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科幻小說《世界與世界的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的著名開場說的,人類從來沒有想到宇宙中有另一個更高文明的智慧生物,在一旁盯著地球上人類的發展已經數百年,終於決定無情地襲擊它占領它並奴役它。在讀任何與中國、英國關係的近代歷史時,常常讓我想到同樣的場面;我們常常以為英國遠隔重洋,必須船隊橫渡,才能與上國天朝有所接觸,卻忘了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年,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堅船利砲的英國早已在一旁(印度)虎視眈眈兩百多年了。
看中英印藏之間的糾纏歷史,尤其值得放在這樣對照式的時間框架裡,我們常常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景觀與體會。在地理上印度緊貼著西藏,英國人想對西藏有更大影響力的念頭從未間斷;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擔心俄國人的影響力自新疆南下,恐將危及印度,更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地暗自角力,被英國作家吉卜齡(Rudyard Kipling, 1866-1936)稱之為「大競局」(The Great Game),更在小說《阿金》(Kim, 1901)中把它不朽地形象化。
也許她一九二三年的入藏行程毋庸我再做介紹,她的書《拉薩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 1927)就是最好的記錄。這是一本動人而雄辯的書,是西方人了解西藏的重要著作,也是啟發後來許多女性探險家與登山家的經典之作,幾位七十年代以後登喜瑪拉雅山的女性登山家,不約而同都提到大衛─尼爾對她們的召喚。儘管旅行倍極艱辛,亞歷山卓.大衛─尼爾的健康保持得極好,她活得比丈夫、養子都久,死時高壽一百。
然而,我還是擺脫了刁難繼續前進,只是幾天之後就被攔截下來,官員再度提起了「打箭爐大人」——「禁地之鑰」的持有者。這時,我的病情更加惡化。我坦白向西藏官員解釋我的病情,以各種生動的細節描述嚴重的傷寒病例——西藏語言關於這方面的字彙很豐富。但是一點用也沒有。雖然這些官員對我的病情深感同情,但對「打箭爐大人」的畏懼仍遠甚於天生的善良。即使我必須放棄接受巴塘醫師治療的希望,我仍堅決不肯接受循原路而回的命令。我決定去雅安多(Jakyendo)——位於拉薩公路上的一個市鎮,在收復區之外,仍受中國控制。雅安多在草原大漠(Desert of Grass)的極東南方,那裡濃純的鮮奶及凝乳將會治癒我——如果我能活著到達那裡。此外,我覺得穿越最近納入拉薩政府統治的領土,可能是一趟相當有趣的旅程,因此下決心這麼做。那幾天的爭論,幾乎可寫成一篇古代的史詩,一半荒謬、一半悲傷。最後,當每一個人都了解,除非開槍打死我,否則無法阻止我前往雅安多之後,我終於踏上那段穿越新近圍起之禁土的旅程。我並沒有失望,這趟旅程從各方面來說都很有趣,並且成為真正美好的浪跡新紀元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