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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動物告訴我的事：用科學角度透視動物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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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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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64316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
			遠流
			2009年2月27日
			140.00 元
			HK$ 112

詳
細
資
料

* 叢書系列：唐德剛作品集
* 規格：平裝 / 49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唐德剛作品集

分
類

社會科學 > 政治 > 政治人物

同
類
書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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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中山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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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錦麗：活出勇氣，我從不客氣每每被人唱衰，卻一再創下先例，美國首位女性副總統賀錦麗攻頂的故事。

其
他
讀
者
也
買

內
容
簡
介

　　●隨書附贈珍貴「張學良原音訪談」光碟一張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映，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作者簡介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撰寫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目
錄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唐德剛
□笑語燈前老少儒──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他序）　郭冠英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六五

　　張家發跡前／大帥本是草莽英雄／攪會傳奇／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九五

　　少年聰慧／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初露頭角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一○九

　　賢妻良母于鳳至／我和趙四／風流而不下流／非常喜歡梁九小姐／很多女朋友／情色男女／葉公超、顧維鈞逸事／這位先生，你怎麼放縱她到這樣子？／馬君武誣我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一三九

　　我的帶兵之道／淘氣少帥／用人與待人／豈能隨便給你國家的玩意兒／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意外大捷／郭松齡：寧折不彎／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馮玉祥、徐永昌、傅作義、張發奎／南口軍紀案／張宗昌之死／厭倦了內戰／我就想自個兒逃了／回不了頭的人生路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二○三

　　美麗的東北／東三省易幟／誰也休想操縱我／孫傳芳逃之夭夭／閻錫山幹不過我／市長風波／和汪精衛的交往／杜月笙二三事／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墨索里尼小姐／胡漢民：誠實非上策／四維學會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二六七

　　三個聲明／家產可拋，國土必討／我的事情就是到三十六歲／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老頭子／放或不放，一念之差／跟周恩來談合作／閻錫山沒入夥／中央被矇了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三○五

　　困頓貴州，落腳台灣／我與蔣家父子仨／﹁懺悔錄﹂風波／故舊雜憶／社交記趣／我的孩子們／喜京戲好字畫／我活這麼久，是上帝的恩典！／老來就要張狂／說罵由你，將來發表

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西安事變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三五一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三九一
──序傅虹霖女士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四○三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有序）／四○九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四一九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兼論今後百年的華語族群／四三五
──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節要

□附錄：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　唐德剛整理初稿
□側記：松花江上　郭采君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序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唐德剛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 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驚奇和感動。因?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艱苦。何也？因?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分，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升成部長。朱原是陳立夫的副手，現在就變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異。因?我有?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的「幹起來了」！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分，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週，「聽孫科說的」。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宣布此好消息，並要?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台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東亞研究所年輕而有?的所長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他的夫人也是曾經因訪問毛夫人江青，而享譽國際的治中國近代史的專家教授。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東亞研究所」原是研究東亞項目的總機構，更是「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根據地。《李宗仁回憶錄》就是該所主持撰寫的。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學者，擔綱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是個有能力、有作?的青年教授，兼哥大東亞所所長，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紐約之會的陰錯陽差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裡。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社區?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裡，我就向他說出，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部，有意邀請他談談合作寫傳的事。張公聞之大?興奮，他說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貝夫人負責安排。回家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黎安友。黎立刻就選了幾個酒會的日期，讓張公選擇。黎再加約幾位哥大當局，大家見見面。第一次的酒會和餐會，由我做東，大家談出個眉目之後，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請，並簽訂合約，正式開工。

　　此我就通知貝夫人，約好了日期，並在敝寓鄰近選擇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館，定下七百多元一桌，該館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我知道，張少帥在戰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銀元一頓。我那時是個中學生，我所繳納的伙食費是三十塊銀元一學期。年前他在台北請我吃飯，四人一席，加上特訂餐廳，據說所費亦在五百美元上下）。但是現在紐約做不到那麼好的中國酒席，就只好請少帥委屈點了。

　　約期前三日，我就打電話提醒貝夫人一下，到期我會親自開車來接。先到我家來一個閒談的酒會，酒後再去餐館用餐。誰知貝夫人竟然輕鬆地說：「漢公走了呀。」

我說，「我們不是約好的嗎？」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兒去？」我再問。
「到Florida去了哎。」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必要地再問一聲。
「他不回紐約了。」她說，「直接回台灣去。」

