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計畫和建築科系的學生當中，情況類似，都是反應不一。但是特別奇怪的是，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不論學生個人的經驗或偏好是走路或是開車，他們都被嚴格訓練成反城市(anticity)和反街道的設計者和規劃師：被訓練成彷彿他們是奇怪的開車人，而且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是。他們的老師也是如此被訓練和調教的。所以，事實上，整個和城市實質形式有關的人員(包括銀行家、開發者、還有被規劃願景及理論同化的政治人物)，都變成保障有害都市生活的形式和願景的把關者。然而，在建築系的學生當中最為明顯，還有部分規劃學院的學生也是，他們是走路的人。對於他們而言，這本書是有意義的。他們的老師(雖然不是所有的老師)傾向將本書視為垃圾，或是如同一位規劃者所言，是「諷刺、咖啡館裡面的胡言亂語」。但是這本書，真的有夠奇怪──有時候，我真懷疑──每當要讓學生知道如何對抗實踐者愚昧無知的想法時，這本書總是會出現在各種必讀或是選擇性閱讀的書單裡面。的確，那些大學老師告訴我的，就是那種愚昧無知的想法。對於學生裡面的那些走路的人而言，本書是具有顛覆性的。當然，它的顛覆性，並非全然是我的傑作。其他的作者和研究人員——尤其是威廉?懷特(William H. Whyte) ——也是非常反對批評反城市想法的不可行和無趣。在英國，《建築評論》(Architectural Review)的作者和編輯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到相同的事情了。
有時候本書還被稱讚有助於阻止都市更新和貧民窟清除的計畫。如果這是真的，我會很樂意接受這樣的稱讚。但實際上，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在這本書出版多年之後，都市更新和貧民窟的清除，還持續它們毫無節制的粗暴行為，只是最後終於向失敗低頭。但是即使是現在，當有所期待和忘記前車之鑑的念頭萌生時，又有借給開發者氾濫成災的資金和足夠的政治驕傲及公共補貼在一旁煽動時，它們又會蠢蠢欲動。例如，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倫敦龐大而且遭逢破產的加納利倉庫(Canary Wharf)*計畫，它被孤立地放進倫敦荒廢的船塢區**，並且拆除了深受居民喜愛，淳樸的狗島(Isle of Dogs)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