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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書籍分類
 
不連續的時代

不連續的時代
9789867118530
陳琇玲等
寶鼎
2006年2月01日
160.00  元
HK$ 136
省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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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書系列:視野
* 規格:平裝 / 512頁 / 25K / 普級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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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拉克教授以獨到的清晰及敏銳的感受,思索扭轉經濟情勢與創造未來社會的改變力量。杜拉克教授分辨出當代社會文化實境中,有四大領域潛藏著不連續性,這四大領域包括:因為新技術激增而創造出的新重大產業;國際經濟轉變為世界經濟;在政治、哲學和精神等方面,引發徹底挑戰的多元主義制度,其所產生的新社會政治現實;大眾教育的知識新領域,及其與工作、休閒和領導之關係。杜拉克教授將詳細知識及兼具獨特與全面的客觀觀點,融入這本著作中。未來其實已與我們共存,我們在塑造未來時,就可使用《不連續的時代》這個既有趣又重要的藍圖。

  杜拉克早在1968年即提出,未來將大大不同於過去,而是個不連續、斷裂的時代,且將體現於四大範疇內:

  一、包括量子物理、生物化學等新技術的產生,將催生全新產業和全新形態的大企業,並迫使當時作為經濟核心的的重要產業與大企業退出經濟戰場。且這種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產業,將每隔幾年輪替一次主導經濟大局。

  二、世界經濟體系的大變動,「世界」本身成為一個大市場,取代了原本各地自主的運作,而變成全球無法漠視的重大趨勢。但在這世界經濟架構下,除了跨國企業這樣的經濟機構外,我們仍極度缺乏完整的經濟政策與經濟理論以因應之。二十世紀之後的鬥爭,將會是人種的鬥爭,而非階級。

  三、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政治形態急速變化。雖然人們期盼的是自由主義及以個人為主的社會理論,但實際上,組織、或過分組織化,甚至極權化的機構,將成為人們行為的支配者。我們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面目,卻還不能完全了解它;多元化機構的新社會向我們提出政治、哲學和精神上的挑戰。

  四、知識,成為經濟的主要資產。這是最重要的變化,由此改變了勞力和工作、教與學、知識的意義與政策,同樣也引起了新的掌權人──即知識份子的責任問題。

  「我們能預測的,是把昨天的趨勢延伸至明日。已經發生的是我們唯一能預言的,是我們唯一能數量化的,這些連續趨勢無論多重要,都只是將來的一面而已。」

作者簡介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1909年11 月19日生於維也納,長期擔任加州克萊蒙研究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社會科學暨管理學教授,杜拉克著作等身,包括《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全新的社會》(The New Society)、《運作健全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等(以上皆由寶鼎出版),以及《不連續的年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生態願景》(The Ecological Vision)等數。2005年11月11日在家中過世,享年95歲。

譯者簡介

陳琇玲(Joyce Chen)

  美國密蘇里大學工管碩士,曾任嶺東技術學院講師、行政院國科會助理研究員、Alcatel Telecom系統程序專員暨ISO 9000稽核師,現專事翻譯、譯作五十餘冊。近作有杜拉克之《成效管理》、《第五項修鍊III—變革之舞》、《杜拉克精選—個人篇》、《工業人的未來》、《市場的真相》。

許晉福

  政大會計系畢業,現專事翻譯。譯有《人性探索家馬斯洛》、《機率1:第二個地球》、《自信演說,自在表達》、《關鍵成本與利潤》、《贏在談判》、《ZERO─零式管理》及《運作建全的社會》等書。



Transaction出版社發行版前言
一九八三年版



第一篇 知識技術
第一章 連續性的結束
第二章 新產業及其變遷
第三章 新企業家
第四章 新經濟政策
第二篇 從國際經濟到世界經濟
第五章 全球購物中心
第六章 讓窮人有生產力
第七章 超越「新經濟學」
第三篇 組織的社會
第八章 新多元主義
第九章 向組織理論邁進
第十章 政府的病
第十一章 個人如何存活?
第四篇 知識社會
第十二章 知識經濟
第十三章 知識社會中的工作與工作者
第十四章 成功把學校慣壞了嗎?
第十五章 新學習與新教學
第十六章 知識的政治學
第十七章 知識有未來嗎?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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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版前言

  一九七○年春天,我依循往例定期造訪日本,當時《不連續的時代》這本書已經在日本發行數月,也馬上成為大家討論的暢銷書。日本某位傑出社會學家隨即籌畫,在東京一所知名大學舉辦以這本書為主題的座談會。這位傑出社會學家在座談會致開幕詞時說:「十五年前,杜拉克教導我們要保存日本文化,就得要打造一個運作健全的現代『經濟』。他的新書則教導我們,為了保存日本文化,我們現在必須打造一個運作健全的現代『社會』。」

  本書當然不是為日本而寫,也不特別以日本人為對象(只不過,這是本率先指出日本經濟上的成功,並從中汲取教訓的書籍之一)。然而,本書針對一九六○年代末所提出的基本理論,正是戰後二十年間,各國一直以經濟為重心,但社會重心卻正轉移到社會本身及其結構。一九四○年代初期,我尚未開始研究管理,因為當時我對企業不太感興趣──就算現在,我興致還是不大。不過,那時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的經驗,我已確信自由社會需要某個重要的東西。而這項尚待研究、也幾乎被人忽視的東西就是:管理制度。〔這些結論在我先前出版的三本書中有詳細說明: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全新的社會》(The New Society:The Anatomy of the Industrial Order)。〕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包括大多數未開發國家在內,整個世界已經具備「管理意識」。事實上,管理學院、管理學位、管理書籍在當時已有些過度成長,至少就數量來看是這樣。但管理這個剛出現的「社會」制度,卻有相當傑出的經濟成就──這是我個人一貫的看法,管理是一種社會制度、不是「經濟學」或「商業」。就如成功一樣,管理確實也總會創造出嶄新的挑戰,這些挑戰就是《不連續的時代》所要討論的重點。現在,我們依舊要面臨這些挑戰,且是社會的挑戰,而非經濟的挑戰。

