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的批判性知識分子。他有十本作品，包括《後現代性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資本的空間》（Spaces of Capital）、《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與《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之前多年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牛津大學，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與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奧斯曼的現代性建構是問題的核心。《四百擊》裡的楚浮要我們緊盯艾菲爾鐵塔。這個不變的中心，這個與天地同在的符號，吸引著我們的目光。這個無用的東西，法蘭西的神話，歐洲的符號，十九世紀的營造，卻是結構整個二十世紀的精神：現代性霸氣。而巴黎經驗，已經等同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的重要典範，往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柏林、維也納等城市輸出。譬如說，緊隨巴黎身後，維也納拆除防禦土耳其人的城牆與緩衝區，闢建環城大道（Ringstrasse ）。現代性建構的過程經常十分粗暴，都市計畫就是開馬路！紐約的羅伯特．莫西斯（Robert Moses ），作為權力的掮客，由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對紐約和長島進行創造性破壞。推動私人小轎車，排除公共交通，興建高速公路，打造城郊，摧毀傳統社區，尤其是貧窮少數民族的社區，數十萬人迫遷，是美國版本的城市建設與都市更新的典範。總算，在一九六○年代，貫穿曼哈頓下城區格林威治村的高速公路計畫，為珍．雅各（Jane Jacobs ）所代表的都市運動所阻，這就是《偉大美國城市之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的作者，被胡晴舫譽為「都市之母」的故事，更是推動現代建築與都市計畫範型轉移的社會動力。可是，珍．雅各才剛去世，哥大建築史教授希拉蕊．包隆（Hilary Ballon ）女士做為策展人，和紐約市立博物館合作，在三個地點同時舉行莫西斯的建設紐約回顧展，全面肯定其貢獻。竟然拒絕邀請昔日打破莫西斯的紐約神話的名記者，長島《新聞日報》（Newsday）的羅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 ）參加，但是一名捐款贊助回顧展的富豪堅持要找卡洛出來演講。結果，「今年七十一歲的卡洛是個有脾氣的人，也不屑與那些哥大學院派教授同台，他自己單獨發表演講，全場爆滿。」這真是當前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反挫嗎？一九七四年，卡洛的《權力掮客：羅伯特．莫西斯及紐約的衰落》（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直指莫西斯都市鴨霸的權力深處，徹底打破了神話。
現代建築在一九五○年代的冷戰歷史脈絡中移植台灣的過程，冷戰時期的世界強權對立，美國與台灣的依賴關係，塑造了現代建築移植台灣的主要性格。首先，台灣的學院與專業者對現代建築的理解過於表面。尤其是通過戰後美國的支配關係下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與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大城市造成風潮的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 ）在內涵上已經相去甚遠，以機能主義為言辭主張的建築形式主義、技術與結構的╱倫理的取向（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moral approach ）的建築形式主義、以及，大師的前衛角色，幾乎成為以美式建築工程技術教育移植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建築論述的核心。在移植過程中，世紀初歐洲現代建築透過社會性住宅所揭櫫的社會正義與平等的進步意義，以及，對城市的烏托邦價值，都被消音。現代建築只剩下對歐美建築形式的模仿，這是「理性的」與「進步的」建築（rational and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以及，寄託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工業國家富裕社會的想像。其實，由歷史的角度思考，前述歐洲世紀初現代運動所揭櫫的社會理想，在一九五○年代的台灣，以至於台灣的建築學院，是沒有移植的社會條件的。對傳統建築言，現代建築在台灣自是一種斷裂。於是，以建築形式上的創新（the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al form ）做為現代建築師的主要突破目標。現代建築的現代性深層性格，創造性破壞，最後，在台灣快速都市化激勵的房地產市場資本積累過程的催逼之下，埋葬了台灣城市原有的一切容貌。 我們從林秀姿重讀一九七○年代以後東區崛起的文學台北，由陳映真、黃凡、林耀德、朱天心等的作品，可以發現貫穿核心的經驗正是：消失與變動的節奏。等到《壹週刊》、《蘋果日報》、到「2100 全民開講」、「全民亂講」、以及「大悶鍋」等等電子媒體的五光十色包圍下，台灣的媒體，投射出新的地平線，「讓名人，celebirty ，被看見，被擁戴，被羨慕。」這是台灣版的《包法利夫人們》，林奕華說：「名媛現形，名媛就是時尚，時尚就像是海鮮，要每天不斷update 。」真是活生生的巴黎名媛台北版哪。
但，讓他真正「流芳百世」的卻不是這些漂亮的政績，而是他的手術刀劃過了老巴黎，割出了條條路面寬闊的康莊大道。這些筆直寬廣的大路，疏通了城市的筋脈，使得巴黎交通有如健康血液暢流無阻，增強了商品物流的速度，同時，讓許多風雅的店面得以容身，原本匆匆路過的行人搖身一變、成了悠閒遊逛的顧客，因此創造了無數商機與工作。但，其中代價卻是拆遷了無數巴黎舊建築，泯滅了許多歷史老街道，懷舊的巴黎人宛如喪家之犬，迷失於自家街道，因為他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城市找到自己的記憶。他們哀鳴，拋棄了記憶的城市，就像遺失了靈魂。他們尤其痛恨奧斯曼缺乏美感。奧斯曼執著於線條，講究對稱，為取悅他的主人路易．拿破崙，他在巴黎處處烙下帝國主義美學的痕跡。奧斯曼與拿破崙三世之間，有如亞伯特斯佩爾與希特勒，建築物的用途在於頌讚政治權力，規模強調宏偉，空間講究氣派。班雅明抱怨，奧斯曼的改建工程在巴黎人看來就是「拿破崙帝國主義的一個紀念碑」。奧斯曼的批評者指控，他似乎想把每條巴黎街道都變成希佛利大道（Rue de Rivoli ），而流亡在外的雨果被問及他是否懷念巴黎時，他曾經著名地回答，「巴黎只是個概念」，除此之外，這個城市不過是一堆「希佛利大道，而我向來憎惡希佛利大道。」常住巴黎之前，關於奧斯曼改造巴黎的歷史公案，我的主要閱讀來自班雅明的著作。班雅明稱巴黎為「十九世紀的首都」，藉由研究當年流行的拱廊建築，班雅明敏銳地觀察到一個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以為第二帝國統治下的巴黎乃處於一個資本主義盛世，他關注這個十九世紀的盛世如何導致了二十世紀的末世。
至於奧斯曼（Haussmann ）出身於顯赫家庭，全家信奉路德教派。他曾祖父曾是亞爾薩斯的地方政要，後來祖父舉家遷往凡爾賽，而他母親的祖先曾追隨拉法葉（Marquis de Lafayette ）將軍參加美國獨立革命。他，加上就讀名校亨利四世高中時，和奧爾良公爵的兒子夏鐸有親密的同學情誼。長大後，他又娶了波爾多富商拉．哈普的千金。基於這些關係，使他在官場十分順利。他曾先後擔任瓦爾省跟約納省的省長，本身善於觀察政治形勢，隨時見風轉舵。路易在大總統期間兩度視察約納省，第一次民主共和派相安無事，第二次則搭乘火車造訪，沿線老百姓竟高喊：「皇帝萬歲！」路易．拿破崙龍心大悅，便於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將他調任到吉倫特省擔任行政長官。一八五三年七月一日，他更晉升為塞納省長，擔任巴黎大改造的總指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