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

導讀（一）
另一波「科學戰爭」
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二十幾年前，身為初入學術界的菜鳥，我接下一份翻譯《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的任務，開啟了我研究「科學戰爭」（Science Wars）的機緣。這是一場發生在二十世紀末（約莫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間），北美與西歐學術界針對科學本質和科學如何運作的大論辯，起於一些美國科學家起身捍衛科學的客觀性與掌握真理的能力，同時批評人文社會學界中的「學院左派」（academic left）對科學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觀點，幾乎整個世界都加入了。然而，在這波大戰的末期，有了兩邊握手言和、深入理解彼此的「科學和平」行動。

時至今日，科學戰爭已經過了三十年，我也從當年的學術菜鳥變成資深老鳥。今我驚訝的是，過去十年來，科學界似乎又面臨另一波的「科學戰爭」，誠如本書英文原名War on Science；然而，本次科學家起身捍衛的是「學術自由、開放探討與科學歷程」，針對的是「多元、平等、共融�包容」（也就是DEI）的倡議者，矛頭指向的竟是科學界自己！因此，本次的科學戰爭與上一波科學戰爭有很大的不同，它甚至有點像「科學內戰」（詳情參看第一章）。這一切都令我感到困惑，讀者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困惑。

以下我嘗試在短短的篇幅內為讀者導讀本書主旨，以及這「另一波科學戰爭」的性質與意義。然而，我沒有完整的解答，只能以困惑的形式來呈現，希望能引導感興趣的讀者深入追究。

第一個困惑是：多元、平等、包容是當代民主社會的珍貴價值，為什麼變成「學術自由、開放探討與科學歷程」的威脅？本書第三部分前言也明白指出「畢竟，這三張標籤的字面所對應的，似乎都是極其崇高的目標。怎麼會有人認為追尋這些偉大的目標，竟會反過來招來禍害？」答案就是本書的中譯版書名「當DEI走向極端」，危害到科學的自由與開放。DEI的倡議如何走向極端呢？有兩個面向：一是對於「多元、平等、包容」價值內涵的壟斷性詮釋；二是在行動上推動極端的、強制性的實踐措施，表現在針對主觀上違反DEI的科學論文與言論進行審查（censorship）。

針對第一個面向，本書不少作者認為美國許多大學推動DEI的科學界本身和官僚體制，把「多元」窄化成只有種族和性別上的多元，排除觀點和意見的多元，不容許人們質疑他們的「多元」內涵──這種對異議聲音無法容忍也牴觸了他們標榜「包容」──這似乎只要求異議者包容他們的決定；然後，把「平等」窄化成結果按比例分配，而不是機會上的平等。

至於第二個面向，如同本書引言、第二、五、八、十二、十三、十七章都舉證歷歷地指出，當前英語世界（主要是美國、加拿大、英國）的科學界自身（包括《自然》、《科學》這類名列前茅的科學期刊）、聲譽卓著的大學、美國DEI體制，有意識地在推動科學論文和研究裡的語言和修辭的言論審查。英國大學則由學生和部分教師發動在他們看來是「不當言論、語詞」談論者的消除�取消（cancel）行動。這些行為構成對科學言論自由的重大傷害。

第二個困惑是：這一波科學戰爭在性質上似乎是「科學內戰」，因為DEI的推動者是科學界自己、英語世界國家的著名大學。如此，對於身在科學界或非科學界的讀者而言，應該如何理解這場爭辯的本質或焦點？

我的觀點是：這場爭辯的本質是英語世界的科學家分裂成不同價值觀的兩派，一派是本書的諸位科學家作者，持有古典自由主義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開放探討」的價值觀，顯現在第二章作者索卡爾引用古典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彌爾論自由的段落，以及第九章的作者提及的「自由主義科學」，他說：「自由主義科學只有兩條規則：（1）沒有誰能獨占最終發言權（知識都是暫時性的存在）；（2）沒有誰能宣稱個人權威（知識是普遍性的存在）。」另一派是擁抱DEI價值的科學家，他們當前似乎占有科學界的權力位置。然而，這帶來第三個困惑：我們應該對這場「科學內戰」抱持什麼樣的態度，並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