　　這對我真是五雷轟頂，但是我對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九十歲的老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這席大客，請不請了呢？照請，那對其他的客人，也太尷尬了。宴會撤銷，對我自己也太尷尬了。不得已我乃打電話，把這一尷尬的情形，告訴老友黎安友教授，並商量如何收場。黎倒頗能理解，我乃把這桌大餐，臨時取消了，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誰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紐約街頭，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國學生，現在紐約一家華人教堂做牧師。他正在找我，並說他要請我吃飯。因?張學良將軍每個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禮拜。他要約我同張見見面，因?他知道我對張有很大的興趣--在課堂裡曾說得很起勁嘛。

　　他這一邀請，真使我再來個五雷轟頂。回來後，我便立刻向貝夫人打電話，問她?什麼說不實之辭。貝太太說，邀請少帥的人太多了，怕他身體吃不消，所以就藉口辭掉一切應酬。我要求與漢公直接通話，張公拿起電話就說：「德剛，你不是要請我吃飯嗎？我在等你邀請呢！」

　　聽到張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車癟了胎似的，大歎一口氣，從何說起呢！

哎，你還會開倒車

　　最後我們再重新約過。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晚，在原餐館，定了原樣的酒席。我又擬重掛電話給黎安友，一切照原計劃進行。不幸這時已是五月底，暑假開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職員，都各有個人計劃，分別離校他去了。所幸原訂客人中袁家騮、吳健雄伉儷，和張公六十年前的舊識劉廷芳先生及他的兒子劉國榮，還可應約前來。其他的客人，就只是些與張少帥有鄉誼戚誼的晚輩了。

　　這時原在採訪張氏新聞的小郭，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帶了部攝錄機，也適時趕到，我就請他做攝影師，參加宴會。我開車，他照相，我們適時趕到紐約公園大道，接了張少帥和貝夫人，同來敝寓，先喝點冷飲，再同往餐館參加晚宴。張公在敝寓酒會之後，我們就直奔餐館了。

　　當我車抵餐館門前時，剛好有個停車車位，這時坐在後座的少帥就準備下車了。我請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車停好，再請他下車。車停好了，少帥忽然側身問我說：「德剛，你還會『倒車』？」說得幾位在街邊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們都聽說，少帥會開汽車嘛，如今倒車有什麼可以驚訝的呢？

　　後來我才告訴那幾位好奇的朋友說，張氏當年所開的汽車，是三○年代的汽車呀。那時的汽車可麻煩了，倒車要兩手兩足，四肢齊動！哪像諸位現時的寶車，倒車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帥那時是位闊公子、美少年，開車不用考執照，下車不用自己「泊」，交給車夫就是了，還用擔心開倒車？

　　傳說中的張少帥，也曾親自開飛機，並曾帶著位義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今北京）天空?翔；又說他在「西安事變」前，在一九三六年夏某日，他曾親自開飛機去延安（或保安），與周恩來祕密會談，奠定了共張之間的「聯合陣線」，云云。大致都是類似的想像之辭。

十年一變，和五十年不變

　　朋友們了解嗎？近現代中國是十年一變的，兩三變之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可憐我們的少帥，就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坐了五十年不變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幾乎也五十年未變。一旦走出牢門，這大變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脫節了。就以男女關係來說吧，風流少帥當年，身邊真是姬妾成隊，美女如雲，要啥有啥，誰敢不聽少帥的指揮？可是五十年之後，就只剩下老太太，趙夫人一人了。如今飲食起居，安內攘外，一切都得聽夫人的話了。

　　「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還是讓我的。」漢公不免有時還在吹牛。

　　「平時不發脾氣呢？」我嬉皮笑臉地問他。

　　「那當然都由太太做主。」漢公誠懇地說。

　　時代畢竟變了。您縱是坐牢，個人生活方式，也得隨時代慢慢地改變噢。趙夫人也曾告訴我說：「要不是他被蔣關起來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這顯然也是趙夫人的由衷之言。

