：相對於對話錄《斐德羅篇》（Phaedrus）中誘惑蘇格拉底走出雅典來到城市閾限之處的符號書寫〔引發德希達書寫「播散」（dissemination）〕，瘟疫更帶有知識外部的關懷，曖昧之關鍵或許不在技術毒不毒（指涉pharmakon），而在技術熱不熱（指涉affect）。因此，感染也可說涉及理論的外部。理論總是偏向分割，不需要連結與集會，理論「會」本身是個矛盾與詰難，暴露出理論之「不會」、理論之「受弱」，這是談話會成立的一個重要弱力量：情感。思想若有翻譯�翻異的感染性跨越，則或許不在於語言或符號本身的單純逸離能力，而在語言之外，在自我之外，在倫理與情感關懷的他方、外部。這外部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是對知識社群的關懷與理論的實踐方式。在理論裡的我們——理論中有我「們」也是詰難——感受到思想同伴在知識生產體系裡的生命消耗，因此嘗試建立一種結合理論與情感的社群，讓外部來的理論能連接上理論外部的情感，在內外之中或許能產生些什麼超越內外的理論生命，一些理論的平行宇宙，一些直是生命的理論：談理論。我們希望這本書呈現的是這樣被外部感染的思想實踐。

這個關懷也反映在本書的書寫體裁上。本書臺灣學者的文章大部分出自談話會的逐字稿，眾人或選擇進行基本的文字編輯，或選擇大幅改寫與擴寫，也有些是出版後的刪節版。但除了在寫作長度與格式上輕量化之外，我們的作者們都被要求適度降低制式的理論學術語言，接受或對話或口語或想像或未完成的表達形式，指向理論的他方（談話會場景、對話者、讀者、非邏輯論述、自身的關懷等）。我們希望這種「弱理論」書寫的方式能有助於思想的傳遞與溝通，在接受被他方或他者感染的情況下也能擴大感染力，達到理論牆內外差異的翻越。除了臺灣學者之外，本書也收入日本清水晶子、南韓姜于聲、香港羅貴祥三位國外學者的文章，前兩位的文章為翻譯，姜教授與羅教授更是特別為本書而寫。但我們同時也都設計了對話區塊，讓三位學者能與談話會的成員進行討論、交流，目的也在讓理論的思想實踐能產生與外部的交會，特別是這交會跟真實相關，如性別與跨物種的關懷。這樣多少帶有實驗性的書寫也讓本書耗費了過多時間，差點未完成，我們很感謝作者們以及翻譯者的耐心與協助。我們希望這樣的理論實踐能產生一點示範的可能，也為理論以及理論研究者尋找其更新知識實踐的外部力量以及情感連結，或也可能引出不同的書寫實踐，非消耗生命的生成式知識生產。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空間與他者」，劉紀蕙、洪世謙、鄭芳婷的三篇文章探討的方向皆指向宰制、體制或既成空間中，打開他者空間、民主空間、自反空間的可能。第二部分為「性（別）與受弱」，張小虹與清水晶子的文章在不同時空下都處理「受弱」或「易傷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及其與東亞兩個社會反性別現象的關連，姜于聲的文章則處理南韓晚近出現的反女性主義與仇女傾向。第三部分為「非人與後人」，所收四篇文章處理跨物種（羅貴祥）、非人存有（黃涵榆）、後人類科幻（鄭如玉）、機器與生命（李鴻瓊）的議題，嘗試思考非人類領域或者人類物種與其外部的關係。以下為各篇的內容簡介。

劉紀蕙的文章〈從物流配置回到拓撲分析：公民的不平等及其咽喉點〉以印尼Tempo雜誌〈海上奴工〉專輯的封面意象為起點，揭示新自由主義下人力商品化與物流治理的暴力邏輯。透過批判物流學的視角，作者指出現代物流體系不僅涵蓋商品與資訊流通，更深刻牽動跨國勞動力的調度與控制，形成全球資本擴張下的勞力榨取體系。物流部署的關鍵「咽喉點」（chokepoint）不僅是物理地理的瓶頸，也是社會治理與監控的節點。文章分析這些咽喉點如何在港口、工廠、法令、雇傭關係乃至社會歧視中運作，並成為壓迫與抵抗的交鋒之處。作者追溯奴隸制度的歷史譜系，連結古代奴隸、黑奴貿易、殖民地契約工人與當代移工制度，說明全球勞力移動與不平等公民地位的結構性根源。最後，作者提出三大分析向度：全球物流系統的資本部署、勞力奴隸化的歷史譜系、公民政治的排除邏輯，藉此構築一套以拓撲分析為核心的批判框架，揭示當代移工所處的社會與法律暴力網絡，並指出介入與改變的可能突破點。