本書引言、第十章和第十七章都試圖把當前英美科學界和大學對於DEI價值的擁抱歸因於三十年前學術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社會建構論等）對大學的「滲透」：第十章稱為「穿越制度的長征」，第十七章則舉出驚人的數字：「多項調查（見Redding 2023b）顯示在年輕一代（多有終身職）的教授與校務人員中，你幾乎看不到任何保守派、自由意志主義者，甚至連中間派或不涉政治的教授也極為罕見。自然科學領域有大約八至九成的教授屬於左派，而在社會科學中，這個比例逼近百分之百，有時一眾系所甚至整個學院，都沒有任何一位非左派的老師（Redding 2023）。」

這個引文對於讀者來說也許怵目驚心。然而，這樣的左派與非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主義）的區分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政治化的框架？為什麼有近八九成的自然科學家會屬於左派？會支持在科學體制中推動DEI？這真的可以單純用宣傳或滲透來解釋嗎？難道不是那些科學家認為DEI有益於科學嗎？難道這二十五年來美國大學教育和研究已經無法讓教師科學家與學生好好思辨與反省了？

最後，我不建議讀者太快選邊站，畢竟如同三十年前的科學戰爭，議題相當複雜（不少篇章涉及科學內部的觀點競爭），核心爭辯涉及與每個人都切身相關的價值觀：自由、開放、平等、多元、包容。它們每一個都很重要。在人們實現這些價值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許多衝突與弊端（極端化確實容易製造問題），而有限的人類只能不斷地在嘗試中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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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二）
進步的異議：當索卡爾的憤怒升級
蕭育和（中央大學、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在科學中，進步是客觀的事實；但在倫理與政治中，進步卻是一種迷信。科學知識的加速發展推動了技術創新，催生了源源不絕的新發明；過去數百年來人口的巨大成長，其背後正是這股力量。後現代思想家或許會質疑科學的進步，但它毫無疑問是真實存在的。

──約翰．葛雷（John Gray），《異端：反進步與其他幻見》（Heresies: Against Progress and Other Illusions）

讀者手上這本原作題為「科學戰爭」（The War on Science）的文集，毫不意外引起兩極化評價。盛讚者稱其堅定捍衛了「科學」，揭露了進步政治議程如DEI對科學文化與大學體制的摧殘；抵制者則指控文集中充滿瑣碎的抱怨，字裡行間盡是種族主義、厭女與生理性別的偏執，五星評價與一星評價各執一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精神氛圍，尤其涉及DEI議題，顯然讓人們更輕易地各自站隊。

即便文集本身的政治狗哨意味強烈，各篇的立論也良莠不齊；不過，無論讀者對DEI的觀感為何，或許不該將之視為單純的「反DEI」政論集。多元、平等與共融，在過去十年間幾乎成了西方高等教育的信仰核心，但當它從價值倡議轉變為官僚規訓，所衝擊的不僅是大學的聘用與升遷制度，更是大學賴以存在的根本精神。當政治與道德價值逐漸進入大學制度，甚至透過研究補助、教師聘任、升等、學術評鑑與校園規範發揮作用時，大學體制還能不能維持其作為知識生產場所最重要的功能：允許人提出問題、挑戰共識，甚至犯錯？

主編克勞斯在長達數十頁的引言中，以數據展示這種規訓力量的規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平等與共融部」擁有一百五十二名員工，年度預算三千六百萬美元；密西根大學則養了二百四十一名DEI員工，年花費超過三千萬美元。但真正令學者感到窒息的不是預算數字，而是無所不在的審查機制。柏克萊大學生命科學系曾有一年淘汰了百分之七十六的申請者，原因不是研究能力不足，而是「多元聲明」未達標，「其研究成果連被審查的機會都沒有」。文集中反覆提及類似的規訓效果，在近日劍橋大學因阿爾戴（Jason Arday）所引發的激烈爭論中，人們質疑大學體制是否為了DEI的門面而犧牲了對於學術要求的堅持，追求「進步價值」是否正在衝擊大學體制與科學社群所信奉的功績傳統？

