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我在鐵屋中吶喊

二十八週年唯一足本紀念版序──我沒有喚醒他們，但我飛越了鐵屋

這些文字，絕大多數寫於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間，那時我剛考進北大中文系，年僅二十歲上下。

有些文字是速朽的，但這些文字不會。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重新編輯和修訂這本舊作，我不由自主被深深感動，這不是矯情或自戀。那時，寫下這些文字的我，純真，勇敢，我行我素，一往無前。

這些文字，作為「抽屜文學」，原本只能躺在抽屜中寂寞一世，卻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被書商發現，編成《鐵屋中吶喊》一書，得以出版問世。那是一九九八年的「小陽春」，中國政府正在努力加入世貿，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一九八九年之後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在北大的演講在央視實況轉播），中美兩國即將步入「一個想像，各自表達」的蜜月期與狐步舞。為了向西方做出願意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姿態，江澤民打扮成談笑風生的開明派，中國的新聞出版領域像一扇稍稍打開一點縫隙的鐵門──那時，大部分中國人都樂觀地認為，這扇鐵門最終會全部打開，卻沒有想到，二十八年之後，它又沉重地關閉了。

正是在這一個小小的縫隙中，我在十八歲至二十四歲之間的文字，被編成《火與冰》和《鐵屋中吶喊》兩本文集，相繼出版成書。一九八九年血腥屠殺之後，中國文化界將近十年的沉悶陰鬱，被一聲稚氣的吶喊、這一聲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情練達的吶喊打破。這些文字，意外也不意外地，打動了無數比我年長和比我年輕的心靈。我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

這些文字，超越了文類和文體。是雜文，是時評，是文學評論，是散文，是散文詩，是書評，是札記，如日記的獨白，如詩歌的呢喃，如論說的「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由文學評論，而政治評論，而文化評論，而歷史評論，而思想評論，最終成了投向黨國絞肉機的匕首和投槍。而我也成了被國保警察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控的「國家敵人」。

在一九九○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及華語文化圈中，這些文字引發了一系列備受矚目的文化事件和文化論戰。

我對被人們高山仰止的錢鍾書、楊絳、季羨林等學術界前輩的尖銳批評，打破了「尊老愛幼」的既定秩序，遭到既得利益群體的圍剿。很多將這些人當做文化偶像的人，非但不感謝我讓他們獲得精神上的解脫和解放，反倒回過頭來對我發出惡狠狠的咒罵。

我批評作家莫言狹隘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暴力和性的過度渲染，以及文字的濫情與冗長，本質上他還是前現代的農民，而非現代人。十多年後，這位最缺乏「理想主義」的作家卻莫名其妙地獲得號稱最重視「理想主義」原則的諾貝爾文學獎。諾獎自貶身價，而我對莫言的批評，一個字都沒有過時。與我的批評文章對照，諾獎煞有其事的頒獎詞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我批評號稱「文化大師」的余秋雨在文革中身為官方寫作組要員的醜陋表現，並質疑其「為什麼不懺悔」，當時很多人認為我的批評過於苛刻。十年後，四川大地震發生，余秋雨幫助黨國維穩，勸誡失去孩子的家長們「不要被西方敵對勢力利用」，人們終於發現，「二余之爭」絕非個人意氣之爭。

我在文章中對比昆德拉與哈維爾「簽名，還是不簽」的不同選擇，「貶昆揚哈」立場在華語知識界引發一場激烈論戰。昆德拉是文青們的偶像，他們皆以閱讀昆德拉為時髦，我的批評當然讓他們如喪考妣。思想家伯林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區分，並不適用於當時中國的語境。數年後，捷克秘密警察的解密檔案披露，因昆德拉的出賣，他的一名密友被捕，受盡折磨，死於勞改營。

耐人尋味的是，很多我批評過的對象，並沒有因為我的批評而偃旗息鼓，反而鯉魚跳龍門，呼風喚雨，再上層樓。我在二十八年前的文字中討論的人物、事件、話題與觀念，依然歷久彌新。我不知當為此而驕傲，還是為此而悲哀？驕傲，是因為我有「先見之明」；悲哀，是因為中國的問題，仍然「原地不動」。

