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教養」到底有什麼重要性？德國柏林大學的創辦人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一位非常重視教養的學者、政治家、教育改革者，他便認為，教養值得每個人傾一生之力追求，它是個人身上的重要資產，屬於精神內涵很高的境界。努力提升教養的結果便是個人品質的提升，個人品質的提升能讓整個社會優質化！
周惠民
學習是維持生活的最重要方法，大部分的生物都必須經過學習，才能掌握求生的必備技能。史前人類所以能夠超越其他物種，主導地球，不僅因其有學習能力，還能進而累積經驗，組織社會，創造文明。有了社會組織之後，人類開始分工，每一種行業有其特定的學習內容，經由口傳心授，往下傳遞，形成世襲的現象，社會階級因此逐漸固定。社會階級不同，生活的方式也有極大的差別，領導階級的學習內容並不為「稻粱謀」，也有閒暇美化生活，「學習」因此開始有新的內容。社會史家依理亞司（Nobert Elias）認為：西歐地區在中古時期以後，王權逐漸擴張，貴族開始制訂繁複的禮節，以提高生活的趣味，顯現自己的身分，遂有宮廷文化的發展；以後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模仿，形成一種社會規範，稱為「教養」。
人類應當學習的具體內容因時、因地而有差別。新石器時代生活較為單純，一個七歲的小孩就已經可以掌握所有生活必須的技能，獨立生活。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學習的項目越來越多，接受教育的時間也隨著個人的社會狀況而產生極大的差異，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學校教育」大概只有貴族階級才能享有，內容雖然不一，卻多以實用為主。古希臘貴族所受教育主要包括修辭、音樂、體育等，與《周禮》中所說的「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的概念相當接近。
一些思想家、哲人教育自己子女時，往往有自己的領悟，孔子就要兒子孔鯉讀詩、學禮，認為：「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至於一般人，教育的內容仍傾向學習謀生的技能，古代中國農村中十來歲的小孩子就已經結婚生子，「晝出耘田夜積麻、村莊兒女各當家」。
近代以前，人們多半早婚，地域與身分差異不大，著名學者但丁（Dante）也在十二歲上下就結婚，而且子嗣甚蕃，但不一定妨礙唸書，但丁的學問也不是在結婚以前就有成就。當時的「小朋友」十歲左右上大學的也不少，十二世紀時英格蘭著名的貝克特大主教（Thomas Becket）十歲出頭就在著名的梅墩修道院（Merton Priory）唸書，十二歲開始在巴黎念大學，遊歷西歐，成為重要的學者。寫下〈滕王閣序〉的王勃，六歲就能作文，九歲讀顏氏漢書，十歲唸完六經，二十歲不到就成了進士。
除了天賦之外，教育內容為集中也是古人年輕就可以有成就的重要關鍵。古代的學生以經書為主，《漢書》〈藝文志〉蒐羅了漢代主要的書籍，內容有限，一位學者要讀完所有的書，並非不可能。西方情況也類似，中古時期的學校多附屬於教會，教育內容以基督教義為主要準繩，除了神學外，教學重心多圍繞在「三藝」（trivium，包括文法、修辭、邏輯）及「四藝」（quadrivium，包括數學、地理、音樂及天文），兩者又合稱「七藝」（the Seven Artes Liberales or Liberal Arts）。
當時，唸書是花大錢的活動，根據統計，一個人唸書要花掉三個成年勞工的所得，所以一般人唸不起書。加上身分世襲且固定，「布衣卿相」只是鼓勵人努力的話，鮮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古人唸書意願不高，除了負擔不起之外，沒有用處也是考慮因素之一。
薩克森邦位居德國中部，算是要衝之地，國君雄才大略，在歷史上一直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鼓勵學術不遺餘力，1409年在萊比錫（Leipzig）創建大學，成立之際，只有46名教師，369名學生，規模還不如現在台北市絕大多數的中學，所學的內容恐怕也沒有現在中學生豐富，到1850年前後，學生人數也才成長到5000左右。
十六世紀以後，學校附屬於教會的形式才稍有改變：「基礎教育」的想法出現，逐漸成為大家接受的趨勢，也發展出新的教育內容；其中又以「國民教育」概念最為重要。