這個問題恐遠遠不只是對DEI的態度而已，背後或許反映不同科學社群對於「進步」的異議。知名「典範」論述的提出者孔恩（Thomas Kuhn）即使被認定瓦解了科學社群的神聖性，他也依然堅信「只要科學事業存在，那麼無可避免某種進步會成為其特徵」；文集中承受猛烈砲火的「後現代作家」某種程度上應該也不會否認「進步」，傅柯與德希達都曾經自詡是啟蒙精神的忠實捍衛者。

文集中有一個不得不注目的名字，物理學家索卡爾在三十年前，據說只用了幾個禮拜就熟習「後現代」的寫作風格，然後以量子力學為主題投稿知名的期刊，一篇通篇胡說八道的論文，揭露了人文學科中後現代思潮濫用科學術語的荒謬，雖然索卡爾當年的惡意嘲諷並沒有阻止部分毀譽參半的知識家繼續使用「理組」詞彙，例如近年大談量子力學之存在論意涵的紀傑克（Slavoj ?i?ek）。

目前的風波顯然已不止於不同學術社群的相看兩厭，索卡爾在文集中所表現的憤怒，遠較當年的惡搞論文風波升級，因為在他看來，後現代式胡言亂語的歪風正從人文科學吹到數理醫化領域。引言中提到了二○二三年在《化學教育期刊》一篇主張以「女性主義框架傳授科學重要性」的論文，論文聲稱「探討量子力學、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非裔未來主義�悲觀主義，以及後殖民民族主義之發展與互動關係」，並主張將「自哥本哈根詮釋中援引了波粒二象性與坍縮的概念」，索卡爾的憤怒其來有自，內文太多他當年胡亂拼貼的詞彙。

同一年，《物理評論》的物理教育專欄刊出了〈在大學物理導論課中觀察白人性〉，文中聲稱「白板在將白人性重構作為社會組織一環的過程裡也扮演了某種角色」，而所謂的白板，就是教室裡寫字的那塊白板；美國國家科學院甚至將科學溝通領域的最高榮譽頒給了一篇主張「依據愛因斯坦的協變性原則，黑人女性必須獲得同等的權力去主張其客觀性」的論文，愛因斯坦的協變性原則如何能支持進步的政治主張？對文集的作者們來說，讀者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很正常，但如果對問題的答案感到猶豫，定然哪裡不對。

類似的爭議，還出現數學領域，大學體制中所教授的數學知識，是否只是一種西方中心、歐洲式的認識世界方式，因此需要「去殖民化」？以及在醫學領域，精神科醫師薩泰爾講述了自己差點被「取消」的親身經歷，緣由於她在關於濫用藥物的講座中被指控對鄉村底層存在「非人化、貶低且帶有階級歧視的意味」，檢舉文件中稱「我們認為她的著作已超出值得辯論的『意見歧異』範疇」。

沒有任何值得辯論的事情，當事人也不需要辯解。這種境遇讓文集中不只一位作者將當前的氛圍類比為納粹對「猶太科學」的攻擊，以及蘇聯時期的李森科主義。甚至可能更加慘烈，畢竟現在的大學體制沒有「黨」的路線依循，讀者可以關注文集中對於以巴衝突的不同意見，以及「跨性別」的爭議，某些應該止步於後現代作家奇思幻想與創意性詮釋的論述，如今正以不容質疑的進步價值之名，堂而皇之入主「科學」領域，這是索卡爾憤怒升級的根本理由。近日聯合國「修正地圖」（Correct the Map）決議在地理資訊界引發的異議，恐怕也是同樣情緒。