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資源和思想脈絡。

大學四年，我在北大圖書館中瘋狂地閱讀。在思想史家和文學史家錢理群的引導下，我繼續中學時代對魯迅的熱愛，對魯迅的引用和評論，在這一階段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後來，我在某種程度上告別了魯迅）。幸運的是，我更讀到余英時、張灝、林毓生和他們老師殷海光──這是我與台灣結緣的開端。這些閱讀和思考，讓我日後走向古典自由主義者或保守主義的思想寶庫。如魯迅那樣主張「不讀或少讀中國書」和如胡適那樣主張「全盤西化」的我，也開始另外一翼的思考：反省中國百年的激進主義傳統和兩千年的專制主義傳統（我也在其中）。

通過殷海光，我知道了海耶克。然而是卡爾．波普、歐威爾、托克維爾……遺憾的是，那時我還未能閱讀到後來我最愛的埃德蒙．伯克與拉塞爾．柯克等保守主義思想大師。

重新整理當初的文字時，我基本保持原貌，通常只是在文字上稍作修飾。較大的修改，是去除當年被我當作「解藥」的「毒藥」。比如，大學時代，我有一度很迷戀傅柯，認為傅柯提供了極為鋒利的「批判的武器」，也寫了好幾篇討論傅柯的文章，尤其是用傅柯的圓形監獄理論分析軍訓生涯，真是如庖丁解牛。後來，我逐漸發現傅柯是極左派，發現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術過時了，就將其轉化為種族和性別鬥爭，以此解構西方文明的內核。於是，我對傅柯的評價完全翻轉，對自己曾將「毒藥」作為「解藥」推薦給讀者感到懊悔，所以，將關於傅柯的文字全部刪去。

再比如，我早期的文字中有些反日的內容。我從小親美，沒有被中國官方的反美宣傳洗腦。在美國影視剛剛進入中國的一九八○年代初，對《加里森敢死隊》、《從大西洋底來的人》、《第一滴血》等美片美劇如醉如癡──那時，我不會預料到二○一八年自己會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然而，我卻不由自主地被中共當局的反日宣傳所影響，寫下不少反日、仇日的文章。多年後，我去日本訪問，對日本的看法終於有了徹底改變。我對這一部分反日的文章頗為痛悔，遂全都刪去。

刪去的第三部分內容，涉及某些曾並肩同行者。如古龍所說，登山的路很難走，你會突然發現身邊的人不見了，甚至與你背道而馳。當年跟我一起「出道」、作品一同被歸入「黑馬文叢」的摩羅、孔慶東等人，後來無恥地背叛了他們自己、背叛了我們曾共同堅持和追求的自由民主價值，居然成為毛澤東、文革和北韓金家王朝的鼓吹者。我公開宣布與之絕交，不願作品中再有與之相關的內容，特別是對他們的任何一句正面評價。

二十八年之後，我將這本文集的名字略加調整為《我在鐵屋中吶喊》，在台灣出版華語世界唯一的「全本」。

在中國，這本文集有一九九八年和二○○四年兩個版本，但都被刪改得「體無完膚」。當初，本著「出版總比不出版好」的念頭，我勉強同意「殘本」問世。我在本書中有一篇文章就叫〈殘缺之美〉──這也許是美好的事物以及真話和真理在中國宿命？

「上朝文網無窮密」，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密。今天的中國，連「殘本」都不可能再版。賈平凹出版色情小說《廢都》時，故意玩弄「當代金瓶梅」之噱頭，寫性愛場景，每到關鍵處便是一大堆「口」，並詳細註明「以下刪去若干字」。今天的中國，許多「不敏感詞」皆用「口」替代。被一群中國籍或華裔軟體工程師監控的推特中文圈和臉書亦如此──有一次，我提及新書《卑賤的中國人》，卻被當作「仇恨言論」兩度禁言一個星期。於是，「牆國」、「趙國」、「籠（龍）國」、「終國」、「喪屍國」、「西朝鮮」、「韭州」、「厲害國」等綽號之外，中國又多了一個新綽號「口國」。

