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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

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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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3264316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
遠流
2009年2月27日
140.00  元
HK$ 119
省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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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書系列:唐德剛作品集
* 規格:平裝 / 49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唐德剛作品集


社會科學 > 政治 > 政治人物















  ●隨書附贈珍貴「張學良原音訪談」光碟一張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映,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作者簡介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撰寫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唐德剛
□笑語燈前老少儒──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他序) 郭冠英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六五

  張家發跡前/大帥本是草莽英雄/攪會傳奇/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九五

  少年聰慧/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初露頭角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一○九

  賢妻良母于鳳至/我和趙四/風流而不下流/非常喜歡梁九小姐/很多女朋友/情色男女/葉公超、顧維鈞逸事/這位先生,你怎麼放縱她到這樣子?/馬君武誣我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一三九

  我的帶兵之道/淘氣少帥/用人與待人/豈能隨便給你國家的玩意兒/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意外大捷/郭松齡:寧折不彎/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馮玉祥、徐永昌、傅作義、張發奎/南口軍紀案/張宗昌之死/厭倦了內戰/我就想自個兒逃了/回不了頭的人生路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二○三

  美麗的東北/東三省易幟/誰也休想操縱我/孫傳芳逃之夭夭/閻錫山幹不過我/市長風波/和汪精衛的交往/杜月笙二三事/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墨索里尼小姐/胡漢民:誠實非上策/四維學會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二六七

  三個聲明/家產可拋,國土必討/我的事情就是到三十六歲/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老頭子/放或不放,一念之差/跟周恩來談合作/閻錫山沒入夥/中央被矇了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三○五

  困頓貴州,落腳台灣/我與蔣家父子仨/﹁懺悔錄﹂風波/故舊雜憶/社交記趣/我的孩子們/喜京戲好字畫/我活這麼久,是上帝的恩典!/老來就要張狂/說罵由你,將來發表

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西安事變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三五一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三九一
──序傅虹霖女士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四○三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有序)/四○九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四一九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 兼論今後百年的華語族群/四三五
──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節要

□附錄: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 唐德剛整理初稿
□側記:松花江上 郭采君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唐德剛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 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驚奇和感動。因?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艱苦。何也?因?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分,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升成部長。朱原是陳立夫的副手,現在就變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異。因?我有?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的「幹起來了」!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分,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週,「聽孫科說的」。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宣布此好消息,並要?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台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東亞研究所年輕而有?的所長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他的夫人也是曾經因訪問毛夫人江青,而享譽國際的治中國近代史的專家教授。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東亞研究所」原是研究東亞項目的總機構,更是「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根據地。《李宗仁回憶錄》就是該所主持撰寫的。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學者,擔綱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是個有能力、有作?的青年教授,兼哥大東亞所所長,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紐約之會的陰錯陽差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裡。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社區?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裡,我就向他說出,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部,有意邀請他談談合作寫傳的事。張公聞之大?興奮,他說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貝夫人負責安排。回家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黎安友。黎立刻就選了幾個酒會的日期,讓張公選擇。黎再加約幾位哥大當局,大家見見面。第一次的酒會和餐會,由我做東,大家談出個眉目之後,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請,並簽訂合約,正式開工。

  此我就通知貝夫人,約好了日期,並在敝寓鄰近選擇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館,定下七百多元一桌,該館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我知道,張少帥在戰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銀元一頓。我那時是個中學生,我所繳納的伙食費是三十塊銀元一學期。年前他在台北請我吃飯,四人一席,加上特訂餐廳,據說所費亦在五百美元上下)。但是現在紐約做不到那麼好的中國酒席,就只好請少帥委屈點了。

  約期前三日,我就打電話提醒貝夫人一下,到期我會親自開車來接。先到我家來一個閒談的酒會,酒後再去餐館用餐。誰知貝夫人竟然輕鬆地說:「漢公走了呀。」

我說,「我們不是約好的嗎?」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兒去?」我再問。
「到Florida去了哎。」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必要地再問一聲。
「他不回紐約了。」她說,「直接回台灣去。」

