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政策制定引進知識確實為老舊之議題，柏拉圖曾為此提出了巧妙的解決之道：即政策分析及政策制定均由同一人進行。這種方式在以往之城市政體中是否實用，可留待歷史公評。但它卻無法應付複雜的現代社會，因為現代社會中，知識被大量的製造，而政策制定者卻不是知識製造者，即便政策制定者在未進入廟堂之前具備這方面的專長，亦無法獨自面對此種新情勢。
一旦我們體認到，這二種社會地位、二種專業，二種精英在工作上的互補性，則安．梅齊札克所處理的那些議題，將是我們所必須去面對的。
一個可稱為「藍色遠方」的問題，指的是那些知識製造者所具有的危險，因為他們將會製造自己感興趣且對自己有利的知識。相對的問題是，政策制定者並未注意到他們可直接取得而與決策相關的知識。
有了相關的知識以及開明的政策制定者後，溝通設計的問題便隨之產生。什麼方式是最佳的溝通方式，可讓知識製造者將知識傳達給政策制定者呢？萬言鉅著？或是口頭的簡報，附上書面報告？在知識製造者與政策制定者的互動中，權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的了解極為有限，這也是作者一直強調的重點。一份報告如果事先取得內部共識，而由委員會所提出，則其影響力將遠大於由專家小組所提出的相同報告。構想和資料本身並不自己去進行溝通，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自己的角色：赤裸的權力也許和有人背書的知識一樣，都非常的脆弱。兩者的組合才是知識和決策間最佳的溝通管道。在未來的幾年中，公私部門雙方面的資源需求會越來越多。因此，必須善加利用稀少的資源。如果安．齊札克的書能有更多的讀者，相信我們會有相當的機會更加富裕。－亞米泰．艾斯歐尼芝加哥華盛頓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