洪世謙的文章〈成為公民：公民化公民身分〉從巴禮巴（Etienne Balibar）的哲學出發。巴禮巴指出，我們現在所談的公民權或承認政治，其實都是以排除的方式生產。他想問，我們是否可能思考一種沒有排除的公民身分？他提出公民身分的民主化，亦即公民身分的公民化，他稱此為公民力。公民力是一種反叛與抵抗，使制度保持著一種固定與反抗間的張力，不斷地反抗被限縮的權利。重要的是，巴禮巴追求的是跨個體間、不同權利間的相容與相成，而不是權利之間的摧毀或排除。換句話說，一種在反叛與秩序之間的擺盪，不僵固但也不失序的張力，又可視為公民性，唯此才可能實現不以排除為方式的公民身分。公民力就是對於目前公民身分的反抗。因為現在的公民身分只是在當代國家或國族的框架下形成的，所以公民力意味著反抗既有的身分或認同的邊界。此外，對巴禮巴來說，公民身分不在於被賦予，而是必須透過連結其他共同生存的人反抗現狀，因此可以改變現狀而作為一個新的普遍性、一個比現在制度範圍更廣的制度。這也是為什麼公民力永遠都是跨個體。

鄭芳婷的文章〈窩在後臺〉聚焦「後臺」（backstageness）作為當代抵抗戰術的思考和實作。作者先從在地語言、舞蹈、戲劇、電影與日常儀式切入，探析「後臺」的潛在語義與象徵，接著梳理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的人類表演學及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前臺�後臺理論，開展「後臺」作為社會日常閾限場域的思考：「後臺」能否成為傳播集散與原型實驗的潛在場域？「後臺」具有（多）層次性嗎？後設的「後臺」存在嗎？「後臺」的反撲與收編如何可能發生？

張小虹的文章〈「弱理論」的跨文化思考〉嘗試思考兩件事：一、如何以「受弱」去做理論發想？二、如何看到理論的「受弱」？亦即如何同時處理「受弱的理論」（the theory of vulnerability）與「理論的受弱」（the vulnerability of theory）。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處理「跨文化」翻譯，即如何將英文的 vulnerable 譯為「受弱」，第二部分嘗試回顧美國酷兒教母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受弱轉向」（the vulnerable turn），以及受弱與抵抗之間的關係，第三部分以臺灣同婚運動為例，反過來思考「受弱」為何如此容易被挪用為保守的反動修辭，以及理論本身可能的「受弱性」。

清水晶子的文章〈隱沒的刺：為了可能不會現身的複數之酷兒政治〉從酷兒理論的雙重性出發，討論當代日本跨性別論爭涉及的問題。作者闡述，酷兒理論的核心在於主張差異的同時，亦追求包含複數的普世性與團結。然而晚近日本社群網路上的跨性別論爭卻顯示，某些女性主義者以「女性身體的同質易傷性」作為團結的前提，將跨性別女性視為威脅，試圖將其排除。文章探討巴特勒「易傷性」概念的複雜性，指出易傷性可被動員為一種政治抵抗。然而，當易傷性被性別化、本質化，便容易導致對性別非順應者的歧視與暴力。作者強調，團結不應建立在同質性之上，而必須容納不會現身、難以辨認的差異。這類「隱沒的差異」儘管可能構成不安與威脅，卻能讓不同群體共同承擔「無法選擇的鄰近性」（unchosen proximity）所帶來的風險，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共存與團結。