如果讀者依然認為這本文集只是一群狂熱右派的取暖，我會建議讀一讀哈佛大學平克的〈拯救大學免於自我毀滅的五點計畫〉一章。平克曾經投書《紐約時報》，嚴詞批判川普對哈佛大學的打壓，稱「摧毀知識取得與傳承的機構，是可悲的愚行，也是對未來世代的罪行」，對於川普政府聲稱部分舉措是出於護猶動機，平克則直指摧毀大學研究機構對猶裔研究人才的傷害，遠大過挺巴標語。

平克對哈佛大學也並非毫無批判，投書中他舉了近年來幾起迎合群眾輿論的「取消」事件，諸如生物學家卡洛．胡文在採訪中解釋生物學如何定義男性與女性引起爭議，最後被迫離校，該事件也是平克建立「學術自由委員會」的契機；還有流行病學家泰勒．范德威爾（Tyler Vander Weele）因被發現曾連署反同婚而被迫道歉；法學者羅納德．蘇利文（Ronald Sullivan）由於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辯護，被學生指「感到不安」而被迫辭去宿舍主任職務。

平克指責哈佛校方迎合學生的暴民正義，而據權威機構評比，哈佛的言論自由在二百五十多所學院中倒數第一。對於川普政府針對哈佛的「反猶」指控，平克則指由教職員組成的「哈佛支持以色列組織」所提出的報告中，曾詳細記錄了一切可查的塗鴉與社群媒體貼文，沒有發現任何把「毀猶」當作目標的表述。

平克幾乎親身參與、見證了當前世界的所有爭議火線。在這些議題上，人們早已習慣於便宜選擇立場；現代自由主義文化並不否認壓迫的存在，只是仍願意相信體制的自我糾錯、說理的力量，以及權力機構的節制。平克因此顯得不合時宜，幾乎注定要落得「兩邊」不討好的下場，但平克努力維持的文化氛圍，其實也正是「後現代」書寫賴以茁壯的條件，而它是不是正在腐化？答案很難，希望無論立場為何的讀者都能有自己的體悟。

作者序

西方世界的大學院校與科研機構很令人遺憾地，既已不再必然是鼓勵自由與開放思想交流的場域，也已然不是科學進步可以免受意識形態掣肘的環境。

以學術研究為業之人，即便是有終身職護體者，如今也無法避免工作不保之命運，或至少已無法縱情言論與健筆而自外於審查之長臂，而莘莘學子則怯於在課堂上提問妄議，甚或常會在校方的慫恿下去通報他們認定引人反感的用語。

如今的大學舉著俗稱「多元、平等與共融」（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也就是DEI）的大旗，得以廣設官僚體系。這樣的大學無需受任何人問責，反倒可以像道德警察一樣去要求旁人的一言一行。從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有何差異，到「原住民科學」（indigenous science）是否為巧立名目等問題，往往都成了禁語，在課堂與學術會議上提都不能提。

實績，向來是學術進步的核心，如今也同樣在學術界乃至於更普遍的科學機構間，遭到了質疑。全球各地的機構，紛紛在學術雇用或升遷制度上，施加了基於性別或種族的身分名額限制，且無視於其背後的兩個問題：這種做法會如何左右學術界對卓越性的追求，乃至於此舉在何種程度上真的有其需求或甚至真的有用。追根究柢，我們真的有必要撇開各個領域新興的可用人才庫不管，而讓不同領域的學者與教師組成，逕直反映整體社會的人口結構嗎？

伴隨大學與政府機構中的DEI方案限縮雇用與升遷，使其成為在意識形態上倒向DEI宣言者的禁臠，學界與校方行政部門也日益在其學術活動中貫徹起「批判性社會正義」（Critical Social Justice，也就是CSJ）的意識形態。這種認為大學在道德教育中有一席之地，結果在本書的卷首遭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桑默思點名批評的概念，已然捲土重來，且來勢洶洶。