　　這晚這個「張作霖的兒子」興致特別好，在餐會上講了許多有關男女關係的笑話。把個一向端莊肅穆的「袁世凱的孫子」和孫媳，都笑得前仰後合。使這場酒會和餐會更顯得生氣勃勃。大家談笑一大陣之後，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園大道了。有關他寫回憶錄的事，因?有關人士，全不在場，其他貴客，又全無興趣，在張公和我們歡笑聲中，就留待異日了。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趙夫人的權威與苦惱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御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風流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設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異。尤其是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Playboy，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入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妳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復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台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避這種尷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據劉紹唐告訴我，張公對我也不無微辭。他一直以為我還在埋頭趕寫他的傳記呢。誰知我一句未寫！事實上，這也是個天大的冤枉。張公剛獲自由時，海峽兩岸都曾一度發過張學良熱。史筆如雲的「中央研究院」就曾請過大客，筆者也嘗忝陪末坐，何敢聲張？此外，出版界和新聞界，也曾熱鬧一時。張學良本人這時簡直是個交際花、大明星，被弄昏了頭，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因此筆者手頭現有第一二兩章，也就壓根兒被忘記了。是誰之過耶？這責任就永遠說不清了。

失之東隅，誤於桑榆

　　後來山東來的治中國近代史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曾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研究主題，也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持，我這位退休了的老師，除了提供一點史料之外，也愛莫能助。更可惜的是，張學良將軍在世界史上，原是個大名人，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部門又太複雜了，而張學良先生既對學術界一無所知，又好強不知以為知，再加上個對寫自傳壓根兒就缺乏興趣的夫人，因此張學良自己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對搞漢英雙語的研究，那幾乎就更是不可能的了。這也是他夫妻在歷史上該有的命運吧！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序。因此他認?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漢英雙語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人。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您要把一位世界級的政治人物，訓練得服服貼貼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歸根結柢，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件大事。是福是禍，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件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顧維鈞談少帥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謎。據顧維鈞先生告訴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代表」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情的顧氏告訴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餘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遊，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訴我說：「都?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注】

　　「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祕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他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帳。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一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裡能說得完呢？

　　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幸?感。

二○○三年農曆元旦試寫，元宵節略加改正，於美國新澤西州寓所

笑語燈前老少儒（他序）
──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郭冠英

唐教授：

　　奧運雖未成功，能與您共跑一跑，對我這小選手也算受益匪淺。「笑語燈前老少儒﹂。我若有時間，寫下爭取辦奧運的經過，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份紀錄。

郭冠英【1】

　　唐德剛曾說：「寫一個人的傳，你要比他自己還要了解他。」

　　唐德剛說的是李宗仁，遇到張學良，他當然視此為不世機遇。他要寫本”TheBook”而不是”abook”。

　　可惜，沒寫出來，但在寫的過程中，他比「他自己還了解了他」，了解了一個”aperson”。

　　唐德剛後很感慨的說，張的歷史，多已公布於世，但你我講，就算對，仍只屬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講，才屬第一手。可惜張胡塗，對學術市場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於他性格不成熟，做事衝動，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給弄壞了。

　　唐又說：「我以前沒見張，從歷史資料來評張，見了張，對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個人性格對其行事決策的關係，以前的資料是死的，見了本人才活了起來。張是個愛國者的定論不會改變，但我對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確實要大打折扣。」

　　張學良是一個太子豪傑，李宗仁是一個平民英雄，兩個人都稱副，一是副總統，一是副司令，但張學良不論是少、是副，他幹的卻是大事，雖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務，李宗仁認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幹到正，他仍是蔣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變蔣所劃的局面；而張學良在西安未留片紙隻字，甚至對放蔣條件仍諱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變了蔣的剿共大計，他扭轉了乾坤。他不但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甚至改變了世界的歷史︵唐語︶。

　　李宗仁？沒能改變歷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而已，而這一點，他是比蔣介石高明的。看看蔣身後的假榮實辱，幾無葬身之地，其下場實不如李。

　　李宗仁死後有知，當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後見張學良，張說：「蔣介石就是李宗仁說的那個樣子，一點不錯。」

　　張學良還握了拳說：「馬歇爾說得對：『蔣先生就是抓權不放。』你說不幹了，你還是在那兒幹什麼？李宗仁怎麼做事？」

　　但在九○年代，唐德剛卻沒有這樣的機會，中國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為最有價值的回憶錄。唐德剛是有此自信，若張學良願合作，他可以寫出一本比李傳更好的傳世之作的。可惜張學良本身是個沒常性的人，公子哥兒的脾氣不改。要他隨興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來一天，好好交代回憶其歷史較難。他的理由是他想了會激動，會難過，但他又常會激動的講，沒問他也自個兒講，張根本是個很矛盾的人。如果張被關的五十年中，有個唐德剛與他關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歷史，先不提西安事變最關鍵的那幾點，那應該寫得出本好書，或張到夏威夷去了，與唐德剛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個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年代的台灣，張新放不久，仍有疑懼，加上趙四始終消極，生怕張又從上帝那兒回到人間，張又靜不下心，一有風吹草動，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這件事，是歷史決定了人，又是人決定了歷史，與許多歷史事件都一樣。

