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六年，一位英國不得志的醫師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ayle）寫出第一本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長篇小說《紅字研究》（A Study Scarlet），但出版不順也乏人注意。一八九○年，他再接再勵寫出《四人簽名》（The Sign of Four），雖然巿場平平然而一位史上偉大的偵探卻完全成型了。
「偵探小說」並不始自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愛倫坡的神探杜賓（Dupin）比他還早五十年，寫《白衣婦人》（The Woman in While）的柯林斯（WilkieCollins）和寫《勒滬菊命案》（L’Affaire Lerouge）的加伯黎奧（EmileGaboriau）也都比他早二十年以上。可是卻只有福爾摩斯在大眾心目中完成了一個超級神探的地位。
當然，每個「福爾摩斯式」的小說都企圖創造與福爾摩斯不同之特色，但也都不自覺地用了福爾摩斯的公式。譬如說，本書的寶莉?波頓小姐（Miss Mary J.Burton），倫敦《觀察家晚報》的記者，她每次來到咖啡店，就看見這位坐在角落的老人，喝著牛奶，吃一塊孔酪蛋糕，然後他們就根據近日的新聞討論起案子來。這位看似機靈聰慧的女記者，其實就是華生醫師的化身，她代表一般人（也就是讀者）的見解，扮演困惑者、抬摃者，最後成為傾聽者與崇拜者。一切偵探小說當然都是英雄式的浪漫小說；作家創造一個血肉之軀對抗巨大的犯罪智慧，犯罪的形式愈邪惡愈巧妙，英雄之挑戰與困難也就愈高。如何使英雄「比真實人生更大」呢？方法就是創造一個與真實人生相近的人（華生醫師與波頓小姐），再把他們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