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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記

雙城記
9789861248943
查爾斯.狄更斯
商周出版
2007年6月14日
100.00  元
HK$ 85  






* 叢書系列:商周經典名著
* 規格:平裝 / 480頁 / 14*20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商周經典名著


文學小說 > 翻譯文學 > 美國文學















  「雙城記」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所寫成的小說,描寫地點時而巴黎,時而倫敦,或雙城交錯,圍繞著馬奈特醫生一家和以德發日夫婦為首的聖安東尼區展開故事。小說裡描寫了貴族如何敗壞、如何殘害百姓,人民心中積壓對貴族的刻骨仇恨,導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國大革命。

  狄更斯選取法國大革命的史料,捕捉那時代的氣氛,透過過虛構的人物和事件,用故事呼籲當權者和公眾,暴政會引起暴力,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報無有已時,只有仁愛之心才能挽救浩劫。

  在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下,馬奈特醫生一家主要表現愛與行善,以德發日夫婦為首的聖安東尼區著重反映恨與復仇。穿插著冤獄、情愛和復仇,書中人物便是透過愛恨交鋒,善惡搏鬥來安排塑造:誠樸善良的馬奈特醫生、溫柔多情的露西、正直高尚的達內、熱心敦厚的洛瑞先生、剛直忠誠的普羅斯小姐、仁愛無私的卡頓,無疑都是「愛」的家族成員,艾維蒙兄弟顯然是「惡」的代表,德發日太太是「恨」的化身。整部小說情節錯綜曲折,結構完整嚴謹,具有欲罷不能的吸引力。

  狄更斯少年時期生活艱苦,深入下層社會,所以對貧苦的人有很深的感情。「雙城記」是的他長篇歷史小說代表作,發表於一八五九年,歷史小說中的故事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但卻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真實。

作者簡介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十九世紀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以反映現實生活見長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高超的藝術手法,描繪了包羅萬象的社會圖景,作品一貫表現出揭露和批判的鋒芒,貫徹懲惡揚善的人道主義精神,塑造出眾多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他的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寫了十五部長篇小說,許多中短篇小說,以及隨筆、遊記、時事評論、戲劇、詩歌等,為英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了卓越的貢獻,一百多年來他的代表作《雙城記》在全世界盛行不衰,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鏗鏘迴盪的雙城傳/李紀舍

  狄更斯的文學聲名無庸置疑,堪稱十九世紀的超級巨星。他不僅在英國國內家喻戶曉,而且小說每每在出版之後,便立即廣為翻譯成各種文字。狄更斯在美國大受歡迎,第一次到美國巡迴演講的時候,隨船帶著《老骨董店》(Old Curiosity Shop)的最後一集,在抵達港口的時候便見人山人海,爭相一睹故事結局。這樣的盛況和今天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續集出版洛陽紙貴的情形差可比擬。

  狄更斯所處的時代,英國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工業革命對英國社會即將造成劇變,尤其是社會階級的對立,以及人民生活條件的改變。處處可見工業革命帶來的衝突景象。一方面,整體社會似乎充滿向上的律動,龐大的工廠、致富商人的豪宅、英國國力整體的提升等等都震撼當時人心。另外一方面,工業革命帶動巨幅人口流動,鄉村大批人員相繼投入工廠生產,但是在十九世紀初,各種工廠的生產環境,皆未被政府或社會管制,主要的動力來自於資本家企圖從勞工工作中累積財富。使得當時社會問題叢生。工人一星期須工作六天,一天工作長達十二小時。工作環境、衛生條件極端惡劣,而且收入微薄,沒有任何的保護措施。婦人在生產後即被要求立即重返生產線。兒童在未成長之前,即被送入幽暗的廠房,重覆機械的動作,日復一日,永無改變的未來。

  狄更斯在成長中嘗盡劇變歷史中的兩極衝突。幼小的狄更斯覺得他將來只要努力,便可成為社會進步成功之後的主人。而家道突然中落,使他陷入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底層童工階級。狄更斯的父親在他幼時,收入逐漸減少,債務驟然增加,最後被送進拘留所。當時允許家人一起進監牢,於是狄更斯的母親便帶著家中年紀幼小的孩子與父親一同坐牢。狄更斯雖然排行第二,卻是家中的長子,因此不被允許進入監獄與父母同住。後來被送到製鞋工廠,充當童工。這段幽暗的童年慘事,在狄更斯的心靈烙下無法抹滅的傷痕。他後來絕口不提這段過往,唯一知道的只有他的好友福斯特 (John Foster)。後來狄更斯祖母留下的遺產使他的生活經歷極端戲劇化的轉變。雖然母親堅持留在工廠賺錢養家,父親決定送他去學校接受兩年的教育。這段生命歷程是理解狄更斯小說中產階級認同的關鍵。

