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分別在一九六二、一九七一、一九八三和一九九五年先後四度修訂、再版《創新的擴散》這本著作,每一個新舊版本之間都大約相距十年,每一個版本都意味著每一個擴散學說新的里程碑。回溯到一九六二年初版的《創新的擴散》一書,當時有關這個主題的出版品祇有四百零五種。大概在九年後,和弗依特.舒密克 (F. Floyd Shoemaker)合著,於一九七一年再版的《創新傳播:跨文化的研究》(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當時有關這類主題的著作則增加了四倍多,約一千五百多冊。接著在十二年後的一九八三年,當這本書第三版出現時,類似著作更呈倍數增加,共達三千零八十五冊。而在一九九五年這本書的第四版發行的那一刻,相關著作已逾四千冊之多。時至今日,我個人估計有關擴散學說著作已有五千二百冊,而且更在持續增加中 (也就是說,在過去四十多年間,類似出版品的發行,每年總有一百二十冊的成長)。沒有其他行為科學研究領域像這個領域這般,在不同國家地區、不同學術領域裡,都得到不少學者專家經年累月的積極投入、高度參與。而這本書就是憑藉這個寬廣的擴散研究基礎而成,它超越了過去早期發行的四個舊有版本。再者,我也相信自一九九○年網際網路的急速發展,也使得擴散的過程起了本質上的變化,這也會在本書中詳加探討。
一九八一年,愛滋病首度在美國被發現,雖說目前我們已知該疾病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出現。而第一個成功把愛滋病傳播遏止下來的愛滋病預防計劃──「終結愛滋」(STOP AIDS),是在一九八○年中期由舊金山同性戀組織所發起,而其推動的方式,則是直接依照散佈模式來加以運作的,我們將會在本書第二章分析這個終結愛滋計劃。目前全世界有上千個愛滋防治計劃,絕大部份都是以這「終結愛滋」計劃為重要參考依據。今天,愛滋病患大多集中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開發中國家,四千萬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陷入愛滋病恐懼當中(辛哈爾和羅傑斯﹝Singhal and Rogers﹞,2003)。該疾病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嚴酷的社會問題之一,因此我們會在第九章詳細探討該如何利用擴散模式,去減低這種疾病的感染。
有關我個人對創新擴散的思維和著作,近年來多受惠於和其他擴散學者的緊密合作。其中有些人在這個領域中算是新手上路。在我每天的電子郵件中,通常也會收到一些年輕學者或學生就其所進行的擴散研究,向我諮詢相關意見和建言。從中我獲益良多,如同我在新墨西哥大學 (New Mexico University)任教時對修讀創新擴散學說的大學生/研究生那裡得到重大裨益一樣。所以這最新版本,由於這些人對現有創新擴散框架的新鮮提問,也補充了新的看法和建言,無疑使原有框架向上提升不少。
同時,一些專注於這領域的研究老手,對這新版本也帶來莫大的幫助,像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詹姆.迪寧(Jim Dearing)、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彼得.葛士盛(Pete Korsching)、馬基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的蓋瑞.梅耶(Gary Meyer)、柯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的托特.下田大和(Todd Shimoda)、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的亞維特.辛哈爾( Arvind Singhal)和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的湯姆.華倫特(Tom Valente)等,我自始都和這些學者專家保持接觸,就相關研究計劃和著作有著寶貴的意見交流。此外,我也感謝新墨西哥大學的安德魯.魯比 (Andrew Rubey),和埃弗雷特.羅傑斯京士(Everett Rogers King)分別為這本書的圖表和索引付出相當大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