姜于聲的文章〈公平與正義之間：南韓的仇女生存主義〉結合社會與精神分析，闡述南韓年輕男性的心理結構，指出其將自身視為受歧視的「少數者」群體，對女性同儕懷有敵意，形成普遍的「反女性主義」（anti-feminism）與「仇女情結」（misogyny）。他們捍衛的是規則的「公平」而非社會的「正義」，認為平權運動導致社會偏袒女性對男性造成不公，將新自由主義競爭下的失敗或「男性氣概」的危機歸咎於女性，形成扭曲的集體自我防衛機制。此仇女情結實際上指向政治冷漠以及不願對抗系統性的剝削，選擇接受現有「遊戲」規則在其中生存。作者以李滄東的《燃燒烈愛》（Burning, 2018）為例，說明電影大部分情節為主角鍾洙的虛構，分析鍾洙透過幻想，滿足其「想像的男性氣概」以及扭曲的報復性正義。電影顯示年輕世代男性在系統性剝削下陷入的病態生存主義，以及其中含有的仇女情結。

羅貴祥的文章〈如何發揚水的時代？海洋想像與中國的過度捕魚〉探討從近代以來中國的海洋想像以及與西方的海上角逐競爭。作者以近年的環境人文學研究角度切入，觀照當代中國政權如何利用遠洋捕魚作為手段，參加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海洋資源爭奪戰，試圖建立新的遊戲準則，以奪取霸權的地位。文章並探討如何在大國對抗爭奪的形勢下，開展不受國家權力左右的新的海洋想像、水的時代。

黃涵榆的文章〈當代哲學的非人轉向〉透過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的《有限之後》（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闡述「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重新回到絕對性的存有問題。文章也探討哈曼（Graham Harman）的「客體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簡稱OOO）與「怪異實在論」（weird realism）、瑟克（Eugene Thacker）的「哲學的恐怖」（horror of philosophy）等相關論述，探究獨立於人類意識和意志之外存在的真實和物質。作者嘗試將人推向非人的真實界限，面臨一個語言和意識都無法宰制的「沒有我們的世界」。文章最後從非人的角度詮釋黑金屬音樂，並指出與「暗黑生態論」（dark ecology）的一些可能關聯。

鄭如玉的文章〈劉慈欣《三體》中的後人類景象〉以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三部曲（2006-2010）為例，透過將其放在哲學——德勒茲（Gilles Deleuze）理論——的背景中探討，探問人類如何回應宇宙災難的極端情境。首先，在回應陌生的三體文明之後，人類的自我與世界被迫開啟，舊世界的既定邏輯被打破。這些被迫走出封閉、進入太空的人類是否具備新的能動性？是否僅是技術的副產品？接著，當主角程心與羅輯的行為逸離人類舊有的倫理觀，這樣的現象是否代表著雖然在（上帝）第一次擲骰後，人類滅絕的命運似乎已經底定；然而，之後每一次擲骰後玩家的回應卻仍能擾動潛態的世界，形成某種蝴蝶效應。最後，作者討論個體是否能進入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以及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之可能性。文章探討德勒茲如何轉用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單子論（monadology）以及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擲骰子比喻，以分析《三體》三部曲中的後人類如何因應末世的絕境，轉化為潛能與能動性。

李鴻瓊的文章〈息與習：氣息理論與後人類〉探問生命的氣息與「模仿」（mimesis）和學習之間的關係。根據陶西格（Michael Taussig），模仿假設了生命的相感，這是萬物相「習」的基礎，息與習之間因此有著密切的關係。習也帶有學習之意，而如果模仿不只是複製相似性，而指向氣息的存在，則學習應可連結上萬物氣息的相染。氣息是介質，其涉及帶有生命氣息的學習應可對照於計算性或統計性的「機器學習」，提供相關AI或「信息」學一些啟發，也提供對氣息科技的想像。文章也檢討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發生學」（ontogenesis），嘗試從情感或氣息的角度修正偏向信息模式的「轉導」（transduction）概念。文章最後嘗試重解創世紀裡的生命創造場景，賦予帶有氣息意義的靈一些意義，以指出另一種不同於從唯心主義一路相襲而下的理性主義、資訊主義、神經中心主義等對生命與創造的解釋。

最後，本書要感謝其時國立臺灣大學外文所碩士生陳佳穗協助談話會文稿的整理，而在晚近的編輯過程中，我們受到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新世紀臺灣人文學」研究計畫之子計畫「從文化多樣性、島嶼世界到諸多世界」補助，特此致謝。最重要的，在這不算短的書寫與出版過程中，編輯們受到談話會成員們不間斷的鼓勵、支持與協助，我們十分感謝大家（或者大家感謝自己），希望這理論的共行道路仍未竟，持續將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