當初，書出版後，書商從出版社的垃圾堆裡撿到一份校樣交給我。上面有紅筆打上叉的刪去若干文字的記號，看得我觸目驚心，宛如少年時代在西部小縣城裡看到槍決死刑犯的佈告上紅色的大叉叉。我痛惜這些文字被槍決的命運，心想，哪一天它們才能重新出土、復活呢？

更神奇的是，清樣上還有編輯大人的若干批語，說我攻擊黨和政府，天生有反骨。這位編輯後來果然官運亨通，當上總編輯。從他的批語可看出，他確實有當總編輯的素質，他的一雙「火眼金睛」能準確地辨識一切「反動」的文字，然後將其消滅於萌芽狀態。

在這本二十八週年紀念版中，我特別用粗體字標出當初被刪掉的文字和段落，也將編輯的部分批註附到後面，有的地方，還加上我對編輯批註的「反批評」。當初，編輯大人掌握對我的文字的生殺予奪大權，以及對我的思想傾向「扣帽子」的大權，我無權自我辯護，更無權加以反駁──由此，我特別能理解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知識分子的可憐心態。如今，是我「王子復仇」的時刻，我將全部真相呈現出來，也通過這種復原和辯論，為中國新聞出版史和刪書、焚書史留下活的記錄。

當年寫這些文字時，我抱有叫醒鐵屋子裡睡熟的人想法。寫完之後，我逐漸意識到，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說，即便冒死肩起閘門，叫孩子們跑到光明的地方去，但大部分孩子並不願邁出這輕鬆的一步。因為，習慣黑暗的眼睛，不願接受光明。

我在鐵屋中吶喊，聲嘶力竭，最終失聲。於是，離開鐵屋子成了我唯一的選項。或許，到鐵屋子之外的自由天地，更能找到拆毀鐵屋子的妙方。勒基說過，「惡經常被證明能起到解放心靈的作用──這是歷史上最令人羞恥、同時也最沒有疑問的事實之一」。當我認識到中國的本質是惡的時候，也就是我「出中國」的時刻。列奧．施特勞斯認為，某種真理會觸怒那些不願接受真理的人，當這些多數的烏合之眾感到被冒犯，他們「很容易去傷害宣示不愉快真理的人」。因此，當「研究自由和發表全部研究成果的自由並沒有作為一項基本權利得到保證」時，寫作者必須學會某種「隱秘的寫作」。然而，這種「隱秘的寫作」對寫作本身和寫作者的心靈都將造成難以治愈的傷害。所以，我寧願移居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國度，以「憑愛心，說誠實話」的方式開始新一階段的寫作和生活。二十八年前，我在鐵屋中吶喊；二十八年後，我在鐵屋外吶喊。時空有了變化，但我的嫉惡如仇及趨光本性一如既往。

這本書中的很多文字，還帶著少年人的稚氣，卻開啟我此後二十八年思想和寫作的若干「母題」：如對中國「儒法道佛」交融的傳統文化的批判、對集體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的批判、對知識分子依附性和軟弱性的批判、對多數暴政和暴民文化的批判等。這本書早已從中國和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下架，有些被焚毀，有些被讀者藏在書架背面，但它並未喪失被閱讀的價值。有一天，它必定像一朵花一樣，「歸來並開放」。

最後，我還要回答一個疑問：在台灣，這本書有被閱讀的價值嗎？逃離中國十二年後，台灣成為我旅行和訪問次數最多的地方，也是我的讀者最多的地方。民主化三十多年之後的台灣，早已擁有表面上相當完善的民主自由制度（多黨制、普選、言論自由等），但深層的儒法專制主義文化心理結構並未完全改變，再加上近年來愈加張狂的左派大政府的集體主義和「進步主義」（所謂進步，其實是退步），更讓這個美麗島的未來蒙上一層陰影──這種內在的精神觀念的病症，比中共外在的武力威脅更危險。我不是醫師，沒有治療「台灣病」的靈丹妙藥，但我書中所呈現和批判的「中國問題」，對於台灣讀者來說，未嘗不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祈盼這本書在台灣遇到更多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