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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就認識侯文詠的朋友，對於他醫學院畢業後選擇麻醉科專業，乍聽是有些錯愕的；然而，立即又可以會心一笑，馬上就領悟了對這選擇背後的侯文詠式幽默。在麻醉醫學發展史裡，最早發現的麻醉藥品之一就是氧化氮，又稱為『笑氣』。一旦開始受到這氣體的薰陶，一個人就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既是不可自主的也是無法抑制的。

　　可以想像嗎，這股笑勁？想想閱讀侯文詠的作品時，從醫院系列到老婆系列，就是這種因為笑氣而著魔的模樣。

　　只是，這樣發噱的幽默，果真就是全部的侯文詠？在我自己參加他的廣播節目『台北ZOO』的兩次經驗，從彼此青春年少的成長，談到當下的青少年自殺問題。在錄音室碩大的麥克風之間，在他爽朗的笑聲與笑聲之間，寂靜之外忽然感覺到了另一種從沒被看見的氣質。

　　我很難去形容這感覺，是有點嚴肅的憂慮，可是這樣的描述又太沈重，彷如『以天下為己任』一般要壓死人了。也許更準確的形容是像卓別林這樣，雖然兩人的幽默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在淋漓盡致的忘我嬉笑之外，同樣都會冒出一些挑逗，在一閃而過的剎那，讓人有瞬間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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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學生時代，剛好是一群醫學生充斥在文壇舞文弄墨的，成為當時所謂的文藝新秀。從莊裕安、我自己、陳克華，到侯文詠，雖然在不同的醫學院，卻剛好依序排列，各差一屆地密切銜接。當然，侯文詠是知名度最高，讀者群也遠超過我們三人的總數。

　　後來，陸續畢業以後，在醫學專業上走上不同的路。

　　侯文詠和我雖然選擇不同的科別，卻是進到了同一家醫院展開生涯，從住院醫師一直爬升到主治醫師。很多朋友以為我們在同一家醫院是常常碰面、打招呼的。甚至，有一次，我剛上國中的侄兒開始迷上侯文詠的小說和有聲書，還理直氣壯地央求我『遇到』侯文詠時，請他逐本地簽名。

　　一般的朋友從不知道的是，像台大醫院這樣層次的醫療重鎮，整個空間龐大而複雜的程度，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兩個人雖然是在同一個空間裡，但就像希臘神話中克里特島上的米諾亞迷宮，在分歧的通道上永遠沒有碰面的巧合。如果我記憶沒太大的誤差，這樣的十多年，兩個人在醫院裡終於碰面的場合，也是唯一的一次，是包括侯文詠在內的幾位麻醉科醫師，一同到精神科來共同討論一位病情複雜的疼痛病人。

　　醫院就像迷宮，甚至是一種著了魔的迷宮。雖然是這樣一個空間有限的小天地，雖然是在同一地方的生活，整整十來年每天鑽來鑽去，人與人之間卻彷如是受了某種魔咒的禁令一般，永遠不得有相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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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台灣影迷圈裡，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是引人注目的。雖然一九九六年獲坎城評審大獎的『破浪而出』和九八年的『白痴』都是傑作，但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醫院風雲』各長達五、六小時的上下集吧。

　　在這一座坐落在丹麥的醫院王國裡，多年的醫學發展所因襲下來的傳統，已經形成了許多理所當然、卻是不可思議的現象。所有一切事情的運作，雖是如此的真實，卻因為充滿太多無法找到合理邏輯的事實，反而更像是虛構的超現實。

　　真實的世界比小說或電影裡的故事還更不合理，不論遙遠的北歐或是眼前的台灣，恐怕都是一模一樣。對電影導演或小說作者而言，為了說服讀者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存在，只好借用更多非現實的手法。譬如，拉斯馮提爾就以鬼魅氣氛來經營對這樣的真實的諷刺。

　　丹麥的醫院也好，台北的醫院也好，或是侯文詠筆下所虛成影射而成『白色巨塔』的這座醫院也好，都是同樣著了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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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當代思想大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從瘋狂、監獄和醫院等等的發展過程，提出一套全新的歷史詮釋。他複雜而創意十足的說法是怎樣，恐怕不是這文章的重點，也不是幾千字的篇幅就可以描述完畢。同樣的，我相信向來不喜歡太多理論束縛的侯文詠，對傅柯大師厚重的書籍也不會有太多的眷顧。