  這對我真是五雷轟頂,但是我對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九十歲的老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這席大客,請不請了呢?照請,那對其他的客人,也太尷尬了。宴會撤銷,對我自己也太尷尬了。不得已我乃打電話,把這一尷尬的情形,告訴老友黎安友教授,並商量如何收場。黎倒頗能理解,我乃把這桌大餐,臨時取消了,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誰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紐約街頭,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國學生,現在紐約一家華人教堂做牧師。他正在找我,並說他要請我吃飯。因?張學良將軍每個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禮拜。他要約我同張見見面,因?他知道我對張有很大的興趣--在課堂裡曾說得很起勁嘛。

  他這一邀請,真使我再來個五雷轟頂。回來後,我便立刻向貝夫人打電話,問她?什麼說不實之辭。貝太太說,邀請少帥的人太多了,怕他身體吃不消,所以就藉口辭掉一切應酬。我要求與漢公直接通話,張公拿起電話就說:「德剛,你不是要請我吃飯嗎?我在等你邀請呢!」

  聽到張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車癟了胎似的,大歎一口氣,從何說起呢!

哎,你還會開倒車

  最後我們再重新約過。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晚,在原餐館,定了原樣的酒席。我又擬重掛電話給黎安友,一切照原計劃進行。不幸這時已是五月底,暑假開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職員,都各有個人計劃,分別離校他去了。所幸原訂客人中袁家騮、吳健雄伉儷,和張公六十年前的舊識劉廷芳先生及他的兒子劉國榮,還可應約前來。其他的客人,就只是些與張少帥有鄉誼戚誼的晚輩了。

  這時原在採訪張氏新聞的小郭,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帶了部攝錄機,也適時趕到,我就請他做攝影師,參加宴會。我開車,他照相,我們適時趕到紐約公園大道,接了張少帥和貝夫人,同來敝寓,先喝點冷飲,再同往餐館參加晚宴。張公在敝寓酒會之後,我們就直奔餐館了。

  當我車抵餐館門前時,剛好有個停車車位,這時坐在後座的少帥就準備下車了。我請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車停好,再請他下車。車停好了,少帥忽然側身問我說:「德剛,你還會『倒車』?」說得幾位在街邊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們都聽說,少帥會開汽車嘛,如今倒車有什麼可以驚訝的呢?

  後來我才告訴那幾位好奇的朋友說,張氏當年所開的汽車,是三○年代的汽車呀。那時的汽車可麻煩了,倒車要兩手兩足,四肢齊動!哪像諸位現時的寶車,倒車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帥那時是位闊公子、美少年,開車不用考執照,下車不用自己「泊」,交給車夫就是了,還用擔心開倒車?

  傳說中的張少帥,也曾親自開飛機,並曾帶著位義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今北京)天空?翔;又說他在「西安事變」前,在一九三六年夏某日,他曾親自開飛機去延安(或保安),與周恩來祕密會談,奠定了共張之間的「聯合陣線」,云云。大致都是類似的想像之辭。

十年一變,和五十年不變

  朋友們了解嗎?近現代中國是十年一變的,兩三變之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可憐我們的少帥,就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坐了五十年不變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幾乎也五十年未變。一旦走出牢門,這大變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脫節了。就以男女關係來說吧,風流少帥當年,身邊真是姬妾成隊,美女如雲,要啥有啥,誰敢不聽少帥的指揮?可是五十年之後,就只剩下老太太,趙夫人一人了。如今飲食起居,安內攘外,一切都得聽夫人的話了。

  「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還是讓我的。」漢公不免有時還在吹牛。

  「平時不發脾氣呢?」我嬉皮笑臉地問他。

  「那當然都由太太做主。」漢公誠懇地說。

  時代畢竟變了。您縱是坐牢,個人生活方式,也得隨時代慢慢地改變噢。趙夫人也曾告訴我說:「要不是他被蔣關起來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這顯然也是趙夫人的由衷之言。

  這晚這個「張作霖的兒子」興致特別好,在餐會上講了許多有關男女關係的笑話。把個一向端莊肅穆的「袁世凱的孫子」和孫媳,都笑得前仰後合。使這場酒會和餐會更顯得生氣勃勃。大家談笑一大陣之後,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園大道了。有關他寫回憶錄的事,因?有關人士,全不在場,其他貴客,又全無興趣,在張公和我們歡笑聲中,就留待異日了。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趙夫人的權威與苦惱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御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風流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設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異。尤其是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Playboy,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入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妳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復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台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避這種尷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據劉紹唐告訴我,張公對我也不無微辭。他一直以為我還在埋頭趕寫他的傳記呢。誰知我一句未寫!事實上,這也是個天大的冤枉。張公剛獲自由時,海峽兩岸都曾一度發過張學良熱。史筆如雲的「中央研究院」就曾請過大客,筆者也嘗忝陪末坐,何敢聲張?此外,出版界和新聞界,也曾熱鬧一時。張學良本人這時簡直是個交際花、大明星,被弄昏了頭,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因此筆者手頭現有第一二兩章,也就壓根兒被忘記了。是誰之過耶?這責任就永遠說不清了。