　　後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布了張學良後來的口述史料，其中謬誤甚多，做為一個始作俑者，我並沒有幸災樂禍，只有對歷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問我，哥大的資料有無新東西？為了歷史，我希望它有新東西；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沒有新東西。現在證明，有關張學良最主要的東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對唐德剛和我講了。正如台灣《中國時報︾駐美歷史記者林博文所說的，那是對西安事變「最詳盡、最切實、最坦誠」的口述。

　　那真是得來不易，稍縱即逝。果真，機會後來再也沒有回來。這不怪後來的效顰者，要怪張學良胡塗，做事不認真。他這種性格，大大的影響了中國近代史。

識張經過

　　最先，天縱英才，張學良有幸認識了我。我早在七○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見過張學良。王父是台灣立法委員王新衡，與蔣經國、張學良關係很深，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輪流各家吃喝。早年我還把張看成叛臣賊子，對他不甚重視，後讀史才知張的重要。蔣經國逝後，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見張。張見我對他有敬意，對東北事有了解，對我甚喜。一九八九年，我就安排國外歷史學者王冀和吳天威見他，也把相關歷史圖書資料交張，其中有美國加大的傅虹霖寫的《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別指出唐德剛作的「三位一體」序，序對張多肯定，格局甚高，未幾，張學良即向王一方講，若唐德剛來，他願一見，後我知唐到，乃請王一方轉知張，約了第二天，我接示後即電《傳記文學》的劉紹唐社長，問唐在何處，因唐與劉情篤。劉妻說他們到高雄佛光山去了，我電佛光山，劉紹唐接的電話，開口即曰：「是不是漢公有消息了？」因我已向劉紹唐提過張有意見唐之事，我說馬上坐飛機回，明日即見。劉、唐乃即飛回來，第一次在王一方家，只有張、唐、我、王四人。

　　所以，見唐是張主動的，當然，唐視此為不世機緣，非常高興。以後就談了四五次，唐也住在中央新村其岳父吳開先﹝ 國民黨上海社會局長﹞的房子，準備好好做訪談計劃，但張此時剛放鬆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無形的圈子似仍畫在那裡，他也沒找我們談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應付，計劃要如何展開，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尚不知數，但在談時張都是很興致高昂的，反是王一方，有時急著出去，催著我們早點結束，他說：「來日方長，青山在。」如今想來，實在可惜，但如果沒後來那些變化，此事或慢或快，是應能圓滿完成的。

　　第一次談完了，唐德剛就寫了一自傳體的首章。但張說他不要寫傳，只是你問我答﹝這也是矛盾﹞。我們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飯店吃飯談話。趙四都不在，否則她一定打擾。

痛斥上帝

　　張學良常說：「上帝那兒有本帳。」他不願講出來傷人。但他其實很想講，常欲罷不能。經他同意，我錄了音。這部分我在二○○一年張逝世後才公布了。

　　張、唐兩人皆重聽，口音也不同，溝通上有些問題。我像個傳譯，也知要問什麼關鍵問題，什麼時候問，因此三人進行得很順利，王一方也在陪聽著。

　　每次談完了，張還瀟灑的拋下一句：「你們要怎麼寫，我不管。」當然，我們也沒那麼笨，此事仍極保密，但安全局應知張在見唐之事，因為陪張的李震元組長應不會不知。李後來與我很好，也讓我給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兩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張說西安事變是蔣說要用機關槍打學生而逼出來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樹常之子，歷史教授王冀面前講的。他主動，我們沒問。後來在當年的復活節，他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書房中大講。說蔣介石「失敗」、「無雄才」、「喜用特務」、「量窄」、「抓權不放，一句話，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評得很凶。我還去關了書房門，怕特勤組的陪同人員聽見。