  《雙城記》出版於一八五九年,寫成時間介於《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 和《孤雛淚》(Oliver Twist)之間。最早的版本是雜誌連載,最後集結成書。狄更斯的出版方式是維多利亞小說主要的銷售模式。讀者孜孜不倦,一篇接著一篇閱讀連載的續集,如同今天觀眾收看電視連續劇。在文類上屬於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或歷史傳奇(historical romance)。小說的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從一七五七到一七九四的歷史,敘述馬奈特(Manette)家族、艾維蒙(Evr?mont)貴族家族以及法國酒販德發日(Defarge)夫婦等人,在革命期間貴族與農民爭鬥之下,相互牽連的故事。與狄更斯之前的小說相比,沒有那麼多喜劇式的誇張人物描寫,取而代之的是更緊湊的情節安排。今天《雙城記》的命運走向兩極。學院專家普遍認為小說的內容偏向誇張、應屬淺顯的通俗文類,因此對專注解讀本書興趣不高。然而,另一方面,《雙城記》深受一般大眾的歡迎,歷久不衰。書中細述法國大革命期間極端的歷史,如巴士底監獄、囚犯送上斷頭台等情節皆深烙人心,甚至取代史料,成為讀者理解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媒介與意象。

  《雙城記》的特色或可從學院的批判談起。《雙城記》吸引許多學者的原因是該書的主要背景是法國大革命。但每每在細讀之後,發現小說的情節故事與法國大革命的史實之間落差甚大。以歷史政治為主題,卻終究與政治抗爭事實距離遙遠。最讓多數研究者失望的是三個焦點。首先是對法國貴族的描述並未緊扣貴族身為社會政治主宰力量及相關社會責任的主題,只是採取極度誇張的手法來描寫若干貴族的統治暴力。其次是德發日夫人,這位代表法國大革命的人物被描寫成近乎洪水猛獸的女性,放任仇恨情緒的滋長,恣意屠殺。《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評論:「在他(狄更斯)眼中看來,革命不過是頭大怪獸,因王權專制而生,結局卻也是自我摧毀。」再者,其中一個次要的角色,在小說的第三部忽然轉變成自我犧牲的英雄,為愛情奉獻,用自己的肉身解救置身危難的男主角。當個人犧牲成為革命政治難題的解答,宏偉的政治背景立即成為個人情愛的悲喜劇,小說的政治意涵也就消失無蹤。

  舊有的讀法太過執著若干歷史政治的見解,或以為法國大革命象徵所謂的歷史演變必然性,或以為歷史小說必定要透過歷史大敘述將個人故事與歷史背景環環相扣。如此這般的解讀,在今日大有翻案的可能。其實,如果回到狄更斯的書寫背景或是當代對歷史的新體驗這兩個方向來看,《雙城記》仍然是本讓我們為之著迷的作品。

  首先,在狄更斯撰寫《雙城記》的同時,他似乎感受當時的英國社會變動與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社會對立之間十分雷同。當十八世紀末法國與美國透過革命的手段,保證多數人民在政治上具有參與權利,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則底定一項創舉:英國國會以非革命的民主協商方式準備通過第二次改革法案(1867),正式將多數人民納入民主體制(婦女與低收入工人除外)。當政者明白感受法國大革命的潛力帶來的壓力。在此之前英國境內有所謂人民憲章運動。

  在一八四八年,憲章運動的支持者聚集海德公園,英國政府以武力止息抗爭。人民憲章運動此時嘎然而止。但人民抗爭的原因並不因政府的壓制在歷史上憑空消失。主政者非常清楚,若不利用國會改革的手段解決,這股強大的社會反叛力量或許即將引爆,一發不可收拾。法國大革命的夢魘,可能將變成眼前活生生的事實。

  狄更斯與當時的文化菁英,如阿諾德(Matthew Arnold)等人,對人民的抗爭充滿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們接受和平的社會改革方式,相信未來的社會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是社會必然的成員,但同時對人民抗爭的動力感到不安。今天不容易理解這種在特殊歷史時刻所產生的疑慮。現在我們或許可以體會所謂抗爭的非理性,以及抗爭活動本身所蘊含不確定的未來以及暴力,但都還是不能藉此理解當時文化菁英的不安。他們承認中產及勞工階級,也同時恐懼暴民政治。這些文化菁英於是在他們的書寫中,處處流露對群眾的距離,同時如何在國會改革之外,透過其他方式消弭抗爭的暴民政治,也成他們書寫的關懷之一。