失之東隅,誤於桑榆

  後來山東來的治中國近代史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曾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研究主題,也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持,我這位退休了的老師,除了提供一點史料之外,也愛莫能助。更可惜的是,張學良將軍在世界史上,原是個大名人,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部門又太複雜了,而張學良先生既對學術界一無所知,又好強不知以為知,再加上個對寫自傳壓根兒就缺乏興趣的夫人,因此張學良自己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對搞漢英雙語的研究,那幾乎就更是不可能的了。這也是他夫妻在歷史上該有的命運吧!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序。因此他認?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漢英雙語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人。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您要把一位世界級的政治人物,訓練得服服貼貼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歸根結柢,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件大事。是福是禍,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件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顧維鈞談少帥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謎。據顧維鈞先生告訴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代表」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情的顧氏告訴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餘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遊,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訴我說:「都?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注】

  「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祕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他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帳。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一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裡能說得完呢?

  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幸?感。

二○○三年農曆元旦試寫,元宵節略加改正,於美國新澤西州寓所

笑語燈前老少儒(他序)
──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郭冠英

唐教授:

  奧運雖未成功,能與您共跑一跑,對我這小選手也算受益匪淺。「笑語燈前老少儒﹂。我若有時間,寫下爭取辦奧運的經過,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份紀錄。

郭冠英【1】

  唐德剛曾說:「寫一個人的傳,你要比他自己還要了解他。」

  唐德剛說的是李宗仁,遇到張學良,他當然視此為不世機遇。他要寫本”TheBook”而不是”abook”。

  可惜,沒寫出來,但在寫的過程中,他比「他自己還了解了他」,了解了一個”aperson”。

  唐德剛後很感慨的說,張的歷史,多已公布於世,但你我講,就算對,仍只屬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講,才屬第一手。可惜張胡塗,對學術市場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於他性格不成熟,做事衝動,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給弄壞了。

  唐又說:「我以前沒見張,從歷史資料來評張,見了張,對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個人性格對其行事決策的關係,以前的資料是死的,見了本人才活了起來。張是個愛國者的定論不會改變,但我對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確實要大打折扣。」

  張學良是一個太子豪傑,李宗仁是一個平民英雄,兩個人都稱副,一是副總統,一是副司令,但張學良不論是少、是副,他幹的卻是大事,雖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務,李宗仁認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幹到正,他仍是蔣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變蔣所劃的局面;而張學良在西安未留片紙隻字,甚至對放蔣條件仍諱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變了蔣的剿共大計,他扭轉了乾坤。他不但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甚至改變了世界的歷史︵唐語︶。

  李宗仁?沒能改變歷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而已,而這一點,他是比蔣介石高明的。看看蔣身後的假榮實辱,幾無葬身之地,其下場實不如李。

  李宗仁死後有知,當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後見張學良,張說:「蔣介石就是李宗仁說的那個樣子,一點不錯。」

  張學良還握了拳說:「馬歇爾說得對:『蔣先生就是抓權不放。』你說不幹了,你還是在那兒幹什麼?李宗仁怎麼做事?」

  但在九○年代,唐德剛卻沒有這樣的機會,中國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為最有價值的回憶錄。唐德剛是有此自信,若張學良願合作,他可以寫出一本比李傳更好的傳世之作的。可惜張學良本身是個沒常性的人,公子哥兒的脾氣不改。要他隨興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來一天,好好交代回憶其歷史較難。他的理由是他想了會激動,會難過,但他又常會激動的講,沒問他也自個兒講,張根本是個很矛盾的人。如果張被關的五十年中,有個唐德剛與他關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歷史,先不提西安事變最關鍵的那幾點,那應該寫得出本好書,或張到夏威夷去了,與唐德剛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個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年代的台灣,張新放不久,仍有疑懼,加上趙四始終消極,生怕張又從上帝那兒回到人間,張又靜不下心,一有風吹草動,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這件事,是歷史決定了人,又是人決定了歷史,與許多歷史事件都一樣。

