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歐洲是因為在17世紀發展出穩定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才點燃了工業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則指出，這些機制早在工業化之前便已存在，是這些機制鼓勵人們放棄狩獵／採集的本能（暴力、沒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經濟習慣（努力工作、理性行動和教育），方使文化產生緩慢而深刻的轉變。並且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歷史悠久的社會才能發展出上述文化特徵及有效率的勞動力，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對於其他許多未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社會來說，工業化則非天賜之福。此外，有別於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所提出「地形地勢等天然條件會造成國與國間貧富差異」的論述，克拉克在本書中大膽提出全新觀點：決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並非剝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資源──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本書質疑「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的觀念，論點精湛冷靜、邏輯推理嚴密，更大膽以截然不同的嶄新觀點探討全球經濟發展模式，重塑人類歷史與當今世界面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將本書譽為「經濟學領域的下一部鉅著」。
為何某些國家或經濟體能快速地成長、富裕，而其他地區卻始終受困於貧窮？這是個經常引起經濟史家極度興趣的議題。從十八世紀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到二十世紀以後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膾炙人口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之《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無數的經濟史家企圖從大歷史的角度回應這個疑惑。這股瀰漫在西方經濟史學界的大哉問，正是驅使作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動手寫作本書的學思脈動。
作者克拉克是任教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的經濟史學家；他在本書中對上述問題提出的答案，不僅僅是經濟性的，更把社會性、甚至生物性因素視為關鍵。簡要地來說，克拉克這本書要處理的有兩大主軸：一從時間軸來看，世界經濟何時、何地起飛（take-off）；二由比較區域經濟發展分析，全球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基本原因為何？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作者提出影響人類經濟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及其特質：前工業化時代經濟的馬爾薩斯本質（Malthusian nature）、工業革命、以及已工業化核心區相對於未工業化邊陲地區在經濟表現上的高度落差，並據之安排全書論證的順序。對克拉克而言，人類經濟型態的基調是延續了數萬年的農業經濟，工業革命後的現代經濟其實是發生非常晚的一個歷史現象。從石器時代開始，人類的經濟型態就受其生物特質的控制，因而農業經濟型態與偏低的生活水平歷數萬年而不變。直到十八世紀的歐洲因人口結構改變，少數菁英階級如靈光乍現般快速繁殖並成為西方社會主流，不僅產生工業革命讓世界經濟史走向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向，也間接佐證達爾文法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工業化與現代經濟基礎出現的早晚，更造成了爾後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本書無庸置疑地，在論述上和賈德．戴蒙1997年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站在同一陣線。戴蒙針對人類社會間文明的歧異發展發問，並認為造成人類社會命運大不同的原因，關鍵在於各大洲「生物地理」的差異。生物地理的差異影響人類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各地文明的高低優劣，甚至為日後的族群擴張，乃至帝國主義侵略埋下伏筆。如果讀者把戴蒙書的文明替換為經濟，生物地理差異改為人口結構差別，就不難看出戴蒙對克拉克寫作本書所產生的作用。本書英文版行文並不容易閱讀，圖表與分析說明對多數英語讀者來也略嫌艱澀；然中文譯者的文筆與修飾讓這些問題減輕許多，這或許是讓人閱讀中文版更有愉悅感的重要原因吧！此外，本書標題似乎受海明威的小說《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啟發。有趣的是，同樣的書名在大陸卻譯為《永別了，武器》。兩組字面意義全然背反的翻譯正好點出了小說內容的雙重意涵，作者克拉克或許有意藉用此種隱喻的手法，指出世界經濟史「充斥著違背直覺的效應、意外和猜不透的謎。」，長期被奉為圭臬的許多經濟學原則，其實在歷史實證的對照中，顯得過度理想化而不近實際。不過比較中文版之後，倒是少了一點原文中矛盾與背反的感覺，多了幾分閱讀歷史曲折時的刺激與驚喜。克拉克在這本書中所提出的種種看法與論證，或許讓讀者立即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反覆玩味和其他論述間的差異更是饒富趣味的閱讀遊戲。
第一個課題迄今「知識經濟」時代還一直方興未艾，其難免讓人想到「工業革命」時科技的濫觴，而工業革命為何在英國發生、為何會發生又是有趣的謎團。第二個課題到1980年代末期有了新生命，由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E. Lucas）和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 S. Becker）領銜。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資本的加入找出一個模型──一個可以放在電腦裡跑的明顯動態體系──以機械化的運作架構來反映。後者則引進馬爾薩斯的經濟動態模型，將人口成長視為內生變數，結合新古典成長模型，重新再出發。之後再有羅默（P. Romer）的「內生技術」助陣，將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促進創意、創新的發揮。這些目前還在發展的模型和技巧、策略雖有進展，但一國內貧富懸殊、國際間窮國與富國差距卻仍在拉大，而非洲的赤貧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續著。
除了利用成長模型試圖得到解決之道外，制度改革、直接援助等在著名經濟發展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2005年出版的巨著《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中提到的方式，其實其背後都需有「互助」、「利他」、「愛心」這些基本元素作為前提要件。在「人心自私、道德沈淪」已經非常嚴重重的現時，薩克斯的願望恐怕很難達成。那麼，還有什麼妙方嗎？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這本《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又開了另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