　　最重要的是，張終於開口說，是蔣親自答應了不剿共，他才放蔣的，我追問：「是他太太轉告的，還是他親口說的？」張說：「當然，他親自。」「他既然這樣答應了，『你去吧。』那蔣先生也是，當時我不說，現在我可以說，蔣先生後來也真是做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凱悅飯店吃自助餐，故錄得有點吵，當時是蔣緯國說他老哥沒說蔣家不接班的時候。張就說緯國不但「身世不明」，還「身世不清」啊！意指有傳言緯國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侍戴傳賢和蔣介石哥倆，故是誰的種也弄不清了。張說話時還用湯匙在攪咖啡，我看了忍俊不住。

　　到了一九九○年張群為張學良做九十壽，張學良還指名要我和唐德剛參加，叫王一方把請帖給我們。王一方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不幸意外死後，我在他西裝口袋還找到這份張的條子：「給唐德剛、郭冠英、劉紹唐各一份。」

　　做壽完當晚，張即請唐、吳天威、王冀等與賀之教授，在富都聚餐，我們都很高興，想：一件記史的大事終於可以完成了。

　　我還把那幾天的報紙有關張的消息、評論、文章全剪貼了送給張，討其歡喜，結果壞事了，後連那一份精心的剪貼簿也不知所終了。

　　原來是張看了簡報上《中國時報》的報導，說唐德剛在台停留半年，已在為張寫傳，他一看大不悅，加上據說國民黨的老臣秦孝儀、張祖詒都問他：「漢公，你要寫自傳了啊？」張學良乃電王一方，說了他一頓，並要唐德剛寫聲明，沒有寫傳這回事。

　　我接一方電話也很懊惱、惶恐。我想張是太緊張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蔣家也不在了，他要寫什麼誰還管得著？秦、張之語只是招呼而已，並非反對，張卻過慮了。後來我把此點向陪張之李震元組長說，他也持相同看法。何況我覺得寫聲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沒用且不智，但張究竟信我不深，此事之實情與應對他也沒與我討論，我們只得寫了聲明，稿還是我擬的。載於《中國時報》一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編輯先生公鑒：

　　頃閱友人前贈貴報六月一日「張學良口述回憶錄?歷史學家唐德剛洽商撰寫」一則報導，不勝惶汗。親友讀報而函電詢問者亦日有數起。謹不揣冒昧，略上數語，乞為披露，以明原委。德剛於本年春初由於奔岳丈吳開先先生之喪，來台暫住。開公與已故王新衡先生為摯友。而王公又係張學良將軍在大陸時代之舊屬、隱居台灣期間之好友，媒體所謂三張一王是也。以此關係德剛有幸得於王府幾次飲宴中，拜識張學良將軍伉儷。張將軍為人豁達，喜談北洋時代人物，及「老帥」張作霖等之軼事，而德剛嗜史成癖，所以相談甚歡。唯所談只限於「北洋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九一八」以後的歷史張將軍不願談論，而德剛只因交淺不敢問深，亦從未觸及。加以張將軍夫婦篤信基督，認為人生一切，均係上帝安排。國家興亡固然匹夫有責，而個人榮辱窮通，則藐不足道。說故事則有之，寫傳記則無心及之也。夫人意志且更為執著。德剛沉迷史籍，雖覺張公伉儷之聯合決定甚為可惜，然長者的意志，也非後輩所敢拂逆。謹以實況相報。尚乞垂焉。

　　唐德剛謹上　七九．六．一　台北

　　從此張就對我由信轉疑，再不復往日之親，口述也停了。

　　事情是怎麼漏出去的呢？殺君馬者道旁兒，我以為是被劉紹唐說出去了，劉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蘇墱基極好，我以為是蘇叫記者發的消息。後來蘇看到我這樣寫，對我解釋不是他洩出去的，是記者從「中研院近史所」問來的。我想蘇言是真。

　　此事，我想最痛苦的是劉紹唐，他最想要張學良寫傳，《傳記文學》幾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與他這個東北老鄉有關，他也最希望見到唐德剛來寫這篇傳，將來在《傳記文學》連載出書，結果竟被記者搶新聞搶壞了。

　　再後來，我又安排了ＮＨＫ訪問張，此事弄得也不愉快，又要我來善後。

　　一九九一年張去美國，丟下趙四在舊金山，一人跑去紐約，在他的「最愛」蔣士雲﹝貝祖貽妻﹞家中住了三個月。當年生日也是由貝夫人主持。我認為張如此做不好，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批他：