  將小說與當時的英國情境並讀,不難理解狄更斯對歷史事件的關懷角度。作者將法國大革命視為英國政治改革運動之殷鑑,不只是寫約半世紀前的歷史故事,同時企圖在歷史中尋找讓當時英國讀者足以反思社會情境的故事。基本上,狄更斯將歷史故事轉化成道德故事,小說開頭以「回魂重生」(recall to life)為標題,這在故事中不僅是解救主要角色馬奈特醫師的暗語,同時也成為貫穿整部小說的詮釋密碼。「回魂重生」顯然呼應耶穌基督死而復活,腐敗的人類歷史將因此淨化、重生的信念。狄更斯轉化宗教的詮釋,使重生成為世俗道德的基本結構。

  狄更斯沿用新舊約的詮釋傳統,企圖將法國大革命解讀成英國當時、甚至是未來可能發生的大規模社會動亂的原型。換言之,狄更斯的重點一方面是書寫過往歷史的暴力、死亡、腐敗、罪惡,另一方面同時也指向「回魂重生」的可能。借用眾所周知的聖經故事的詮釋手法做為解讀歷史的準則,狄更斯強調放下仇恨、以愛報怨的崇高道德精神。

  小說中最具體的例子是馬奈特醫生在巴士底監獄囚室裡隱藏的見證暴力的書信。這封信在連貫故事情節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為小說情節發展鋪陳前因,使讀者了解馬奈特醫師被囚禁,以及德發日夫人對貴族的極端仇恨其來有自,皆肇始於信中記載貴族種種令人髮指、荒誕的行徑。或許在若干評論者眼中,這封信所陳述的暴力過於濫情誇張。但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狄更斯探討的是現代社會對群眾所施展的暴力。更重要的是,在此他觸及見證歷史創傷,以及如何恢復社會正義等重要問題。狄更斯在故事中提出兩種可能,一是見證者在見證書重見天日時,早已經對貴族家族的繼承者達內(Darnay)盡釋前嫌。另一是在宣讀見證書的同時,革命暴民受到見證書悲憤情緒的感染,立即要求處死達內。在此狄更斯強調的是「回魂重生」透過自我犧牲以撫平歷史創傷的可能性。

  今日的讀者或許無法和十九世紀的英國讀者共享基督教式的道德文化,但狄更斯的《雙城記》仍值得我們仔細閱讀。最主要的原因是狄更斯特殊的書寫方式,呼應了一項當代的需求:透過狄更斯的語言,讀者得以捉摸與感受那些深刻卻又無法明說的歷史經驗。法國大革命之後,現代歷史歷經無數大規模的動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歷史視野,與狄更斯書寫《雙城記》時若合符節。回顧歷史變動容許我們思考驅動各種社會運動的意識型態可能的侷限、荒誕與虛無。就如同狄更斯採用英國視野回顧法國大革命,無法了解動亂流血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從歷史經驗中得知,藉由意識型態動員的社會運動,力量龐大且不可擋。就如同狄更斯當時對英國社會改革深懷隱憂一樣,他的書寫提供讀者體會現在社會運動之複雜途徑。

  狄更斯的語言之所以有如此的效用,實肇因於幾項特點。首先是狄更斯利用公共演說的方式,對歷史或社會情境進行廣泛、常是反諷的描述。狄更斯的文風與他過去擔任政治新聞記者有關,也和他個人著迷於公眾表演的天性有關。小說中對貧窮、監禁、屠殺、暗殺的諸多描述在在膾炙人口。本書的開頭「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應是所有的文學書寫中,最廣為人知的段落之一。狄更斯文風另一個重要的特性,是情節組織方式類似現代電影語言之安排。他擅長描寫紛雜的情境,經常對場景進行鏡頭聚焦般的審視。就如電影能運用快速的編輯、跳接等方式,將諸多的場景,融合成完整的故事。評論家柏諾 (Ana Laura Zambrano) 便一再論證狄更斯的書寫對早期兩位電影知名導演葛理菲斯(D. W. Griffith, 1875-1948)和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1898-1948)如何編輯電影、統合結構有具體的影響。換言之,狄更斯的作品不僅能關照細節,更能透過章節安排與象徵意涵等手法創造整合的意象。我們可以這麼說,透過狄更斯特有的語言,渺小的個人找到了言說複雜歷史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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