縈繞在客觀、基於證據的探究與認識論周邊，那些可疑的後現代觀念，乃至於晚近才竄出的CSJ思潮，原本的影響範圍僅限於較邊緣的系所，如今卻已宛若傳染病一般，成為了主流的一環，甚至連硬性的科學課程都難以倖免。打著「種族與性別歧視肆虐於學術界」的名號，因而獲聘的那群人，往往也會在其研究與教學工作中呼應此一理念。而這就導致科學議題的辯論，動輒遭到扼殺。比方說，不同領域之間基於性別的差異，究竟是反映了根本上的性別歧視，抑或僅僅只是呈現出兩性在志趣上一種更深層的心理學或社會學差異──這已經是個不見容於諸多大學，連提出來都有危險的問題，不信你可以去問問那些丟了工作，或是與所屬機構斷了合作的各方學者。

這種意識形態對於學術體系的嶄新入侵，有一個分外惡性的屬性，那就是一種把語言等價於暴力，並認為個人受到冒犯就自動獲得特權的觀念。特定字眼在學術環境裡、政府機構中與媒體上成為禁忌，彷彿它們是某種神聖的咒語。學者與記者裡不乏有因為「用字不當」而遭到解雇的案例，不論其用字遣詞當下的語境。尤有甚者，各家學術期刊紛紛要編輯一律拒絕可能招致不滿的來稿，而不管其論述是否嚴謹或潛在的重要性有多高。

強而有力的辯證對於學術發展而言，必要性不言可喻，尤其是在科學領域。這意味著積極的質疑與開放的論辯，乃至於不無可能的挑釁或冒犯，都不僅應該得到容忍，而且更應該加以鼓勵。世人可能不常意識到，科學研究其實是一種社會活動，而其只有在各種觀念可被拆解，甚至遭到攻擊的狀況下，科學才能正常運作。唯有透過這種方式，羸弱或偏誤的觀念才能被篩選出來。

學生也是這種環境的受害者。他們不僅因此與必要的思辨推理體驗失之交臂，甚至還會眼見學界對重要的主題領域避之唯恐不及，以免掀起無謂的爭議。語言莫名成了一種暴力形式，此一想法在課堂上的教育現場製造出額外的緊張。所謂「安全空間」（safe spaces）的誕生，目的是讓學生無需與讓他們感到不痛快的觀念或字眼面對面，但事實證明此舉無濟於事。為了不讓特定字眼被他們聽見，必須無所不用其極地保護學子，且更大的問題在於很多時候，只要有一個人特別敏感於一個字或一個概念，那他或她周遭的所有人都必須一併被納入保護圈。

事實上，眾多研究顯然指出這種事態的升高，已然使得學生的安全感降低、焦慮水位升高，並變得愈來愈對課堂討論敬而遠之、不敢暢所欲言。在此同時，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整個世代的學生，包括那些照講受教於菁英學府者，都無法透過訓練獲得思辨的能力。現下方興未艾於中東的衝突，正是足以激發強烈意見與激情的議題，但從哥倫比亞大學部分抗議學生在影片中的表現觀之，很顯然他們對於自己究竟在用抗議去支持什麼或反對什麼，毫無批判性的認知。

實務上，如今的大學往往已淪為具有敵意的工作與學習環境，且諷刺的是其成因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大學官僚一手造成──他們原本有心判讀並根除敵意環境，但努力用錯地方，反而創造出一種草木皆兵的警戒氛圍，結果催生出一種受害者意識，乃至於空氣中都能感受到衝突與張力。

若干年前我曾寫過，教育的一個核心目的，就是要讓你「不舒服」。唯有脫離舒適圈，你才有可能去檢視自身偏頗的成見，發掘屬於這個世間，那些你原本絕不會令其進入自身意識的真實。只可惜在當前的氣氛裡，智識上的安逸已然成為一種常態，愈來愈少人欲除之而後快。