　　溪口一別半世紀，好夢未圓愁夜長，

　　秋後蜢子心猶熱，紐約新巢共黃昏。

　　平生遺憾唯蔣四，舊愛新歡本一人，
老伴有主休回顧，更抱佳人賭幾回。【2】

　　劉紹唐後常說是趙四看到我在紐約拍了唐、張與貝夫人在哈德遜河畔的照片，討厭死我們兩人，做傳之事當然泡湯。以前我還常與劉嘻辯，我說張與貝夫人老相好，趙四又不是不知，怎會以此怪我等？現在才知劉非戲言，是張老五學森對劉紹唐和唐說的。趙四對張去會貝夫人確實痛心，甚至怪罪到家中親戚去迎合張先生者，我與唐當難免池魚之殃。

再起爐灶

　　貝夫人常帶張去紐約上城一家叫「安蒂園」的中餐館吃飯。張之丙，哥大的中文講師，在那兒自我介紹，說哥大學生想聽張言。張學良見胡適、顧維鈞皆出自哥大，對哥大重視，乃去。後張之丙要為他做口述，他認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哥大口述的祖師爺，當代「最活潑深知的歷史學家」﹝李敖語﹞唐德剛已在為他做，竟答應張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譁然。劉紹唐後來一直想挽回此事，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認為至少也應由中研院來寫，又致電張，勸張仍應採前議，交唐來寫，他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寫了一封信給張：

　　關於吾公回憶錄與口述歷史事，本有數語奉陳，因恐交淺言深，又易開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復思之，吾公為國家之人，吾公歷史為國家歷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誠以告，心實難安。

　　關於吾公口述歷史事，真所謂好事多磨，據唐德剛教授言，吾公初抵紐約，彼即洽妥時間，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及過去主持口述歷史之負責人﹝均為彼舊日同事 ﹞，共同邀吾公餐敘，不料打電話至貝宅，貝夫人未詢何事，即言吾公應酬太多，已至鄉間暫住，竟未能直接與吾公通話。德剛兄又因一耳重聽，電話中溝通頗感不便，乃不得不決定另覓機會。……

　　又此事如已經不能挽回，吾人則只有相信一切係屬上帝安排，如尚可挽回，晚仍重複前函所言：「吾公為創造歷史之人，而且是民國史上關鍵人物」，應與國家歷史機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並請唐德剛兄暑假來台進行﹝唐已有數次訪問吾公紀錄﹞，德剛兄﹝紐約市大退休後哥大現聘為客座教授﹞年逾七十，謙謙君子，彼之史學修養，文筆才華，為吾公作口述歷史，實不作第二人想。

　　以後劉還與張捷遷、王鐵漢研商，希勸張改變主意。有次王冀來，張問王冀：「我已答應了哥大，但又有人勸我給中研院寫，一馬不配雙鞍，我為難，你看怎麼辦？」王冀說中研院可考慮。後他們張家還是自己去查證，看到張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權，認為是正牌的，乃決定由張女士寫。

　　張學良大概認為只有外國人會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權恐怖之影響，其實就算交給國民黨做，在一九九○年後的台灣也不會再改史滅史了，何況是中研院，乃就寧予外賊了。

　　我後來不好講話了，再講張家會誤會我和唐德剛是搶不成就來破壞了。事實上張家誤會了。劉紹唐從未說張之丙是假冒，他及許多歷史學者，只是認為由唐或中研院來做，在學術及寫作水準上較好。口述史並不是錄音整理，那只要個聽得懂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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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rdon
/ 台灣台北
2009.03.17看gordon的所有評論
評鑑等級：

3顆星
這本書，一好一壞。

先講好的，觀點新鮮。張學良，西安事變的策劃者，少了他，蔣介石、周恩來、毛澤東、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人，整個中國近代史恐怕會有很大的不同。這樣的人，我們想他是偉人、是心思縝密的人、是有勇有謀的人，結果，都不是，他只是個熱血青年，不小心幹了一件大事，如果沒幹這事兒，他搞不好跟所有的軍閥二代主一樣，沉到歷史深淵不見天日。

再講壞的，前面兩篇序第二篇是郭冠英寫的〈沒錯，你沒看錯，就是那個郭冠英〉，想搞清楚郭是何許人也，他都在幹些甚麼，可以看看這篇序。除此之外，主要內容的部份，因為口述歷史的關係，拉里拉雜講了一大堆，談張學良早年風花雪月的篇幅頗多，就說是《張學良艷史》也行，不過這部份又隱隱晦晦，看完沒有得到滿足。

對張學良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但建議最好對這段歷史做點功課，比較能快速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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