  後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布了張學良後來的口述史料,其中謬誤甚多,做為一個始作俑者,我並沒有幸災樂禍,只有對歷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問我,哥大的資料有無新東西?為了歷史,我希望它有新東西;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沒有新東西。現在證明,有關張學良最主要的東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對唐德剛和我講了。正如台灣《中國時報︾駐美歷史記者林博文所說的,那是對西安事變「最詳盡、最切實、最坦誠」的口述。

  那真是得來不易,稍縱即逝。果真,機會後來再也沒有回來。這不怪後來的效顰者,要怪張學良胡塗,做事不認真。他這種性格,大大的影響了中國近代史。

識張經過

  最先,天縱英才,張學良有幸認識了我。我早在七○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見過張學良。王父是台灣立法委員王新衡,與蔣經國、張學良關係很深,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輪流各家吃喝。早年我還把張看成叛臣賊子,對他不甚重視,後讀史才知張的重要。蔣經國逝後,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見張。張見我對他有敬意,對東北事有了解,對我甚喜。一九八九年,我就安排國外歷史學者王冀和吳天威見他,也把相關歷史圖書資料交張,其中有美國加大的傅虹霖寫的《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別指出唐德剛作的「三位一體」序,序對張多肯定,格局甚高,未幾,張學良即向王一方講,若唐德剛來,他願一見,後我知唐到,乃請王一方轉知張,約了第二天,我接示後即電《傳記文學》的劉紹唐社長,問唐在何處,因唐與劉情篤。劉妻說他們到高雄佛光山去了,我電佛光山,劉紹唐接的電話,開口即曰:「是不是漢公有消息了?」因我已向劉紹唐提過張有意見唐之事,我說馬上坐飛機回,明日即見。劉、唐乃即飛回來,第一次在王一方家,只有張、唐、我、王四人。

  所以,見唐是張主動的,當然,唐視此為不世機緣,非常高興。以後就談了四五次,唐也住在中央新村其岳父吳開先﹝ 國民黨上海社會局長﹞的房子,準備好好做訪談計劃,但張此時剛放鬆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無形的圈子似仍畫在那裡,他也沒找我們談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應付,計劃要如何展開,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尚不知數,但在談時張都是很興致高昂的,反是王一方,有時急著出去,催著我們早點結束,他說:「來日方長,青山在。」如今想來,實在可惜,但如果沒後來那些變化,此事或慢或快,是應能圓滿完成的。

  第一次談完了,唐德剛就寫了一自傳體的首章。但張說他不要寫傳,只是你問我答﹝這也是矛盾﹞。我們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飯店吃飯談話。趙四都不在,否則她一定打擾。

痛斥上帝

  張學良常說:「上帝那兒有本帳。」他不願講出來傷人。但他其實很想講,常欲罷不能。經他同意,我錄了音。這部分我在二○○一年張逝世後才公布了。

  張、唐兩人皆重聽,口音也不同,溝通上有些問題。我像個傳譯,也知要問什麼關鍵問題,什麼時候問,因此三人進行得很順利,王一方也在陪聽著。

  每次談完了,張還瀟灑的拋下一句:「你們要怎麼寫,我不管。」當然,我們也沒那麼笨,此事仍極保密,但安全局應知張在見唐之事,因為陪張的李震元組長應不會不知。李後來與我很好,也讓我給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兩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張說西安事變是蔣說要用機關槍打學生而逼出來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樹常之子,歷史教授王冀面前講的。他主動,我們沒問。後來在當年的復活節,他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書房中大講。說蔣介石「失敗」、「無雄才」、「喜用特務」、「量窄」、「抓權不放,一句話,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評得很凶。我還去關了書房門,怕特勤組的陪同人員聽見。

  最重要的是,張終於開口說,是蔣親自答應了不剿共,他才放蔣的,我追問:「是他太太轉告的,還是他親口說的?」張說:「當然,他親自。」「他既然這樣答應了,『你去吧。』那蔣先生也是,當時我不說,現在我可以說,蔣先生後來也真是做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凱悅飯店吃自助餐,故錄得有點吵,當時是蔣緯國說他老哥沒說蔣家不接班的時候。張就說緯國不但「身世不明」,還「身世不清」啊!意指有傳言緯國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侍戴傳賢和蔣介石哥倆,故是誰的種也弄不清了。張說話時還用湯匙在攪咖啡,我看了忍俊不住。