這種對科學與理性愈來愈顯著的威脅，已然滲漏到學術的常春藤牆外，蔓延到科研與政府機構中，乃至於到產業界。先前聲譽昭著的科學期刊，如今不僅將愈來愈多篇幅撥給了鸚鵡學舌般，複誦著批判性社會正義的說詞；他們甚至已經在若干案例中審查起特定科學文章，只因編輯感覺其內容或許與該意識形態不符，就算那些文章的結論並無疑義也一樣！如我近期在《華爾街日報》所言，一項關於補助金的分析凸顯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與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等美國科研的撥款機關，花費了數以億計的經費在訴求社會正義的計畫上，但卻沒有善加履行其支持科研的使命。而這些機構的主事者往往拿不出實證，僅憑人口統計數據，還近乎頗為自豪地宣稱他們的組織存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在此同時，一部分這些組織還要求申請補助的準領受者，必須在申請過程中遵守特定的政治與社會正義理想。這種強行將意識形態置入科研撥款程序的行徑，令人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

除卻對科學的直接威脅，我們還必須考量到機會成本，一來是科研事業可能在這個過程中被分走關鍵資金，二者是學者可能會不得不把做研究的時間拿去表態，去準備符合特定CSJ要求的提案。而一個至少對西方世界而言，更為現實的問題是科學競賽已經愈來愈是當下發展的重點。在二十一世紀，各國想保持經濟上的競爭力，對科學與工程的扶持勢在必行。中國、印度、新加坡、韓國等一眾國家都在建立其科研大業，且不時已有超車西方之態勢，主要是他們並無上述意識形態的桎梏拖累。

近期美國在川普（Donald Trump）當選後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已然改變了聯邦資助的局面。川普發布的行政命令要求撥款機關移除各種事涉DEI的無用案件，同時前述的提案審核標準也要拿掉。這樣的改變令人十分樂見，而雖說部分機構已經從善如流，後續這種改變會如何向下普及到學界的各層級仍有待觀察。

不論是出於學術進展考量，還是顧及美國與舉世的科研體質健康，我們都非常迫切地得去遏止這些趨勢。而這個過程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大眾更加意識到這個體制已經演變到如何令人憂心忡忡的狀態。雖說許多教職員都能體認到這個問題存在於高等教育與科技暨學術研究周邊機構中，但當中不少人都不敢對其妄加批判，因為深怕一旦說了什麼，其後果就可能由其職涯發展來承擔。

唯即便如此，潛在的問題之嚴重與可能的代價之高昂，仍驅動了一群共二十二名明星隊一般的傑出學者，來自不同學科領域、擁有各異的背景歷練，且其政治傾向涵蓋了政治光譜上的各個面向──慨允為這本合集執筆描述現有與新興的各種威脅。他們每一位都有志於打擊當前在阻礙高等教育、學術、科學與理性發展的各種亂象，包括有某些人已經因為其發言或行動而遭到了「取消」，或云封殺，而也有些人則選擇從旁觀察。他們有些人經過奮鬥，順利創造出改變，而有些人則未竟全功。然而他們無一不抱持著今後不能再做壁上觀的想法。由此他們同意了要勇闖雷區，去描寫當前的挑戰，包括某幾位會點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來回應在我們的社會中，那些由意識形態凌駕於科學與理性之上所導致的困境。為了他們願意在此時站出來發聲的清晰立場與勇氣，我要致上敬意，而為了他們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來提筆闡述這些重要的議題，我要致上謝意。我給了他們一張「空白支票」，讓他們基於自身的興趣與專業領域去放手申論他們最關心的主題，其成果我至多只做了輕度的編輯。文中所表達的均為他們自身的見解。由此這本合集並非鐵板一塊。全書針對特定議題反映了多元化的意見、不同的關注點，乃至於各有千秋的視角。而那正是本書的作者群所倡議，應該要呈現在我們的大學與研究支援機構中的東西。

你，身為讀者，也請不吝得出專屬於你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