蘇格蘭在1561年實施國民教育，每個教區設置一名教師，窮人可以免費入學；甚至立法徵稅，以確保教育經費來源。此後兩百年間，國民教育的觀念逐漸普及。開明專制時期的許多君主都接受這樣的想法，將國民視為國家資產，必須養之、教之，以提高人民的素質，教育逐漸成了許多國家的大計，大學中甚至開設專門的研究機構，研究並設計教育的內容。1770年代德國中部的哈樂（Halle）大學率先成立了「教育研究所」，以研究及設計國民教育為重點之一。
文藝復興以後，東方許多知識傳入西歐，在十七世紀以後逐漸開花結果，學者對基督教神學以外的東西有更多的了解，天體運行、人體結構、乃至細胞、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開始萌芽。心態上，更擺脫了傳統基督教義的束縛，對許多事物感到新奇。許多學者認為中古時期相當蒙昧，自認為「重見光明」，後人也稱他們所處的時代為「大光明」或「啟蒙」時代，英文 enlightenment就有「使見光明」之意。
這個時期的學者、哲士見到許多新知，欣喜之餘，恨不得與所有人分享，便開始編輯一套名為《科學、藝術與行業的系統字典》（Encyclopedia, or a systemat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arts, and crafts），也稱為《百科全書》（Encyclopedia）。這種教育全民的思想慢慢為許多國君接受，並付諸行動。
大約在這個時期，歐洲政治出現了新局面，有雄心壯志的地方諸侯企圖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為了擺脫貴族豪門的掣肘，他們從平民中選拔公務人員，為推動富國強兵的政策，必須提高國民素質，兩者都與教育有關，如何改善學校教育，自然屬當務之急。
1717年，普魯士國王菲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683-1740）頒布詔令，五歲到十二歲的國民必須入學，學習讀寫，會背誦《教義問答》（Katechismus）以後，才算受完基礎教育。國家推動國民義務教育，目的不在培養學者通儒，內容自然簡單，學童主要學習讀書、寫字、算術及基督教義，也要會唱教會歌曲，為了兼顧生產，上課時間並不長。但要加入官僚體系，就必須學有專精，他們逐漸形成一個「教育公民階級」（Bildungsb?gertum）。與戰國以後中國士大夫集團相當類似。他們的成功，凸顯了教育的重要及實用，也給教育一些新的意義。自此以後，教育也迅速發展，學校擴張，學科內容越來越多，學習的知識也越來越專門，因此有了化約的必要。
只是多數國家的化約多從「實用」（Utilitarianism）的角度出發：為平民而設的學校，勢必考慮成本及最大效益。要在最低成本，最大效益的考量下，畫一內容與進度勢在必行。教育內容分為兩種，高等教育著眼於國家建設者，例如十七世紀的歐洲地區，許多建築、科學、工程、航海等專門學校應運而生；基礎教育則目的在於灌輸國民忠君守法的愛國思想，古代教育的「博雅」理念只能懸為理想。
二十世紀以後，學術分工越細，知識量越多，教育的內容在豐富中顯得貧乏，自然有許多哲人、學者對此現象表示悲觀，希望重尋桃花源。《教養》一書的問世，就是這種想法的表現，出於古代博雅教育的憧憬，發表「國民基礎教育」的藍圖。「Bildung」這個字，原有「教育」的意思，但在教育的內容改變之後，如何理解這個字，就要看作者的想法及讀者的會心了。
《教養》是作者史汪尼茲（Dietrich Schwanitz）在1999出版的一本暢銷書。本書標題已經提示作者的目的：並非討論一般的教養或教育問題，而是討論「常識」或「通識」（Allgemeinbildung）；也對「一個現代德國人應有的教養」這個重要議題提出個人的看法。史汪尼茲認為：教養應當包括「知識」與「能力」兩種；歷史、文學及藝術等屬於「知識」，語言、地理、創造等屬於「能力」。他還開列了一長串的書單，作為追求教養的重要輔助工具，認為書單所列都是一個現代德國人應當閱讀的重要文獻。
從本書的內容看來，作者是夫子自道。史汪尼茲生於1940年，父母均為教師，因為宗教信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並未如正常學童一般入學，而是由父母自行教育。十一歲以後才正式入學。大學時期主修英語、歷史及哲學，曾遊學倫敦及美國費城。之後任教於漢堡大學，1997年因身體健康不佳而提前退休，專事寫作。