  同時,本書也率先指出,二十世紀政府的成功已達到頂點。我們知道,二十世紀政府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時出現,在所有好戰國中,官僚政治都有較多成就,即使在沙皇(Tsar)獨裁的俄羅斯帝國(Russia)也一樣,不論在哪一方面,軍事的領導、能力和策略都已被二十世紀的政府徹底瓦解。六○年代中期的政府,不論是共產主義、極權主義或民主主義的政府,似乎都達到了權力的頂點。各國都相信,只要由政府接管,任何社會議題都能「解決」。而且,此信念不僅在史達林(Stalin)與赫魯雪夫(Khrushchev)掌權的俄羅斯共和國被普遍接受,也同樣普及於戴高樂(de Gaulle)執政的法國、英國工黨(English Labor Party)或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執政的美國。然而,我們不需要做太多研究調查就能明白,政府為什麼迅速變得無能,迅速喪失產生成效的能力。我早在一九五○年代就已深信,不論在經濟或社會方面,蘇維埃(Soviet)的實驗根本是一大失敗〔其實,我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就做此預測。〕六○年代中葉蘇聯(Soviet Union)的失敗已不必再分析,一切顯而易見。但是當時同樣明顯的是,美國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為完成一九三○年代新政(New Deal)未完成的福利國家,對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所做的努力,也一樣無疾而終,反而只造成國家財政龐大赤字,無法帶來社會方面的成效。我清楚地知道,該是停止詢問政府「該」做什麼,而要問政府「能」做什麼的時候了。這個問題從早期法國革命(French Revolution)時就沒被提起,而一位默默無名的德國學生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所寫的小書《政府效能的限制》(The Limit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卻提出這個問題。後來洪堡特成為知名自由派政治家,也是科學語言學(scientific linguistics)之父,是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的創始人,間接說來,也算現代美國大學的始祖。(一九三○年代初的我跟當年的洪堡特一樣年輕,也懷有相同的疑問,因而開始研究洪堡特的政治思想──最後並未完成也未出版。)這個問題思索到最後,我在本書中創造「再私有化」(re- privatization)一詞。十年後,瑪格麗特.佘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擔任英國首相時,便採用並宣導「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

  這本書寫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美國社會歷經動亂,學生群起抗議越戰(Vietnam War)之際。不過,書中幾乎沒有提到這些騷動。並不是因為我認為這些騷動不嚴重,事實上,我比大多數美國觀察家更清楚這些騷動的嚴重性。因為對大多數美國觀察家來說,這些騷動是「美國的」現象。他們並未注意到,學生造反不是從美國開始,其實日本、德國和法國,這些未參加越戰又沒有種族問題的國家,學生運動進行得更加暴力,歷時也更久。同樣地,很少美國觀察家留意到這項事實──越南只是主要軍事強國中採取「鎮壓行動」失敗的一個,但絕非最極端的例子。近來最成功的例子發生在我撰寫此書的二十年前:英國人在馬來半島(Malaya)鎮壓共產主義暴動;這是個「皮洛斯的勝利」(Pyrrhic victory,編註:得不償失的勝利),這些努力和代價只會加速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瓦解。爾後,另一個國家陷入僵局──韓國,一連串的挫敗也隨之而來:法國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Algiers)戰敗、美國在越戰失利;本書出版幾年後,俄羅斯敗於阿富汗(Afghanistan)之役。〔我只能希望,美國於一九九一年在伊拉克(Iraq)的勝利,不會誤導一般人對軍事的想法,而遺忘先前的教訓。〕世界性現象必有舉世皆同的原因,而不僅是地方因素。倘若跟大多美國分析家一樣,只以美國觀點、或主要以美國觀點,來解釋美國學生的抗議運動或越戰,必定會把「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發揮到荒謬至極的地步!

  但是,當我比大多數美國觀察家更嚴肅看待這些動亂時,對我來說,這些動亂依舊只是徵兆罷了,這些社會症狀反映出更深一層的社會轉變。症狀本身不是社會改變之處,一如我認為當時的學生造反,只是應運而生;它們可能極具破壞力,但這只是海嘯,發生在海底的地震才是實際現象。諸如此類的徵兆也反映出,診斷症狀的需求永遠存在。這些症狀的真相是什麼?就是本書在一九六九年試圖解答的問題。

  本書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在當時都是嶄新的,也與當時公認的見解恰恰相反;但讀者和評論家們卻都很快地表示:「正是如此。」且自此以後,大家也認同這些主張。任何社會分析都希望得到這樣的回應,並從回應中自我印證。如果分析只提出人們已經「知道」的事,就無異於昨日的報導;如果分析提出人們沒有「認清」、沒有「察覺」的事,就可能是「未來主義的(futuristic)」,委婉一點的說法則是童話故事、一廂情願。每一本禁得起時間考驗的社會分析書籍,不管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或索斯坦.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著作(僅以兩位知名社會學家為代表),都具備嶄新理念和「正是如此」的特質。《不連續的時代》撰寫後,歷經二十五年仍具有這樣的特質,對我而言,這就是最重要也最長久的成就。

彼得.杜拉克
一九九二年新年於美國加州克萊蒙(Claremont,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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