  到了一九九○年張群為張學良做九十壽,張學良還指名要我和唐德剛參加,叫王一方把請帖給我們。王一方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不幸意外死後,我在他西裝口袋還找到這份張的條子:「給唐德剛、郭冠英、劉紹唐各一份。」

  做壽完當晚,張即請唐、吳天威、王冀等與賀之教授,在富都聚餐,我們都很高興,想:一件記史的大事終於可以完成了。

  我還把那幾天的報紙有關張的消息、評論、文章全剪貼了送給張,討其歡喜,結果壞事了,後連那一份精心的剪貼簿也不知所終了。

  原來是張看了簡報上《中國時報》的報導,說唐德剛在台停留半年,已在為張寫傳,他一看大不悅,加上據說國民黨的老臣秦孝儀、張祖詒都問他:「漢公,你要寫自傳了啊?」張學良乃電王一方,說了他一頓,並要唐德剛寫聲明,沒有寫傳這回事。

  我接一方電話也很懊惱、惶恐。我想張是太緊張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蔣家也不在了,他要寫什麼誰還管得著?秦、張之語只是招呼而已,並非反對,張卻過慮了。後來我把此點向陪張之李震元組長說,他也持相同看法。何況我覺得寫聲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沒用且不智,但張究竟信我不深,此事之實情與應對他也沒與我討論,我們只得寫了聲明,稿還是我擬的。載於《中國時報》一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編輯先生公鑒:

  頃閱友人前贈貴報六月一日「張學良口述回憶錄?歷史學家唐德剛洽商撰寫」一則報導,不勝惶汗。親友讀報而函電詢問者亦日有數起。謹不揣冒昧,略上數語,乞為披露,以明原委。德剛於本年春初由於奔岳丈吳開先先生之喪,來台暫住。開公與已故王新衡先生為摯友。而王公又係張學良將軍在大陸時代之舊屬、隱居台灣期間之好友,媒體所謂三張一王是也。以此關係德剛有幸得於王府幾次飲宴中,拜識張學良將軍伉儷。張將軍為人豁達,喜談北洋時代人物,及「老帥」張作霖等之軼事,而德剛嗜史成癖,所以相談甚歡。唯所談只限於「北洋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九一八」以後的歷史張將軍不願談論,而德剛只因交淺不敢問深,亦從未觸及。加以張將軍夫婦篤信基督,認為人生一切,均係上帝安排。國家興亡固然匹夫有責,而個人榮辱窮通,則藐不足道。說故事則有之,寫傳記則無心及之也。夫人意志且更為執著。德剛沉迷史籍,雖覺張公伉儷之聯合決定甚為可惜,然長者的意志,也非後輩所敢拂逆。謹以實況相報。尚乞垂焉。

  唐德剛謹上 七九.六.一 台北

  從此張就對我由信轉疑,再不復往日之親,口述也停了。

  事情是怎麼漏出去的呢?殺君馬者道旁兒,我以為是被劉紹唐說出去了,劉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蘇墱基極好,我以為是蘇叫記者發的消息。後來蘇看到我這樣寫,對我解釋不是他洩出去的,是記者從「中研院近史所」問來的。我想蘇言是真。

  此事,我想最痛苦的是劉紹唐,他最想要張學良寫傳,《傳記文學》幾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與他這個東北老鄉有關,他也最希望見到唐德剛來寫這篇傳,將來在《傳記文學》連載出書,結果竟被記者搶新聞搶壞了。

  再後來,我又安排了NHK訪問張,此事弄得也不愉快,又要我來善後。

  一九九一年張去美國,丟下趙四在舊金山,一人跑去紐約,在他的「最愛」蔣士雲﹝貝祖貽妻﹞家中住了三個月。當年生日也是由貝夫人主持。我認為張如此做不好,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批他:

  溪口一別半世紀,好夢未圓愁夜長,

  秋後蜢子心猶熱,紐約新巢共黃昏。

  平生遺憾唯蔣四,舊愛新歡本一人,
老伴有主休回顧,更抱佳人賭幾回。【2】

  劉紹唐後常說是趙四看到我在紐約拍了唐、張與貝夫人在哈德遜河畔的照片,討厭死我們兩人,做傳之事當然泡湯。以前我還常與劉嘻辯,我說張與貝夫人老相好,趙四又不是不知,怎會以此怪我等?現在才知劉非戲言,是張老五學森對劉紹唐和唐說的。趙四對張去會貝夫人確實痛心,甚至怪罪到家中親戚去迎合張先生者,我與唐當難免池魚之殃。

再起爐灶

  貝夫人常帶張去紐約上城一家叫「安蒂園」的中餐館吃飯。張之丙,哥大的中文講師,在那兒自我介紹,說哥大學生想聽張言。張學良見胡適、顧維鈞皆出自哥大,對哥大重視,乃去。後張之丙要為他做口述,他認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哥大口述的祖師爺,當代「最活潑深知的歷史學家」﹝李敖語﹞唐德剛已在為他做,竟答應張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譁然。劉紹唐後來一直想挽回此事,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認為至少也應由中研院來寫,又致電張,勸張仍應採前議,交唐來寫,他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寫了一封信給張:

  關於吾公回憶錄與口述歷史事,本有數語奉陳,因恐交淺言深,又易開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復思之,吾公為國家之人,吾公歷史為國家歷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誠以告,心實難安。

  關於吾公口述歷史事,真所謂好事多磨,據唐德剛教授言,吾公初抵紐約,彼即洽妥時間,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及過去主持口述歷史之負責人﹝均為彼舊日同事 ﹞,共同邀吾公餐敘,不料打電話至貝宅,貝夫人未詢何事,即言吾公應酬太多,已至鄉間暫住,竟未能直接與吾公通話。德剛兄又因一耳重聽,電話中溝通頗感不便,乃不得不決定另覓機會。……

  又此事如已經不能挽回,吾人則只有相信一切係屬上帝安排,如尚可挽回,晚仍重複前函所言:「吾公為創造歷史之人,而且是民國史上關鍵人物」,應與國家歷史機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並請唐德剛兄暑假來台進行﹝唐已有數次訪問吾公紀錄﹞,德剛兄﹝紐約市大退休後哥大現聘為客座教授﹞年逾七十,謙謙君子,彼之史學修養,文筆才華,為吾公作口述歷史,實不作第二人想。

  以後劉還與張捷遷、王鐵漢研商,希勸張改變主意。有次王冀來,張問王冀:「我已答應了哥大,但又有人勸我給中研院寫,一馬不配雙鞍,我為難,你看怎麼辦?」王冀說中研院可考慮。後他們張家還是自己去查證,看到張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權,認為是正牌的,乃決定由張女士寫。

  張學良大概認為只有外國人會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權恐怖之影響,其實就算交給國民黨做,在一九九○年後的台灣也不會再改史滅史了,何況是中研院,乃就寧予外賊了。

  我後來不好講話了,再講張家會誤會我和唐德剛是搶不成就來破壞了。事實上張家誤會了。劉紹唐從未說張之丙是假冒,他及許多歷史學者,只是認為由唐或中研院來做,在學術及寫作水準上較好。口述史並不是錄音整理,那只要個聽得懂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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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寫書評

1.
gordon
/ 台灣台北
2009.03.17看gordon的所有評論
評鑑等級:

3顆星
這本書,一好一壞。

先講好的,觀點新鮮。張學良,西安事變的策劃者,少了他,蔣介石、周恩來、毛澤東、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人,整個中國近代史恐怕會有很大的不同。這樣的人,我們想他是偉人、是心思縝密的人、是有勇有謀的人,結果,都不是,他只是個熱血青年,不小心幹了一件大事,如果沒幹這事兒,他搞不好跟所有的軍閥二代主一樣,沉到歷史深淵不見天日。

再講壞的,前面兩篇序第二篇是郭冠英寫的〈沒錯,你沒看錯,就是那個郭冠英〉,想搞清楚郭是何許人也,他都在幹些甚麼,可以看看這篇序。除此之外,主要內容的部份,因為口述歷史的關係,拉里拉雜講了一大堆,談張學良早年風花雪月的篇幅頗多,就說是《張學良艷史》也行,不過這部份又隱隱晦晦,看完沒有得到滿足。

對張學良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但建議最好對這段歷史做點功課,比較能快速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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