1995年他曾寫過一部暢銷小說《校園》（Der Campus），甚至改拍為電影。《教養》則在1999年成為暢銷書。正因作者受教育過程不同於絕大多數的德國人，學術活動也以人文學科為主，所以對教養的看法，接近中古時期以前的博雅理想，對古代的文學、藝術、音樂及代表身分的語言訓練情有獨鍾。
本書第一部分以歷史為主，所占篇幅極大，顯示他對歷史的重視，但也顯示其歐洲中心觀。他約略的敘述了歐洲政治、文學、藝術及音樂的發展過程。他又列舉了重要的哲學家、影響近代的重要理論，甚至加入兩性議題的歷史。以作者的學術背景而言，除了英國文學史之外，其他部分並非其研究精髓，多是平日讀書所得，有些討論不免流於空泛，例如書中討論小家庭制度的出現，就與目前學界的結論有些出入；討論兩性議題不免令人有媚俗的疑慮，作者也只介紹英格蘭與德國兩地的兩性觀，又令人聯想到德意志地區的英國文學研究者經常流露的「英國瘋」（anglophile）。其實作者大可以將開列的書單擴大一些，伊斯蘭世界中有許多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中國、印度及日本也有許多可以洗滌心靈的哲學作品，卻少這一部分，只凸顯作者的歐洲中心觀，難怪最近許多人一直要討論「東方主義」的議題。
至於有關「能力」的部分，只有不到一百頁的篇幅，比重顯得不足，內容又多為語言學的一些概念。自古以來，德意志地區貴族就強調外語能力，認為「通外語」就是「能力」。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Karl V.，1550-1558）通西班牙語、法語、拉丁文、德文及義大利文，平常不屑使用德語，公開表示與馬匹才使用德語。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除了母語德語，還能說法語、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義大利語，也通拉丁文、希臘文及希伯來語，晚年還學斯拉夫語、巴斯克語和中文。只是通外語與世界觀兩者是否有一定關連就因人而異了。作者討論一個現代德國人應有的知識如果仍侷限在英語及德語世界中，如果仍抱持歐洲中心觀，則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並無多大差異，反而不及啟蒙時期的哲人。
這本書一問世之後，聲譽鵲起，謗亦隨之。贊同者認為：他的主張及所列的書單確實可以彌補現代學校教育中的不足，也規畫建構一個「富而好禮」的理想書香社會。但批評者卻從另一個角度出發，認為他只重視「人文學科」，完全忽略幾百年來自然科學的成就以及所代表的意義，彷彿回到啟蒙前的世界。
費雪（Ernst Peter Fischer）是批評者的重要代表，他長期從事科學史研究，並致力於科學普及工作。對自然科學受到如此忽視自然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義憤，於是也依著史汪尼茲的筆意，寫了一本《另一種教養》（Die Andere Bildung），他開宗明義的表示：即使一些自認為有教養的人，也未必能對自然科學有足夠的認識，暗諷史汪尼茲不知道應將自然科學納入教養的概念及實際中。費雪仿效史汪尼茲的作法，將一個現代人應當具備的自然科學知識羅列出來，算是對《教養》一書的抗議及補充。
其實兩派的意見倒也未必完全針鋒相對，都是要檢討現代學校教育。從個人的、精緻的博雅教育發展到類似生產線的現代教育的過程中，人類到底喪失多少審美觀及多元價值？各種考試及格式又抹殺多少創意？兩位作者共同關心這個主要議題，也表現出許多學者對現代教育的關心之處。
從我自己的閱讀習慣來看，我多半屬於後者。的確，我最後一次從頭到尾一口氣讀完一本書是在大學期間為了寫報告而讀的，而那已經是好多年前了。我還清楚記得那本書的書名：《小阿爾特與老赫克托爾》（Young Art and Old Hector），作者是奈爾．米勒．坎恩（Neil Miller Gunn，1891-1973），蘇格蘭文藝復興（Scottish Renaissance，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蘇格蘭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那篇故事的確引人入勝，但我當時的閱讀熱情肯定與迫在眉睫的報告繳交日期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