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引了日本電視長劇《冷暖人間》丈夫阿良的話,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卻把人間倫理的辛酸說到骨子裡,理書每次談到父親,有種無法抵達的奧秘深度就如深井泓潭,她經常不自主的說「自從父親過世…」,那不在的人卻似龐大的身影一天天地長大,從海德格哲學來說,這是海氏的名言:「缺席是現身最強大的方式」(Absence is a strong mode of presence),而理書的場所匯聚了缺席者(前夫、小嬰靈、父親、姑姑、外公)與現存者(丈夫、樹兒、旦、母親、弟妹們),讓兩者以陰陽交合的方式出現,在看見的凝視朝向不在眼前的真實,讓不現身的真實在眼前的場景獲得暗影的支撐,有時眼前實景令人苦惱,暗影的甬道就成了救贖,人的共在構成無人稱的倫理場所。理書的「我」,無論是妻子或媽媽,無論是女兒或是大姊,她都隨著「你」的相應而應答著、生產著,沒有固定的「我」,而卻獲得人間的深幽。這與西方(美國)文化過度強調自我確立、自我認定為某種堅實的存在者有很大的不同,毋寧說,東方的母親從來就是天生的「場所論」的實踐者,從理書的一切描述,例如一個小小的剪短了的頭髮,都以充滿了兒子的眼神說話,一個耳洞也在母親、女人之間穿梭。從自我確立論的文化來看,住彷彿缺乏自我,說出來會侮辱自己獨立的人格,可是在東方的智慧,自我確立只有在共在情境的瞬間形成,然後崩潰,因此,人的存在宛如《流浪者之歌》的希達多注視著河面,多少的「我」如水波蕩漾,理書也悟到這點,點出一大群「我」四處坐立遊走,也感覺到一股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