　　然而，有趣的是『白色巨塔』這樣的一個象徵，無意之間和傅柯理論的某些巧合。傅柯對現代社會層層相互控制的結構，一直帶有強烈的興趣，從重重的歷史中考掘追究。他提到十九世紀以來的某些建築趨勢，譬如監獄，因為要達到充分監控的效率，而產生的一些特色，直到今天，在好萊塢電影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提到的圓塔形監獄。環狀的建築，每一囚犯各自監禁，鐵欄門口就赤裸裸地朝向圓塔的中心點。在建築的中心點又建立了一個環形梯，獄卒只要沿著環梯走過一趟，就可以清楚地監看每一位囚犯的活動。

　　這樣的圓形監獄就叫做panopticon。在傅柯的分析裡，這樣的監控狀態，一樣被完全看到的處境，雖然現代生活中不是這樣的圓形空間，卻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運作著。傅柯將現代人的這種生活處境，就直接以panopticonism稱之。

　　醫院的病房就是一個例子。最有效率的病房，往往是將護理站設立在可以隨時照顧�監控到病人一舉一動的地方。這時，病人的房間就相當於監獄囚犯的斗室，護理站就是獄卒通行的中央環梯。但更多的時候，這樣的相互監控是超越建築或空間結構的。譬如同樣在醫院裡，雖然是講究客觀和科學的專業醫療人員，層層相疊的人際關係都是以巧妙的方式達到了全面監控的效果，讓身處其中的任何人，即使是不可一世的天才，也都不得不地像是遭了催眠一般失去了任何的個人自由意識。侯文詠的《白色巨塔》，不論是題目本身的隱喻或是小說內容的背景，『恰好』和傅柯的觀察有了某一程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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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樣的『恰巧』，也許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侯文詠著手於這一本《白色巨塔》，是他在一九九七年底完全辭掉了台大醫院的工作以後。文壇的侯文詠是努力而投入的，醫學上的侯文詠其實也是同樣盡心盡力而且成就非凡。他在這所國內頂尖而嚴格的醫院裡，順利地昇上主治醫師、完成博士學位，發表份量可觀的學術論文，甚至年紀輕輕地就通過了教育部的部定副教授。這在同一輩的臨床醫師裡，幾乎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然而，這樣十來年辛苦努力累積的豐碩成果，在完全的辭職以後，一夕之間，嘎然結束，然後開始了這一本小說。

　　在小說裡，崇高的專業知識和偉大的濟世使命，國內醫學界最自豪的這兩項『美德』，隨著主角們在個人的利益顧慮和群體的相互監控之下，逐漸扭曲變形，甚至被犧牲和遺忘。這樣的情形，即使是小說人物的『好』醫師，譬如蘇怡華和關欣，也都有不得不承認和接受的時候；至於所謂的『壞』醫師，那就更不用提了。

　　整個小說情景雖然是參考台大醫院的空間和運作狀態，但熟悉醫院人事狀態的人，都可以確定這絕對不是一本揭發隱私的真相小說，沒有所謂的對號入座。在小說情節的營造下，作者巧妙而適當地將某些人物、遭遇和過程加以戲劇化，也拋開了真相小說的八卦作風，整個小說還是相當程度地反應出台灣醫學界的現實狀況。

　　就這一點而言，侯文詠的這本小說不僅是在他個人創作上又一新境界的挑戰，也是國內小說少見的社會寫實路線。這本小說雖然不屬於推理小說，但是這種社會寫實的風格，卻不禁教人想到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松本清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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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除了松本清張，侯文詠對自己創作的期待，恐怕是更接近《侏儸紀公園》的原著作者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

　　如今是美國大眾小說大師級人物的克萊頓，在擔任英國劍橋大學人類學講師，又重回到美國哈佛修醫學系課程。當時，他以John Lange等筆名寫了十本的驚悚小說，不但付清了昂貴的醫學院學費和生活費，也得到了驚悚小說重要的愛倫坡獎。

　　醫學課程結束以後，克萊頓反而全力投入了寫作。以本名出版的作品中，包括《剛果》、《侏儸紀公園》、《旭日東昇》等等，充分結合了他的專業訓練（人類學和醫學）。包括近年受國內觀眾歡迎的『急診室的春天』影集，就是他作品中的典型特色。

　　侯文詠的創作企圖是可觀的。但是，這樣的企圖不是純文學的，而是提供國內讀者更具閱讀樂趣的小說。雖然，以克萊頓為標準來說，也許《白色巨塔》離這樣大師級的大眾小說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就國內的大眾小說而言，侯文詠卻是跨出了一大步。

　　侯文詠，也許是明日台灣的克萊頓，關於這點，國內的讀者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