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4年歲末，在首次南巡的歸途中，康熙去曲阜祭拜了孔廟。此前，他在蘇州、南京各呆了幾天，在南京時他親自在明太祖墓前進行了祭祀，另外，從 1684年12月初康熙在蘇州活動時的第一手材料的生動記述中，可窺當時之情形。在上海一位地方學者的日記《歷年志》中，作者記錄了康熙在佛殿前會見當地人時的詳情，康熙親自和佛僧們一起演奏樂器來款待眾人，人們異常興奮，高呼「皇上萬歲！」而康熙則應聲轉身，面朝大家高喊「祈福百姓！」(Greetings to the people!)
黃博士對清代儒學與朝廷權力間的關係的研究，以一種感傷的筆調結束，實可理解。用儒學的評價尺度來衡量一個聖明帝王所具有的價值，這的確是令人壓抑的。至於儒家在朝廷的權力中心被意識到，則已是非常確定的。正如章炳麟(1867-1936)所言，在明代被賦予批評職能的言官侍史丞，自1723年，即康熙崩駕後一年便開始銷聲匿?。因此，黃博士的觀點是無可辯駁的。然而，就儒家學者而言，他們與朝廷權力間雖僅有外圍的或無關緊要的聯繫，但完全否定他們的批評職能是十分困難的。原因不難找到。儒家批評家通常像威爾茲(Michael Walzer)在《解釋與社會批評》(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sm)中所說的那種「有聯繫的」(Connected)批評家，其批評的距離可用英寸來測量。威爾茲告訴我們，「有聯繫的」批評家們借助於解釋可以確立批評的距離，「只要他們做學術思想的工作，他們就為論敵進行社會批評打開了道路」(第40頁)。在清代，戴震(1724-1777)可作為「有聯繫的」儒家批評家的一個典型例子。通過重新解釋儒家的「理」，他非常大膽地對程朱哲學的核心部分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他講：「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由此可見，道統與治統的統合無論鑄造得怎樣堅固，但永遠都不會完全合一。
1995年7月
新澤西普林斯頓
據“Foreword,” in Chin-shing Huang,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ix-xv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