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簡單的問題被解答了，很自然地，科學家會試圖挑戰複雜系統中更困難的問題。雖然早先曾有零零星星針對這些難題所做的勇敢嘗試，但直到強大、快速（以當時的標準而言）的電子電腦在一九六○年代出現後，我們才得以真正了解複雜人類世界的運作。這些新發展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後漸漸引起更多注意，特別是在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的《混沌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與詹姆士．葛里克（James Gleick）的《混沌》（▲Chaos▲）出版之後。當時我忙著寫作有關舊科學的豐功偉業，雖然也想要了解關於混沌與複雜的概念，但那實在令人頭痛，因此我多半抱持著觀望的態度。
社會科學（當然，所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或是硬科學與軟科學之間，並沒有明確界線，在這裡我們姑且用歷史學做為社會科學的代表，以物理代表自然科學），依卡納普（Rudolf Carnap）的說法，由於涉及的條件難以掌握而複雜，因此取得共識的過程比較曲折。早有學者指出自然與社會科學分屬兩種文化。孔恩著名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與其套用在不同時間的同一門科學，還不如用來看待不同學門之間的差異更為恰當。想像有一個大房間，其中裝滿了人類文明所有的知識。如果邀來一批社會學者，試圖就一個問題達成共識，或許會得出一個結論。這時再請另一批有同樣學術背景的學者討論同一問題，有可能得出的結論與前一組得出的大不相同。在社會科學形成共識的過程中，主觀判斷所佔的比重遠大於在自然科學中。因此參與討論者的文化背景和個人性格，都可能影響討論過程與達成的結論。但自然科學，尤其到了二十世紀，幾乎看不到「群體的主觀」。以方才滿載所有人類知識的大房間做比喻，前往進入討論的兩批自然科學家，鮮有可能對同一問題做出相左的結論。隨著時代演進，科學家才可能做出巨大差異的判斷，但不是科學家改變了，甚至不是科學家的科學觀改變了，而是房間裡的知識不斷累積變化，自然科學家永遠只是針對這些資料調整步伐，並透過它們（包括科學觀測與理論）間接進行「對話」。如同葛瑞賓在本書中舉的例子，如果每隔一百年為房內的知識寶藏做一次總結，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遍又一遍的典範轉移。但如果每年檢視一次，那麼所有的變化都可找到源由，無需驚動「格士塔轉換」。如果將物理換成更「硬」的數學，這種現象更加明白。二十世紀的大數學家哈地（G. H. Hardy）論及兩千年前古希臘的幾何數學家時，宣稱他們感覺上就像「別所大學的同行」。兩千年的典範不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